A Fast Detection Method of Network Crime Based on User Portrait

In order to quickly and accurately find the implementer of the network crime,based on the user portrait technology,a rapid detection method for users with abnormal behaviors is proposed.This method needs to construct the abnormal behavior rule base on various kinds of abnormal behaviors in advance,and construct the user portrait including basic attribute tags,behavior attribute tags and abnormal behavior similarity tags for network users who have abnormal behaviors.When a network crime occurs,firstly get the corresponding tag values in all user portraits according to the category of the network crime.Then,use the Naive Bayesian method matching each user portrait,to quickly locate the most likely network criminal suspects.In the case that no suspect is found,all users are audited comprehensively through matching abnormal behavior rule base.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the accuracy rate of using this method for fast detection of network crimes is 95.9%,and the audit time is shortened to 1/35 of that of the conventional behavior audit method.

中国拐卖儿童犯罪活动网络时空演变及形成机制——基于寻亲成功案例的分析

拐卖儿童犯罪活动屡禁不绝,给家庭和社会带来诸多负效应,打击拐卖儿童犯罪活动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权益保障意义重大。以“宝贝回家”公益平台数据资料为研究样本,借助GIS空间分析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讨中国拐卖儿童犯罪活动网络时空演变与形成机制。结果表明:(1)在时序演变上,1978—2020年中国拐卖儿童犯罪活动呈现“中段高发、两端低发”的倒V形态势,于1989年达到峰值后逐步回落。(2)在网络拓扑上,拐卖儿童犯罪活动网络总体规模先增后降,网络结构日趋疏松、联系强度与通达性降低,网络核心由豫、闽等中东部地区向川、黔等西南地区转移,买方、卖方市场分化显著。(3)在空间演化上,犯罪活动集中于胡焕庸线东南部,拐卖男童南方高于北方;犯罪活动空间分布格局重心转移显著,拐出高值区趋向于西南地区,拐入高值区多为中东部地区;贩运路径由“数地高发”转向“全国频发”后逐渐萎缩,跨省与省内贩运现象并存;犯罪网络形成了4个以滇-粤-桂-冀贩运社团为主导的犯罪社团,内部联系紧密,呈现地理邻近性与跳跃性并存的区位特征。(4)在形成机制上,网络节点、网络联系、网络社团3个层面对拐卖儿童犯罪活动的影响逐级递进,且受多因素影响,具有波动性、阶段性和地域性特征。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定性之探讨

现有帮信罪定性观点均以共犯理论为依托,但无论正犯说、共犯说抑或并合说,均无法对司法解释中通常属于共犯、例外属于正犯的双重属性界定予以兼顾,因此唯有摆脱共犯理论方能实现帮信罪的准确定性。误用共犯理论的原因在于帮信罪共犯型的犯罪构成,而为帮信罪赋予独立的犯罪构成资格即可在理论纠偏的同时实现其准确定性。“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作为帮信罪条文中共犯特征的标志性表述,为其给予独立的构成要件要素定位即可赋予帮信罪独立的犯罪构成资格,且“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只得视为帮信罪客观情状。由此,帮信罪得以实现当然的正犯定性。

刑事抽样证明扩张适用的风险及防控

为应对网络犯罪海量证据运用与罪量证明难题,司法解释扩张了刑事抽样证明的适用范围。这种扩张适用主要表现为从法定的特殊犯罪拓展为具有海量证据的犯罪,从实物证据扩张至部分言词证据,从控诉方延伸至辩护方。然而,在相关规则尚不完备的情况下,易出现过度减轻控诉方的证明义务,不当加重辩护方的辩护负担,大幅增加审判方的裁判错误等风险。鉴此,应系统建构风险防控的技术与法律机制。在技术方面,抽样总体满足数量与同质性要求,抽样样本量采用数量和比例相结合的判定标准,抽样方法应当具有可靠性。在法律方面,建立健全刑事抽样证明适用必要性的司法审查机制,明确规定刑事抽样证明主体的抽样开示义务,严格要求刑事抽样证明必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标准。

帮信罪与拒履网安义务罪适用差异研究——以刑法网络治理模式为视角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司法案件数量和学术讨论热度远超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教义学分析无法充分解释二罪差异。实证分析二罪理论文献及司法解释文件,发现国家对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的网络治理效能抱有期待。适当转变司法治理思维,减少直接性控制,承认社会个体治理能力,建立“共建共享公治”的多元网络治理格局,既符合我国的社会发展趋势也具备政策基础。多元治理利于调动网络安全管理义务人网络专长,及时处理信息。即使无法完全采取多元治理模式,也应对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体系突破进行限缩,防止其持续膨胀。

网络暴力刑法规制的信息传播犯罪模式

网络暴力作为一种“社交网络恐怖主义”,已严重污染网络空间的生态环境。刑法领域对网络暴力的规制,存在着网络话语替代规范话语、无形暴力等价有形暴力的趋势,这一趋势有自相矛盾和泛化因果关系的问题。从认识论、传播学和实践论等视角,甄别网络暴力的(人身)攻击性不法信息肆意传播的本质,可为网络话语寻找规范依据。基于此,可以验证专设“网络暴力罪”的治理模式并不妥当。在既有刑法体系下,应当塑造网络暴力的信息传播犯罪规制模式,分别从网络暴力的信息制作者、信息传播者和传播辅助者等视角,贯彻网络暴力信息传播犯罪规制模式的实施方案。对于网络暴力行为的入罪标准,不宜坚守纯粹形式化的传播次数标准,应当坚守形式与实质并存的法益侵害程度标准,并以实质的“可控性”标准作为划定法益侵害程度的标尺。

双层区分制对网络犯罪帮助行为认定的纠偏与重构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在规范属性的界定问题上存在悖论,且章节设置不尽合理,在“口袋罪”倾向日趋严重的现实情况下,理应限缩适用甚至非必要不适用《刑法》第287条之二。通过双层区分制将网络犯罪帮助行为认定为共同犯罪,符合我国刑法的现行体例,在维护共犯从属性对构成要件定型意义的同时,也妥当处理了网络犯罪帮助行为法益侵害严重程度升格的现象。作为对《刑法》第287条之二的纠偏,双层区分制在犯罪事实无法查明等定罪问题、主犯与从犯难以确定等量刑问题上均能有效应对,是回应认定网络犯罪帮助行为实践难题的合理路径。

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之界分

当前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适用量大幅上升。引发这一趋势的原因之一在于司法实践未能妥善区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目前学界有关上述两罪名的区分标准存在时间标准说、构成要件说、查证程度说三种理论学说,这三种学说均只关注了两罪在某一方面的差异,并仅针对特定方面提出区分标准,难以解决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区分问题。要实现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有效界分,需坚持以符合构成要件作为形式标准,以罪名保护法益为实质标准,以主客观相统一为评价标准,并以疑罪唯轻原则为证明标准的综合区分标准。

网络犯罪防治中的轻罪扩张及其限度

网络犯罪的防治目标导致刑法不断扩张。当前最为典型的问题是如何理性认识并调适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防治功能及其限度。在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起诉人数爆发式增长的背景下,应当认为本罪的出台和适用基本符合刑事正义,但需要做出一定的调适。其一,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司法基本符合罪刑法定原则,被帮助的行为类型属于刑法上规定的行为类型即可,这平衡了应对网络社会风险和满足公民可预见性的需求,是在网络空间中贯彻罪刑法定原则的最新趋势。其二,根据罪刑相当理念,从一重罪论处不应当仅仅看重可能判处的刑罚,还应当考虑罪名标签是否适当、全面评价了帮助行为的性质和危害。在帮助多种犯罪行为类型时,认定为本罪更加适当、全面,但可能需要法定刑幅度的增设与匹配。其三,在程序正义上,客观罪量和主观“明知”可以通过严格的程序得以确认,但在打击“两卡”犯罪导致案件“井喷”的态势下,需要调适“两卡”犯罪线下帮助行为的入罪标准。

网络越轨行为:整合性归因与治理机制

网络越轨行为本质上是一种违反规范的行为,由“个体-社会失范化”“中介催化”“机会选择与利用”三阶段演进而成。三阶段之间的递进转化取决于社会失范、亚文化、自我控制、心理特权、紧张理论、差别交往和理性选择等七个要素的相互作用。鉴于此,应推动网络法治建设、培育网络道德伦理,构建治理网络越轨行为的基础机制,以预防个体-社会失范化的发生;加强网络技术规制,优化网络越轨行为的打击机制,以减少中介催化的形成;倡导多元协同治理,完善网络越轨行为的防范机制,以严控犯罪机会的影响。

帮信罪中广告推广行为的辨析与实践认定

《刑法修正案(九)》增加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规定在“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的情况下,通过技术支持、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方式为其犯罪活动提供帮助的行为。“广告推广”行为属于该罪客观行为表现之一。通过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并梳理了广告推广型帮信罪认定的情形,提出广告推广型帮信罪认定的困境包括主观“明知”认定标准有待进一步厘清、客观行为范围相对模糊、外围犯罪与核心犯罪关联度低,延伸司法职能不充分等。在此基础上探索广告推广型帮信罪认定的路径并提出:应当全面准确把握“明知”标准,厘定广告推广行为的边界,综合打击外围犯罪与核心犯罪,以检察建议践行能动司法理念等解决路径,希冀为司法实践中广告推广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辨析与认定提供参考。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区分标准

帮信罪与掩隐罪危害行为竞合、侵害法益交叠、历史沿革相继,具有高度相似性。帮信罪案件数量急剧上升引发“口袋罪”担忧,学界主张以掩隐罪分流处置,亦契合掩隐罪作为洗钱犯罪适度扩张趋势。帮信罪与掩隐罪区分理论包括时间节点、客观行为、主观认识、犯罪对象、查证程度区别说。经过实践检验,时间节点区别说因无法达成两罪区分目的被排除,客观行为区别说衍生出三个判断要素与犯罪对象区别说、主观认识区别说、查证程度区别说相呼应,最终形成以客观行为为统摄,主要侵害法益、主客观相一致、罪责刑相适应三位一体区分原则,三者形成层层递进规则为帮信罪与掩隐罪区分供给标准。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从属性否定与独立性证成——基于规范论的立场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在“帮助”的帮助下,案件量急速膨胀,出现向“口袋罪”发展的倾向。其根源在于从属性学说的魅惑,致使该罪在明知的认定和责任的归属上不断泛化。而学界基于共犯理论立场的解读,不仅无法解决此罪的泛化问题,反而进一步加剧此罪的口袋化危机。故需要对该罪进行从属性祛魅,实现从存在论向规范论的立场转换,在规范违反说的理论体系下指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行为的独立性,并经由义务犯理论,强化此类行为的规范违反性,以实现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独立性证成。

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定性的一般原则

司法实践中存在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定性过于宽泛的倾向,没有厘清电信网络盗窃、普通诈骗与电信网络诈骗之间的界限。电信网络诈骗首先应当构成诈骗罪,不能片面关注技术手段相关情节而忽视诈骗罪的基础属性。把所有使用电信网络技术手段的诈骗都认定为电信网络诈骗,是对司法解释的误读,也不符合从重处罚的一般原理。面向不特定多数人实施是电信网络诈骗的本质属性,应当依据技术手段的作用大小、被害群体是否具有特定性等相关情节和报应及预防的必要性等因素综合评估案件的社会危害性,最终实现电信网络诈骗的准确定性。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发展趋势及侦查治理路径

多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国家持续推动相关立法工作的开展,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治理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得到了生动的诠释。但是,反诈工作任重而道远,溯源治理、综合治理的执法任务仍然艰巨。本文分析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的发展趋势,发现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具有交易诈骗与交易纠纷难辨别、信息公开隐患难除、诈骗阻断与反阻断对抗加剧、境外大型犯罪集团正在形成的发展趋势和治理困境,在总结经验和提出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提升犯罪预测预警能力、完善法律制度体系、优化个人信息管理机制、促进全球共同治理等侦查对策与治理途径,以此来提高侦查效率,提升治理效果。

电信网络诈骗中罪名认定争议及其教义学应对

对近五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判决书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该种犯罪的罪名认定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关联犯罪上下扩散、罪名群内部认定混乱、帮助行为定性分歧等问题,而这主要是由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法益、行为要件、既遂标准的不明确所引发。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侵犯的法益具有复合性,即在财产法益之外还有网络公共秩序法益。法益复合性决定了单以诈骗罪无法完整地评价电信网络的诈骗行为,既有的司法解释忽视了电信网络诈骗在行为方式上的特殊性,采用拟制方式将其纳入诈骗罪评价范围考量,导致司法人员在罪名适用时无所适从。因此,必须通过教义学的途径明确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上下游关联行为的罪名归属,从而妥善解决司法适用中的难题。

网络透明化管理的定位与修正

过度网络透明化管理不仅导致网络社会公域的无限扩张,消解人的个性发展,而且带来新的网络个人信息犯罪风险。应实行有限的匿名治理制度,重构虚拟社会公私域的界限,以消除过度透明化管理与信息犯罪的啮合。基于有限匿名的思路,建立统一的网络身份认证系统,明晰当前信息犯罪规制体系的保护对象,并对信息类犯罪进行分类分级治理,实现维护网络安全与人权保障的平衡。

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脚本分析及干预对策

近年来,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形势十分严峻,该类犯罪具有犯罪组织严密、犯罪手段隐蔽性强、链条化运作和涉案者年轻化等特点。以2018年至2021年中国裁判文书网上61例冒充公检法式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信息公开案件为样本,归纳分析冒充公检法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的犯罪脚本。通过对犯罪脚本准备阶段、事前阶段、实施阶段和事后阶段等四个阶段的分析,发现当前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治理仍存在年轻人易轻信诱惑、出入境管控仍存在漏洞、“两卡”问题突出等多个薄弱环节,导致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高发。通过脚本分析设计情境干预措施,引导年轻人树立正确就业观,加强出入境管控力度,加强“两卡”问题监管,实现对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的有效治理。

网络洗钱犯罪的侦查困境及其治理路径

目前,网络洗钱犯罪主要利用银行网络、虚拟货币、电商平台等方式来实现洗钱目的,具有极强的隐蔽性、跨地域性,且犯罪成本低、分工明确等特点,这为网络洗钱犯罪的侦查增加了难度。据此,应根据网络洗钱犯罪的特点,强化源头控制,配以协作组织机制、提升个人信息保护、健全监管机制等路径,及时、有效地惩治和防范网络洗钱犯罪。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法治化治理研究

当前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高发、多发,具有犯罪主体特征明显、上游犯罪查证困难、行为以提供“两卡”为主、违法所得与涉案数额差异巨大、处罚结果呈“轻刑中的重刑化”等突出特点。有效推进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法治化治理,应当从司法打击、司法认定和司法治理三个层面探究:司法打击层面存在当严未严、该宽未宽的偏差,应突出打击重点、坚决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司法认定层面存在对“明知”、“为其犯罪提供帮助”、“支付结算帮助”的扩张倾向,应严格罪刑法定原则,统一司法适用标准,准确认定犯罪构成要件;司法治理层面存在个人法律意识淡薄、办案机关工作延伸不够到位、相关职能部门欠缺联动思维的堵点,应推动溯源治理,从强化多元普法、加强源头监管、加强协同联动方面,着力构建综合治理大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