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 the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of Buying Abducted Women or Children: The Human Dignity Perspective

Buying and selling abducted women or children are symmetrical crimes, but the “the same punishment for the same crime” is not applied. The focus of the criminal punishment for buying abducted women or children is not about increasing the statutory sentence, but strengthening judicial and law enforcement, to increase the prosecution rate and impose combined punishment for several crimes including the buying of abducted women or children and other subsequent crimes, so as to demonstrate the inevitability of criminal punishment. Human dignity is the core legal interest violated by the crime of buying abducted women or children. The specific legal interest is that humans are not for sale, which should be valued and protected independently in criminal law. This crime is a type of behavioral offense rather than a crime of circumstances. Under normal circumstances,neither the consent of the victim nor the goodwill of the purchaser excludes conviction of the crime. Compared with the crime of abducting and trafficking women or children, buying abducted women or children is not necessarily a serious crime, and the basic statutory punishment of less than three years is reasonable. However, it is possible to appropriately raise the sentence to less than five years in legislation.Where subsequent behaviors do not constitute a crime, they can be used as aggravating circumstances for the crime, and an aggravated statutory sentence can be configured to connect with the statutory punishments for the crime of abducting and trafficking women or children.

论收买被拐卖妇女犯罪行为分类与法定刑配置

极端案件的出现将收买被拐卖妇女犯罪法定刑配置是否过于轻缓的问题推至舆论顶点。《刑法修正案(九)》删除收买行为的出罪事由,表明打拐需从买方市场考量的态度。本罪行为并非能够简单地与拐卖妇女犯罪行为相等同。收买行为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伴随着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共同影响。合理调整法定刑配置是有效回应立法不充分和社会舆论的手段,科学分析犯罪行为分类是合理调整法定刑配置的前提。结合责任理论的基本原理,将本罪行为划分为婚姻型收买行为和非婚姻型收买行为两个基本类型,并在婚姻型收买行为中细分出良性发展型和恶性破坏型两个子类型。基于行为类型分类和责任原理对本罪法定刑重新配置,从不同行为类型角度对法定刑配置分别进行匹配,建立合理的法定刑配置体系,推动拐卖妇女犯罪的有效治理,恰当回应舆论情绪。

收买被拐卖妇女行为的不法及其对罪刑的指引

我国当前立法、司法实务对待拐卖与收买妇女犯罪的态度可以概括为“重拐卖轻收买”。立法为收买犯罪设置了与拐卖悬殊的法定刑,给司法、执法划定了框架、奠定了基调。司法、执法当然要用足、用好刑法,但前提应当是立法准确、充分评估收买犯罪的不法。收买妇女与拐卖妇女相同的不法是,买卖行为都侵犯了妇女作为平等主体的人格尊严,违反了禁止将妇女当作商品予以买卖的行为规范。这一相同的不法对收买妇女犯罪的意义是,收买行为本身就有充分且独立于后续犯罪的不法,被害妇女的同意不能阻却买卖行为的不法等;对收买妇女犯罪法定刑的意义在于,既然买卖妇女的不法与一般预防必要性相同,买卖就应当同罚,而不能基于“刚需”、期待可能性较低等理由继续维持买卖悬殊、收买犯罪畸轻的法定刑。

乡村地区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整体性治理研究

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是一种具有浓厚历史印迹的国际性犯罪。在我国乡村尤其是贫困地区以及人口流动地区的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态势依然不容小觑。虽然我国持续展开的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已取得初步成效,但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对策主要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为轴心展开,缺少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社会治理要素整合。应当运用整合性治理思维,从社会现状与政府管理的利益平衡、政府管理机制、犯罪产业链以及法律监督与社会监督等方面构建乡村地区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整体治理体系,从而有效遏制乡村地区拐卖妇女儿童犯罪。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法定刑之应然调试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法定刑的设置存在刑不制罪、内外不协调、预防效果不佳等问题,易引发社会价值冲突与争议,应改进该罪名刑罚设置的直观形式标准,在借鉴域外立法的背景下,通过分级制裁、增设罚金等措施提升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

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的刑罚配置及其有效治理

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的社会问题由来已久,长期以来未能得到有效遏制。从整个刑法体系的罪刑设置来看,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过低,既与我国其它罪名的刑罚设置不相协调,也未能与其他发达国家地区以及国际上重视人性尊严和弱势群体权益保障的理念相接轨。从司法运行中的刑罚适用情况来看,对于收买方的处罚不力以及礼制传统观念在思想层面的推波助澜均是造成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治理困境的现实成因。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有效治理,需要在刑事法律内外进行立体化与综合性的施策应对。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问题的有效化解,需要回归犯罪生成的社会机理层面进行对症下药,通过事前堵截与综合施策的方式,最大程度地预防和减少此类行为的发生。

拐卖妇女罪中涉正当防卫案件裁判规则研究

在拐卖妇女犯罪中,正当防卫是被拐卖妇女保护自身权利的最后武器。依法认定被拐卖妇女的正当防卫行为,是严厉打击拐卖妇女犯罪的必然要求。当前,司法机关针对被拐卖妇女正当防卫的裁判规则包括:需有阻碍被拐卖妇女逃脱的行为才可以作为防卫起因;阻碍逃脱的现实危险解除时防卫时间终止;不具有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时不适用特殊防卫。现有裁判规则在保障被拐卖妇女权利方面存在不足之处,为贯彻“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法治精神,落实正当防卫的刑事政策,裁判规则应当在以下方面进行补充完善:非法拘禁可以作为防卫起因;防卫时间判断应立足被拐卖妇女具体情境;防卫限度判断应考虑被拐卖妇女受到进一步侵害的现实可能性;防卫过当裁量应充分考虑对人格尊严等精神权利的侵害性质。

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刑罚研究

长期以来,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的行为得不到有效的控制,主要是由于刑罚惩治力度不足、侵犯的法益多元和传统观念对收买犯罪的影响等。针对当前法定刑的争议,目前有维持论、买卖同罚论和有限提高论三种不同的观点。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问题最合理的解决方式为适当提高该罪的法定刑,同时采取健全保障机制、加强价值观教育等措施,以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减少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发生率。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追诉时效困境及其破解

在打击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时,观念偏差、对刑法规范的误读、刑法追诉时效制度存在立法漏洞、该类案件自身特点等因素共同导致面临追诉时效困境。应加强法治宣传与纠偏,通过严格司法减少积案;收买者教唆他人拐卖妇女、儿童后卖给自己的,既构成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也与拐卖者成立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共犯,应数罪并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行为是对亲情关系的破坏,是对亲属合法权益的侵害,被收买者的亲属亦是被害人;行为人实施收买行为后,又实施非法拘禁行为或拐骗儿童行为的,前罪追诉期限应该从非法拘禁行为或拐骗儿童行为终了后开始重新计算;在非法拘禁行为或拐骗儿童行为延续期内,收买行为的追诉时效当然不结束;基于社会稳定、子女抚养、个人意愿等因素,在“打拐”过程中应考虑当事人的情感变化。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法益审视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是我国刑法在拐卖人口类型犯罪下的独特罪名设置,区别于统一的拐卖人口罪的设置方式,我国刑法区别处理这两种犯罪行为,并在法定刑的设置上有所不同。部分严重的收买案件被媒体报道后,民众对法定刑设置有许多质疑。事实上,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本质是法益层面的,由于罪名设立时并没有正确认识法益,从而造成法定刑面临割裂等问题,因此,应重新梳理本罪的保护法益,从而解决实践中面临的问题。

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刑罚完善

对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处罚,我国立法还存在着法定刑偏低、刑罚种类单一、从宽条款不明确等问题。围绕应否提高本罪的法定刑,不少学者从体系解释、刑罚目的以及法律社会学等多个角度展开讨论,并提出各自的意见。为有效实现保护被害妇女、儿童法益的目的,应当在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相适用原则的前提下,基于预防和打击收买妇女儿童犯罪的现实需求,同时合理借鉴域外的相关规定,以法定刑的提升为切入点,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处罚进行立法完善,以更好地适应司法实践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社会网络分析在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研究中的应用——以两起典型案件为例

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构建典型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组织网络,并从微观节点、中观凝聚子群、宏观网络整体方面分析犯罪组织结构。研究发现,组织中存在拐卖人、被害人、收买人核心程度递减的“核心-边缘”结构,网络密度较低但成员间信息传递的连通度高,存在对组织中信息交流和目标实现有显著影响的核心成员,整体呈现“星型结构”的特征。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之法定刑配置研究——基于罪刑关系二元论视角

立法层面上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过低的不法评价和过低的法定刑配置,是司法实务频密地纵容此类收买行为的根源。罪刑关系二元论是报应主义与功利主义的统一,是理解刑罚理念的关键所在。故此,在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维度上,正确理解了该罪背后的理念价值与相关法理,才能对其罪刑关系作出正确认识,从而能够合理合法地设置与该罪相适应的法定刑。一方面,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应当提高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以提高刑法的一般预防效果。另一方面,站在报应主义的立场,应以相当的否定价值为尺度,厘清收买犯罪所侵害的法益,确定与之相适应的法定刑,即收买犯罪的法定刑的提高程度要以其不法程度为限。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法定刑配置之反思与展望——以人格权法益为视角

人格权是以民事主体全部人格利益为标的的概括性权利。通过交易的方式把“人”作为“物”买卖,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行为严重违背了民事主体作为人的人格尊严的要求,且基于收买行为形成的各种依附或婚配等关系又侵害了人格权的价值内涵。将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保护法益确定为人格权更精准符合法教义学对本罪条文的解释。本罪的法定刑配置偏低和轻缓问题,使得现有刑罚设置既不能正确评价本罪所保护之法益,又造成了《刑法》体例上的矛盾和混乱,无法发挥立法对司法和执法活动的指引作用。3年以下的基本法定刑设置可适当提升至5年以下,同时配置加重法定刑,以期有效遏制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和儿童这一犯罪行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拐卖妇女、儿童罪及相关犯罪的立法缺陷与完善

拐卖妇女、儿童罪及相关犯罪主要包括拐卖妇女、儿童罪、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以及聚众阻碍解救被收买妇女、儿童罪等。当前 ,拐卖人口犯罪屡禁不止且异常猖獗 ,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新《刑法》所规定的这些犯罪仍存在着立法缺陷。文章阐述了拐卖妇女、儿童罪及相关犯罪的立法缺陷 。

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实行行为只有“拐卖”

刑法第240条第2款不是关于实行行为的规定,而是关于共犯行为的注意性规定,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实行行为只有"拐卖";该罪的法益是被拐卖妇女、儿童的人身自由、生命、身体的安全及人格尊严;该罪以卖出即对被拐卖人支配的转移为既遂;该罪是即成犯;拐卖妇女、儿童罪与非法拘禁罪、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拐骗儿童罪之间存在竞合关系。

拐卖妇女、儿童共同犯罪司法认定疑难问题研究

拐卖妇女、儿童共同犯罪在司法实践中常见多发。接送、中转行为在本质上属于帮助行为,因此一般应作为从犯处理,但符合司法解释规定的,依法作为主犯处理。基于收买目的而教唆、帮助他人拐卖妇女、儿童的,依据牵连犯原理,从一重罪处罚;在拐卖妇女、儿童共同犯罪过程中犯意转化自行收买被拐妇女、儿童的,依照吸收犯原理处罚。介绍买卖妇女、儿童的,依照共犯原理作为帮助犯处理。特定行业从业人员与买卖者共同实施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应视情况作为一罪处理或是数罪并罚。

通过减少存量、遏制增量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

理论界和实务界的统计均表明,我国拐卖妇女、儿童犯罪高发期在20世纪80-90年代,进入21世纪,犯罪数量有所下降,这说明我国打击拐卖犯罪特别是遏制新增犯罪方面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徐州铁链女事件引起了各界对于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关注,但是此案发生于十余年前,并不足以说明我国现在遏制新增犯罪方面还存在较大不足。由于刑法坚持从旧兼从轻原则,所以即使现在提高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犯罪的刑罚,也不能适用于存量较大的旧案。在此背景下,我们应当在严格依据《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21-2030年)》全方位推动反对拐卖人口工作的基础上,着重通过严格司法大幅度减少旧案的存量,通过完善立法和严格司法坚决遏制新案的增量,引起全社会对于拐卖人口犯罪的关注和警惕,形成对于拐卖人口犯罪的全方位打击。

积极主义刑法观之提倡——以《刑法》第240条与第241条为视角

近期,社会各界对拐卖妇女案件刑罚适用问题的讨论较为激烈,其中提倡对拐卖妇女罪“加重处罚”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提高刑罚”的观点获得较多关注。该观点既是积极主义刑法观中发挥刑罚的积极性的体现,也是常识主义刑法观的表达。积极主义刑法观与常识主义刑法观并不冲突。积极主义刑法观主张,刑法可以适度的介入生活,适度的犯罪化符合当今社会发展规律。应肯定积极主义刑法观。积极主义刑法观在法理层面贯彻法益保护原则、兼顾刑法谦抑性、落实刑法人权保障机能,同时存在刑法规范文本的支持。对拐卖妇女罪是否在司法层面“加重处罚”的问题,应发挥司法的谦抑性对“情节特别严重”予以谨慎判断;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是否在立法层面“提高刑罚”的问题,应秉持实质的法益保护原则,在法益并未改变、刑期规定并无不合理之处时,不应贸然通过立法予以“修法”。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之法定刑反思

究竟应否提高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当前学界有“维持现状论”“拐买同刑论”和“取消罪名论”三种观点,但三者均有待商榷。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基本法定刑上限有必要提高到7年有期徒刑,具体理由包括三点:一是刑法以人为本理念的提升;二是在配置法定刑时不能不考虑罪行的反道德性;三是与侵犯相类似的人格权犯罪相比,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明显偏轻。在提升法定刑之外,为更好地治理该类犯罪,还应扩大对该罪共犯的认定范围并增加相关情节加重条款;对相关临近罪名的规定予以完善、调整;在司法上,应通过解释的方法解决该罪的追诉时效问题;放宽被收买人在被收买期间正当防卫的适用;对该类犯罪一律指定异地法院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