斡旋受贿犯罪立法的反思与重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我国《刑法》规定的斡旋受贿犯罪是受贿罪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刑法学界对于斡旋受贿犯罪的独立性及其构成要件等问题一直争论不休,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斡旋受贿犯罪立法本身存在诸多问题。因此,应借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有关影响力交易罪的规定,对我国斡旋受贿犯罪立法进行重新审视,并对之加以重构。

对我国单位受贿罪“账外暗中”的理性思考

我国刑法第387条第2款规定的单位受贿罪须以“账外暗中”收受回扣为成立要件,但是,实践中已出现用规避“账外暗中”的方式来逃避法律制裁的行为,反商业贿赂的现实已经凸现出我国刑事立法的局限。因此,取消单位受贿罪中的“账外暗中”,使刑法第387条第1、2款规定的单位受贿罪构成要件趋于一致,无论是出于刑法理论的分析还是反商业贿赂的实际需要,都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对单位行贿罪的立法完善研究

对单位行贿罪是1997刑法中增设的罪名,其立法本身还有诸多亟待完善之处。本罪的罪名宜修改为对国有单位受贿罪。“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应当是本罪两种行为方式的共同必备要件。本罪的立案标准也需修改,以实现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对于本罪的刑事责任问题,一方面对犯本罪的自然人应当增设罚金刑,并宜采用倍比制罚金的立法方式;另一方面对自由刑的配置要增设量刑档次,以实现罪刑相均衡原则。

论单位受贿罪“账外暗中”的若干问题

随着我国政府加强对商业贿赂的打击力度,商业贿赂的手段不断翻新。用规避“账外暗中”的方式以逃避法律制裁,是其中之一。我国要加快反腐倡廉的进程和提高反商业贿赂的质量,单位受贿罪中的“账外暗中”方式应予以取消。

应当将向单位介绍贿赂纳入介绍贿赂罪的成立范围

向国家工作人员介绍贿赂在本质上不足以成为介绍贿赂罪的全部。将向单位介绍贿赂纳入介绍贿赂罪的成立范围 ,是刑法结构严密化的要求 ,在不扩大处罚范围的前提下 ,体现了刑法严惩贿赂犯罪的精神 。

我国单位受贿罪的立法审思与完善路径

对历次刑法修正进行梳理可发现我国单位受贿罪立法的基本特点,犯罪圈设定较为慎重,仅处罚国有单位的受贿行为。在行为构造上,单位受贿罪保留了自然人受贿罪的痕迹,但又有自身的构造。在罪量因素上,单位受贿罪和自然人受贿罪存在较大的差异。现行立法中单位受贿罪的主体范围过于狭窄,无力解决实践中大量存在的非国有单位受贿问题,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大大增加了单位受贿罪司法认定的难度。单位受贿罪与自然人受贿罪罪量标准的差异,导致单位受贿罪无法摆脱司法认定中唯数额论的困境。此外,实践中还存在单位受贿罪中自然人刑事责任豁免过于随意的问题。刑法立法应当取消单位受贿罪的身份犯模式,协调单位受贿罪与自然人受贿罪之间的关系,调整单位受贿罪的罪量标准,规范单位受贿罪免于刑事责任追究的事由。

商业贿赂犯罪的全球考察——比较刑法视角下的法律启示

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从多个角度分析各国商业贿赂犯罪立法、司法的特点,结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相关规定,分析了中国反商业贿赂犯罪法律实践存在的缺陷,得到了一些法律启示,为相关法律改革提供依据。

我国贿赂罪立法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衔接

我国早在2005年就加入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之后不断对刑法进行修改以期与《公约》更好地契合。但是目前我国刑法与《公约》仍有诸多不协调之处。从罪名增设、构成要件、贿赂范围、单位犯罪四个方面探讨我国刑法的现状与不足,在完善我国刑法的同时,更好地与《公约》相衔接。

论我国受贿罪的刑事立法完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参照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贿赂犯罪的罪名体系、构成要件等问题做出了较为详尽的规定。而我国现行的刑事法律制度与之相比尚有一定的差别。结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规定,我们应建立相应的符合我国国情的、更加完善的贿赂犯罪罪名体系和构成要件,以便更为有力地打击贿赂犯罪。

论我国反海外腐败制度的完善进路——以国际反海外腐败立法经验为视角

我国目前欠缺专门的行之有效的反海外腐败制度,需要借鉴国际反海外腐败的立法经验来完善这一制度。当前比较成熟的反海外腐败制度规定有:国际条约中的《OECD公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美国的FCPA及英国UKBA。这些反海外腐败制度对该类犯罪的主体、对象、构成要件、出罪事由、量刑等内容进行了明确规定。我国应当借鉴其立法经验,对目前《刑法》第146条第2款的内容进行扩充,并对《刑法》第7条属人管辖的规定进行修改,从而激活我国反企业海外腐败犯罪制度适用。此外,我国还应当结合国内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规定制定中国的企业合规计划。

行贿罪探析

行贿与受贿,两者是一种对向关系,即只要存在受贿,必然有行贿行为的发生。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行贿现象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复杂。行贿是产生受贿的直接根源,作为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一个罪名,如何处理行贿犯罪是值得探讨的。

论对单位行贿罪立案数额标准的相对降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对单位行贿罪较之单位行贿罪和行贿罪为轻罪。司法解释将单位犯此罪立案数额标准设定与单位行贿罪一致,将自然人犯此罪立案数额标准设定为行贿罪十倍。在检察工作中,为更合理地贯彻罪刑相适应原则以实现刑罚维护正义和预防犯罪之目的,如对单位行贿罪仍为轻罪,应使单位犯此罪立案数额标准相对单位行贿罪为低,使自然人犯此罪立案数额标准相对接近行贿罪。犯罪圈相对扩大,是在刑法更关注人权保障的大趋势中,针对特定时期特定问题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合理措施。设定"法网恢恢"、"围而不取"、"择重而取"、"取而不厉"的刑事司法解释和执法格局,有利于实现刑法人权保障和社会保护,对单位行贿罪(包括由其引发的单位受贿罪)治标与治本的统一。

论商业贿赂犯罪的认定及其刑法完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借鉴

商业贿赂犯罪侵犯了公平竞争的商品经济秩序,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危害十分严重,科学认定商业贿赂犯罪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世界范围内的反腐败提供了基本的科学理念和策略及基本的法律指南和行动准则。我国刑法关于商业贿赂犯犯罪的规定存在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不相一致的问题,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借鉴,将"贿赂"范围扩大到非财产性利益,增设"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对外国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废除商业贿赂犯罪死刑的规定等是我国刑法应予完善的重要内容。

单位受贿罪司法运作的实践考察

单位受贿罪司法运作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对自然人被告的处罚极轻,平均刑期仅为0.497年,免予刑事处罚判决率高达62.3%;改判率较高,达16.4%;罚金刑的适用不统一。从立法上,要实现精准配刑,并且需要考虑将资格刑引入对单位受贿罪处罚的刑罚体系中,以弥补罚金刑功效的不足。能动的司法应部分修正立法失衡的不足,而不应将这种失衡推向极致。

商业贿赂犯罪主体的分析与立法完善

为了准确认定和有效惩治商业贿赂犯罪,需要合理界定“其他单位人员”的范围;修改完善《刑法》第229条第2款中介组织人员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的相关规定;将单位犯罪纳入商业贿赂犯罪的主体范围;增设经济受贿罪和经济行贿罪。

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立法论思考

单位实施的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其罪刑配置背离贿赂罪治理整体政策基准.一方面,其法定刑配置远高于单位行贿罪,偏离了"重公职贿赂,轻商业贿赂";另一方面,由于"数额巨大"标准的缺失,其实际量刑又显著轻于单位行贿罪.这就造成了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制度分裂."数额巨大"标准的缺失消解了本罪的严厉性,但却造成数额认定和量刑的混乱.因此,两罪的罪刑不均衡应通过立法而非司法方式调整.从立法论上说,应通过升高单位行贿罪法定刑,明确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数额巨大"标准的方式达到两罪的罪刑均衡.

我国单位贿赂犯罪体系的立法反思与改革路径

为更大程度地进行整体考察,单位贿赂犯罪不仅包括单位实施的行贿类犯罪和受贿类犯罪,还应包括与之构成对向关系的相关贿赂犯罪,共包括11个贿赂犯罪罪名。现有单位贿赂犯罪体系的对称性罪名不健全,缺少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单位介绍贿赂罪的范围狭窄;刑罚处罚的基本立场混乱,基于法益范畴、行为类型和主体身份的处罚立场不一,有违评价的同一性。构建全面协调的单位贿赂犯罪体系,应增加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全面规定介绍贿赂罪,并调整相关罪名的法定刑,形成轻重统一的刑罚体系。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视角下的国际商业贿赂犯罪

国际商业贿赂犯罪不是一种独立的犯罪形式,而是指发生在国际经济交往过程中各种贿赂形式,包括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的三种类型的贿赂犯罪。该公约较为全面地规范了国际商业贸易中的贿赂犯罪,构成了全球性反腐败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基本内容。我国应该以参加或签署的有关国际反腐公约为基本依据,借鉴世界各国反腐败的经验和做法,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刑法中有关贿赂犯罪的法律条文进行修订。

单位受贿罪司法现状的刑法学分析

单位受贿罪实行双罚制,既处罚单位,也处罚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国有单位的内设部门和下属部门或者分支机构能否构成单位受贿罪,要看该单位是不是独立单位,是否存在刑事责任的转移。国家机关等不宜作为单位受贿罪的主体。区分单位受贿罪与受贿罪,从形式上看在于是否以单位名义实施受贿行为,从实质上则应着眼于是否由单位集体研究决定或者由单位的负责人决策,贿赂所得财物是否归单位所有。为贯彻"充分评价"原则,在单位受贿后,"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为他人谋取利益","致使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社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根据具体案情应当分别成立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等,与单位受贿罪实行并罚;单位有关人员私分单位受贿财物的,分别成立贪污罪或私分国有资产罪,与单位受贿罪实行并罚。为贯彻罪刑相适应原则,发挥刑法的预防犯罪功能,司法实践中对单位受贿罪的责任人员大量适用免予刑事处罚的做法应当及时得到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