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境外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司法认定

在从境外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案件中,走私犯罪的成立不仅须有涉案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或者其制品来源于境外的证据,中间走私入境过程的证据也不能缺失。这类案件中,直接走私和间接购私的区分,应结合行为人主观犯意的内容、客观行为方式以及犯罪收益的获取三个方面综合评判。行为人既有走私行为,又有收购、运输行为,同时构成走私犯罪与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应当择一重罪论处。行为人既有走私行为,又有出售行为,同时触犯走私犯罪与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应当数罪并罚。

论我国野生动物资源的刑法保护

刑法介入野生动物资源保护非常必要。我国刑法在野生动物资源保护方面存在立法缺陷,针对这些缺陷,应该扩大野生动物资源法律保护的范围;修改并完善野生动物保护法有关刑事责任的条款,使之与刑法相衔接;增设"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专章,并在其中设置"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罪"专节,将直接针对野生动物的犯罪纳入其中;增设"故意伤害、虐待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和"点食、购买、出售野生动物菜肴罪",以期充分发挥刑法的作用,更好地保护我国的野生动物资源。

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实证研究——基于496个判例的研究分析

通过对496个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案件的统计分析表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主要发生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且动物资源比较丰富的西南地区;行为主体多为农民和无业人员,文化程度主要是初中以下;犯罪动机大多是通过贩卖谋利,犯罪行为形态多样;一审生效判决较多,二审改判和发回重审比例较小;大多刑罚相对较轻,缓刑适用较多,各地罚金幅度差异较大。鉴于此,本文认为:侵害两种以上不同野生动物且难以确定数量的情况下,可通过"量比方法"进行数量认定;主观方面可通过推定来认定"明知";走私珍贵动物骨架行为一般被认定为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走私珍贵动物制品有可能同时触犯走私文物罪;非法狩猎罪可能与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或盗窃罪构成想象竞合。

我国野生动物资源刑法保护的实践样态与制度调适

我国野生动物资源刑法保护呈现出类型体系粗放、惩治节点集中、犯罪成立条件重心偏离、刑罚裁量过于轻缓的现实问题,难以满足野生动物资源刑法保护的需要。为此,应完善野生动物资源刑法保护类型,细化人工繁育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资源差异化刑法保护的规则,并探索对“三有”野生动物资源及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资源以外其他一般野生动物资源的刑法保护。对野生动物资源犯罪刑事惩治节点进行链条优化,实现破坏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资源犯罪刑事惩治的提前化、重点化与破坏一般野生动物资源犯罪刑事惩治的均衡化、同等化。通过优化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价值核算规则等措施,完善犯罪成立条件。在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量刑时,要从严把握缓刑适用标准、细化罚金数额计算规则并准确划定生态恢复措施的适用范围。

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若干问题初探

我国刑法规定的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之保护法益,是野生动物资源的多样性和生态平衡。一般而言,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但未杀害的行为与非法猎捕后杀害的行为在法益侵害程度上有别;非法猎捕、杀害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与非法猎捕、杀害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在法益侵害程度上亦有别;对于所捕杀的野生动物是否属于国家保护的珍贵动物,若被告人提出无违法性认识可能性之抗辩,应予司法评判。此乃责任主义原则的必然要求。

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犯罪问题探究——基于犯罪经济学视角

随着时代的进步,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高速经济增长模式逐渐受到质疑乃至摒弃,环境保护日益受到重视。但与环境息息相关的动物关联犯罪却屡禁不止。通过搜集案例样本分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犯罪的犯罪主体、手段、对象、空间及量刑特征,运用成本-收益模型以及博弈论进一步分析可知,该类犯罪成本明显低于犯罪收益,各相关执法部门之间及执法部门与犯罪人之间存在的博弈关系使得案件侦破查处效率较低,易使犯罪人产生侥幸心理,进而实施犯罪行为以牟取暴利。提高犯罪成本,加大宣传和查处力度,可有效预防、控制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犯罪的发生。

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实证研究——以广州市为对象的研究分析

多年以来,我国市场上持续存在着交易各种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乱象。过去数年间,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案件总量在上升,此类案件也朝着多样化、隐蔽化、便利化的趋势发展,为打击相关违法犯罪行为增加了难度。同时,由于在办理破坏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资源案件的司法实践中存在主观“明知”认定难、罪名竞合有争议等疑难问题。本文试着从犯罪学角度对该问题进行分析,通过对2019年至2022年中的4547份刑事判决书进行数据分析以及个案研究,以研读判决书的方式总结出犯罪现状及犯罪主体、犯罪空间、犯罪对象方面的特点,提取出相关的犯罪行为特征和规律。本文还从社会和个体两个层面分析,总结出相关的处罚方式与不同市场的供需关系的相关联情况。同时,本文认为市场上存在产业监管漏洞问题,导致了破坏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资源案件大量发生。在此基础上,本文进行防控对策研究,提出以增强保护意识、规范产业发展、实现社会共治为主的罪前预防对策,以完善犯罪打击与监管体制为主的罪中预防对策和以严密刑事法网、提升刑罚惩治与预防效果的罪后预防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