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经济学分析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司法实践困境,使得该罪多受学者的质疑,很多学者从罪名、犯罪构成、证明责任、刑罚适用等方面探讨该罪的缺陷与不足。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为探讨该罪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通过考察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市场供求状况,分析成因,指出只有通过修改条文,实现其刑法效益的最大化,才能从根本上抑制该罪供不应求的市场状况。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缺陷及其修正

刑法第395条第1款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规定,在立法理由、犯罪客观要件等方面均存在缺陷。为贯彻科学的立法精神,借鉴他国的立法例,建议取消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罪名,而以拒不申报、虚假申报财产罪罪名代之,并完善我国的国家工作人员财产申报制度,如此,刑法将更加完善、科学。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中“说明来源”规定性质的再认识

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中“说明来源”规定的性质,学术界有不同理解。从立法意图、语句结构、历史渊源和我国司法实践情况来分析,《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的性质应是一个允许反驳的法律推定。在该法律推定中,基础事实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推定事实为“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说明来源”规定是允许反驳的规定。这一新认识得到《追赃规定》的支持,具有较强解释力。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刑之缺陷与完善

现行刑法中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最高刑规定为有期徒刑 5年 ,这个法定刑规格偏低 ,实践中不利于惩治腐败。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若干疑难问题辨析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我国刑法中争议较多的一个罪名。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应该存在自首 ,其存在自首的条件也具有某些特殊性。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属于不作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基本适宜 ,不能将本罪以贪污或受贿罪论处 ,为便于司法实践的可操作性 ,有必要对该罪的法定刑加以具体量化。

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律经济分析

我国《刑法》第395条第1款规定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属于立法不经济的情况。尽管刑法学界有很多学者从各方面讨论了本罪的缺陷并对之如何修改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但大多集中在罪名、犯罪构成、举证责任、刑罚适用等方面,角度单一,鲜有从刑法的经济分析的角度看待本罪的不足及完善。换句话说,本罪应符合“成本—效益”原则,从而提高其价值地位,实现刑法效益与刑法公正的统一。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律完善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设立是立法救济司法之实然性选择,但属于缺乏前置规范的超前性立法。财产申报法的设置对该罪在实践中独立顺畅地运作必不可少。应增设“拒不申报财产罪”,对刑法第395条需作修改完善。

无罪推定原则视野下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我国《刑法修正案(七)》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进行了最新的修正,但该罪却与无罪推定原则存在着诸多矛盾。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进程出发,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与无罪推定原则进行博弈分析,将该罪名修改为"拒不说明巨额财产来源罪",建立国家工作人员财产申报制度并完善相应的金融监管体系,更有利于惩治贪污腐败犯罪。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刑的冷思考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存在着严重的逻辑结构硬伤、蕴涵价值缺失和损耗,有违罪刑法定之嫌,不利于犯罪人的人权保障。从该罪深层次的价值取向、立法本意以及行为性质等法理依据上看,该罪的法定刑有其正当性,但也不宜再提高该罪的法定刑。

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为5年有期徒刑,与贪污受贿罪的法定刑相差悬殊。这一罪名的法定刑太轻,有放纵那些腐败分子之嫌。应尽快提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增加量刑档次。建议将最高刑期定为10年。

法理视角: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正当性根据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惩治腐败的一项过渡性罪名,是刑事立法的一种必要之举,也是无奈之举。该罪自设立以来,就受到学界多方诘问,尤其是其法定刑,被普遍认为过低。通过对该罪的逻辑结构、价值蕴涵以及行为性质等方面进行剖析,厘清该罪法定刑的正当性根据,我国不应提高该罪的法定刑。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若干争议问题研究

1997年修订的刑法新增设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作为对传统的贪污、贿赂犯罪规定的补充。但由于该罪在罪名确定、证明责任、犯罪主体以及法定刑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争议之处,直接影响了该罪在司法适用中的社会效果。为此,从刑法理论及刑事立法上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进行反思、整合并加以完善是十分必要的。

浅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规定存在诸多缺陷。该罪的犯罪客体是不特定的,因而无法确定该罪的客体,而且犯罪主体中关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规定不太明确,所以在适用该罪时就会出现许多问题。解决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存在的问题,最佳方案是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申报义务。

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分析和对策

从犯罪心理进行分析,潜在的犯罪分子在实施犯罪时采取的是最大利益最大安全原则。由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相对较轻,从而刺激了贪污受贿等经济犯罪。设立一个合理的法定刑,是解决该罪目前处于困境的关键所在。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立法完善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起源最早可追溯到1810年《法国刑法典》,此罪的设立在我国刑法体系中具有直接现实的意义,但现行刑法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规定存在诸多缺陷,给司法实践带来许多困难,致使难以发挥该罪立法预期的效能。通过适当扩大犯罪主体范围、适当加大主刑处罚力度和幅度、增设附加刑及对“说明责任”问题进行论理解释的方法来完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学理探析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设立被称为我国刑法立法史上的“首创” ,为理论界及司法实践部门所瞩目并争论不休。对本罪的客观特征、与无罪推定原则的关系、立法价值及立法建议作探讨 ,企盼推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研究步向深层 ,以便于司法实践具体操作适用。

再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行为本质——对“持有论”观点的再宣示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行为本质在理论上存在多种不同的观点,这也造成司法实践中"同案不同判"的现象。通过对本罪法益的剖析,以及对"不能说明财产来源"的重新定位。得出结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益为公众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的信赖,"能够说明财产来源"定位为本罪的出罪事由,本罪的行为本质是持有;理论上"不作为论"的观点与不作为犯的基本原理不符;"立法推定型"的观点违背了犯罪的本质。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适用中的困境与对策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曾被誉为“惩治腐败的锐利武器”,但由于法律条文本身的缺陷和配套制约机制的不完备 ,这把锐利武器未能有效发挥作用 ,反而在适用中陷入难堪的困境。本文分析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适用中陷入困境的原因 ,并提出完善的对策建议。

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中与司法实践相关的两个问题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作为我国刑法分则中一个较为特殊的罪名,无论是在刑法理论方面,还是在司法实践中,均存在诸多具有争议性的问题。本文主要探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中与司法实践相关的两个问题:即本罪中“责令说明”的有权机关的范围;本罪中“说明时间”应否予以限制这两个问题。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探析

为了加强对贪污贿赂犯罪的打击力度,现行刑法增设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但该罪在司法实践中日益暴露出其立法及前置制度不健全等问题,因而必须从刑法理论上加以完善,以满足反腐倡廉的实际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