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质刑法观下非法行医罪的限缩适用

医生执业资格是非法行医罪的违法阻却事由,对该资格身份的认定是非法行医罪适用的关键,仅考虑形式价值的“单证说”与“双证说”存在不当扩大非法行医罪适用的风险,应围绕法益展开,只有侵害公共卫生安全法益的个人才能构成非法行医罪。无医生执业资格者与有医生执业资格者共同开展医疗行为,行为人原则上不构成非法行医罪,只有具有医生执业资格者未对医疗行为进行指导监督的才可能构成非法行医罪。

非法行医罪之司法认定中的若干问题探析——以周某非法行医案为例

我国《刑法》规定了非法行医罪所具有的三种核心构成要素: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其情节严重的、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或造成就诊人死亡。司法实践中对“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行医”和“造成就诊人死亡”的认定存在较大的分歧:“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不能解释为“已经获得执业医师资格而未获得医师执业资格”,而应当解释为“未取得医师执业证书”;“行医”应当局限于将实施医疗行为作为业务的营利行为,而对不具有营利的目的,只偶尔针对特定个人实施的医疗行为,不能认定为本罪的“行医”;“造成就诊人死亡”的结果加重情节,应当限制在就诊人死亡结果的发生与非法行医行为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范围内。

犯罪构成论的司法逻辑化探究

科学的犯罪构成论是体现定罪的实践性、反映基本定罪过程、建构《刑法》中“犯罪和刑事责任”一节统一性的犯罪构成论。对于定罪实践司法性质的正确把握,是科学建构犯罪构成论的先决条件。对于基本定罪过程要区分违法与罪责,肯定主观违法论而否定客观违法论,坚持五个维度的“辩证统一”。据此,犯罪构成应由行为阶层、构成要件阶层、可罚的违法阶层、罪责阶层依次衔接组成。这样的犯罪构成是违法与罪责相区分、控方与辩方均在场、判断过程与判断结论相统一的定罪模式。

非法行医罪的司法现状与治理完善——某省近五年105例司法案例的实证分析

从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检索自2017年1月5日至2021年12月24日近五年间发生在湖北的全部105例非法行医罪案例的一审判决书,以此为数据依据,并通过查找相关文献进行综合研究。发现近年来非法行医罪多发生于“黑诊所”内,主体为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发生患者身体健康受到严重损害甚至死亡的结果。结合理论争议与司法实践,从相关司法判决和统计数据出发,围绕“情节严重”“执业资格”“非法行医行为”等焦点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指出非法行医罪治理的困境,在此基础上为治理非法行医罪提供有益建议和对策。

非法行医罪“情节严重”的实质含义

“国家医疗管理秩序”不是非法行医罪的保护法益,破坏医疗管理秩序不能作为本罪实质的处罚根据。现有单一法益说与双重法益说均有缺陷,非法行医罪的保护法益应是公共卫生安全。非法行医罪是具体危险犯,处罚根据是行为足以给公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造成实害的具体危险。对罪状中的“情节严重”应采取实质解释,确定医疗行为是否达到足以侵害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危险程度。对于受过2次行政处罚后又实施非法行医行为的处罚,应从保护公共卫生安全这一目的出发,从违法程度、违法主体、违法间隔时间等方面进行限制,并坚持禁止重复评价原则。

非法行医罪的认定及立法完善

近年来,危害公共卫生犯罪案件数量不断上升,其中非法行医罪占较大比例。面对非法行医犯罪的高发态势和出现的新情况,人们都在关注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但是,在几年来的司法实践中,学术界和实务界对非法行医罪的认定尚存在较大的认识差异,而相关部门又未及时作出相应的司法解释,这对严厉打击非法行医行为、有效维护公共卫生秩序、保障全民身体健康极为不利。因而,对非法行医罪的犯罪构成作出正确认定,加强非法行医罪的立法完善,十分重要。

非法行医罪若干问题的思考

医疗市场规范与否直接关系到公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虽然国家已通过刑事立法规定了“非法行医罪” ,然而 ,非法行医罪的认定在诸多方面产生分歧 ,导致案件定性困难 ,直接影响案件审理。为指导实务操作 ,文章就非法行医罪中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试论非法行医罪中的非法行医行为

非法行医行为是非法行医罪客观方面最重要的内容。所谓“非法行医”就是非法主体擅自实施医疗业务,而医疗业务是指以反复、持续的意思实施以医疗行为为内容的活动,医疗行为则是指运用医学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为接受医疗者消除或缓解疾病、减轻身体痛苦、消除或者减轻其对药物或者毒品等的病态依赖、延长生命、改善身体功能与外观、矫正畸形或者帮助或避免生育等与接受医疗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密切相关的行为。

非法采矿罪若干问题研究

为了打击非法采矿违法犯罪行为,我国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加强矿产资源保护,但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如何认定非法采矿罪仍存在一些误区。本文分析了非法采矿罪的构成、认定以及司法实践中的误区等问题,同时提出完善矿产资源保护刑事法律制度的初步构想。

关于非法行医罪若干问题的探讨

论述了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对非法行医行为的认定,以及非法行医与合法行医之间的界定;总结和分析了我国法律界在非法行医罪的主体问题上存在的4个方面的不同观点和争论;阐述了自己对相关问题意见和观点。

非法行医罪相关争议的解决路径

因为种种客观因素的影响,非法行医现象在我国广泛存在,并已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利用刑罚手段规制相对更为恶劣的非法行医行为已经成为必然,非法行医罪应运而生。司法实践需要相关法律理论的指引,而目前我国理论界有关非法行医的理论尚不完善,对其进行更为系统深入地探讨有其必要性。非法行医罪的主体为特殊主体,对其范围应当作更为广泛的理解。非法行医罪的客体为复杂客体,其中就诊人的人身权利为主要客体。非法行医罪的客观方面,应当作更为全面的概括界定。具体界定非法行医罪时,采用严格的相关标准以及引进期待可能性理论均有必要。

医疗行为、非法行医及非医疗消费性服务之比较界定

搞清楚医疗行为与非医疗的消费性服务行为之间的区别,明确医疗行为区别于非法行医的法律内涵具有现实意义。对医疗行为主体和内容的严格限制是区分医疗行为与非法行医的关键;医疗行为与非医疗的消费性服务行为之间在实施主体、行为内容和性质、损害的归责和赔偿原则上都有着本质的区别。

试论非法行医罪的客体

关于非法行医罪侵犯的客体,应当明确的是,本罪侵犯的是国家对医疗机构和医务从业人员的管理秩序,同时也是对公共卫生的侵犯,即不特定多数人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所以,本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其中国家医疗机构和医务从业人员的管理秩序是主要客体,公共卫生是次要客体。

非法行医主体分析

重点对非法行医的主体进行研究,着力探索医师执业资格、医师兼职、机构行为、中医院特点等与非法行医主体可能发生的联系,以求为全面而有效地治理非法行医提供认识前提。

试论非法行医罪的罪过

对于非法行医罪等法定犯的行为犯、情节犯而言,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认识,可以直接体现在违法性认识上,其内容应当以行为人对行政法律法规的违法性认识为前提。非法行医罪只能是直接故意犯罪,不包括间接故意。非法行医罪结果加重犯的罪过形式,只能是过失,不应包括间接故意。

非法行医罪主体的认定

“医师执业资格”是取得执业医师资格与获得《医师执业证书》的统一。在非法行医罪中,主体是特殊主体,未取得《医师执业证书》的人,无论采用何种方式行医,其行为性质都是非法行医,但是单位不能成为本罪的主体。

对非法行医罪中“医生执业资格”的实质性解释

本文从医学科学对医疗活动的要求、卫生法律对医疗行为的规制、执业资格在行政法学上的意义出发,对在非法行医罪的法律规范中“医生执业资格”这一用语进行了实质性的解释；同时对刑法规范中不具有“医生执业资格”的情形作出界定,并通过法理分析表明对“医生执业资格”含义的这一解释符合刑法目的和罪刑法定原则。

试论非法行医罪的认定

非法行医罪只能是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且达到“情节严重”;非法行医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非法行医罪基本犯罪构成中的罪过形式只能为直接故意,其结果加重犯的罪过形式也只能表现为过失。

试论非法行医罪

非法行医罪是我国1997年修改刑法新增加的一个罪名。目前因为种种原因,我国非法行医的现象非常普遍,而且屡禁不止,严重破坏了正常的医疗管理秩序,及时有效的打击非法行医的犯罪活动成了当今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但在司法实践中对非法行医罪的认定等方面却存在着模糊认识。非法行医罪是指未取得医生资格的人非法行医,情节严重的行为;在非法行医罪的主体问题上存在争论,莫衷一是;非法行医罪和医疗事故罪、过失致人死亡罪、过失致人重伤罪以及诈骗罪之间存在区别。

关于执业医师超注册范围行医是否构成非法行医罪主体的探讨

一直以来,学术界对《刑法》第336条第1款中规定的"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存在不同的理解,相应的司法解释也不尽完善。尤其是依法取得执业医师资格但超范围执业的医务人员能否认定为非法行医罪主体,这在司法实践中尚存在较大争议。文章借助相关案例,分析不同法律法规中关于医师主体的规定,认为类似案件中依法取得执业医师资格的医务人员不能构成非法行医罪中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