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解释视角下妨害国(边)境管理罪适用问题研究

妨害国(边)境管理罪数量的增加要求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以遏制犯罪势头的增长。2022年6月发布的《关于依法惩治妨害国(边)境管理违法犯罪的意见》,与2012年12月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国(边)境管理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相比,在责任主体方面,将公安部、国家移民管理局增加确立为发布者;在适用对象方面,将国内外犯罪组织均囊括其中;在犯罪认定方面,阐述了有关妨害国(边)境管理罪的共同犯罪和犯罪的未完成形态。未来,针对妨害国(边)境管理罪的规制,要细化相关规范,构建信息网络,建立专职警务,为深入研究中国妨害国(边)境管理罪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理论支持。

论刑法典规制范式视角下非法数据跨境传输罪的确立

在数字经济时代,刑法面临新的挑战,国内外大型数字平台公司为了商业及其他目的,往往会针对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等关键数据实施无限制数据收集并通过各种途径传输至国外的非法行为。此类非法数据跨境传输行为侵犯了国家数据主权、妨害数据管理秩序、危害国家安全,刑法必须及时作出回应并予以规制。我国《网络安全法》《电子商务法》《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专门增加了针对数据犯罪的条款,附属刑法规制模式清晰可见。然而,上述规定过于笼统且狭窄,不具备整体性和普遍适用性。当前,我国现行刑法典中的罪名无法准确适用于非法数据跨境传输行为,因应技术发展以及国家利益在数据上延伸的现实情况,刑法典规制范式应该确立。增设非法数据跨境传输罪势在必行,该罪名的增设有助于有针对性地打击非法数据跨境传输行为,维护国家的数据管理秩序,维护国家安全。刑法典规制模式可以有效克服附属刑法规制模式的不足,在立法目标、规制范围和规制模式等方面均有突破。同时,条文的明确性和协调性也符合罪刑法定原则、法益保护主义和刑法结构的调整趋势。

偷渡犯罪刑法规制的理念调适与实务展开——以《关于依法惩治妨害国(边)境管理违法犯罪的意见》为中心

当前,偷渡犯罪呈高发多发态势,形式不断变化,要求司法规制理念与之调整适应。新发布的《关于依法惩治妨害国(边)境管理违法犯罪的意见》是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司法解释的延伸与展开,反映出偷渡犯罪的规制理念正在发生调适。具体而言,规制重心由“非法出境”调整为“非法出入境”,规制关键由“逃避接受边防检查”调整为“证件偷渡”,规制策略由“严惩偷渡环节”调整为“全链条惩治”。以此为基础,秉持实质解释的立场,将组织在边防检查时骗取核准出入境、组织从我国边境地区非法进入非边境地区等行为认定为“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将徒步带领他人偷越的行为认定为“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就偷越国(边)境罪而言,规制适用由“以内为主”转向“内外并重”,兼顾国境卫生防疫的法益保护要求,但应当妥当认定偷越次数和“结伙偷越”,实现罪刑均衡。基于全链条惩治的要求,当前对偷渡后续环节的迂回规制尚有不足,未来应考虑增设非法用工罪,以补全规制链条。

中美跨境数据单边取证管辖问题比较研究

跨境数据取证的有效开展以国家享有合法的刑事管辖权为前提。鉴于现阶段中美两国在国际地位、技术水平以及制度构建理念上的区别,具体立法规定与实践操作中有所不同。中国在网络空间主权论、数据有限流动理论等理念的支撑下,属地原则仍是跨境数据单边取证制度的刑事管辖基础。而美国以网络无主权论、数据自由流动论作为制度基础,变通属人管辖以充分利用数据强国的地位,增强刑事取证管辖权。比较中美两国确定跨境数据单边取证刑事管辖的相异因素,建议我国进一步加强国家间合作,适度调整刑事管辖权,提升计算机技术,丰富刑事单边取证行为反制措施。

中国的非法移民问题

:1978～ 1995年我国海外移民平均每年为 10～ 18万人 ,其中非法移民约占 2 0 %左右。非法移民可分偷渡移民和非法滞留移民。我国每年有“非法偷渡行为者”为 8～ 10万人 ,偷渡成功率为2 0 %～ 4 0 % ,真正实现偷渡目的 (包括在国外被抓获 )的约为每年 2万人。我国非法滞留移民主要分布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欧洲等发达国家 ,非法滞留移民数量远超过偷渡移民 ,大致为当地华人总数的 5%～ 2 0 % ,非法滞留移民年平均增长率为 2 0 %。在西太平洋海上偷渡移民中 ,到美国的占 68% ;到东亚、南美的分别占 8%、2 4 %。

边疆治理中的跨境族群问题探讨

边疆是一个有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概念,边疆地区的民族和族群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跨境族群是20世纪后期民族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使用“跨境族群”的提法比使用“跨境民族”更符合边疆实际。边疆地区是一个具有确定含义的专用术语,边疆地区最重要的特征是它的主权性,边疆安全、社会稳定是跨境族群生存与发展的根基。跨境族群的国家认同是边疆治理的核心,制约跨境族群国家认同情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必须探索增强跨境族群国家认同情感的基本路径。

中越哈尼族跨境流动与边疆稳定研究

长期以来,生活在云南红河州与越南老街省、莱州省等中越边境地区的哈尼族跨境流动频繁。中越哈尼族之间不仅有良性的跨境流动,同时还存在诸如跨境犯罪以及跨境比较对国家认同的影响等问题。只有高度重视这些问题,并采取切实措施予以解决,才有助于维护边疆社会的稳定,促进边疆地区的发展与繁荣。

浅析偷越国(边)境罪的成因及对策

目前在我国,偷越国(边)境活动愈来愈猖獗,不仅严重破坏了我国的出入境管理秩序,而且危及到了我国社会治安的稳定。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偷渡人员的文化知识水平低下,容易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想的影响,法律观念比较淡漠。公安司法机关应从消除偷越国(边)境犯罪的诱因入手,加强出入境检查和对边防口岸的管控力度,加强国际协作,加大打击力度。

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司法认定若干问题解析

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的"组织"包括集团犯罪、一般共同犯罪和单独犯罪,协助"组织"包括但不限于首要分子指挥下实施的拉拢、引诱、介绍;持用骗领的出入境证件而出入境属于"偷越",但要予以适当限定。本罪侵害的直接客体是我国的出入境许可制度,以被组织人通过实际国(边)界线或者边防检查为既遂标准。视不同情形,本罪与其他妨害出入境管理秩序犯罪分别形成牵连、吸收或者想象竞合关系。

当代中国跨境民族与陆地边疆安全问题研究

陆地边疆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屏障,受到地缘关系和国际关系的影响。其源头具有双源性、区域具有跨国性、过程具有突发性、内容具有传统与非传统相结合的特性,陆地边疆安全产生的问题大、影响时间长,是我国陆地边疆治理的重点和难点。我国是一个拥有民族众多且边疆线漫长的国家,大部分少数民族都分布在我国边疆地区并跨境到邻国,因此陆地边疆安全便集中了地缘、民族、宗教、地缘等方方面面的问题。陆地边疆跨境民族关系到我国陆地边疆安全、社会稳定、与周边国家关系等大局,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中国边疆跨境非传统安全：挑战与应对

中国边疆邻国众多、民族多样、文化多元,地缘政治与周边环境复杂。在深度全球化时代,各国利益相互镶嵌,安全互依互保。随着中国全面扩大对外开放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边疆跨境非传统安全问题愈加复杂多元,互为关联,关涉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公共卫生等诸多领域,涵盖地缘、认同、利益与网络等不同安全场域,并融入周边安全、国际安全与人类安全之中。在新形势下,边疆跨境非传统安全及其治理呈现出越来越多的新问题与新难题,只有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促进国际与国内相涉行为体之间的协同共治,加强边疆跨境非传统安全全方位、多层次的体系性治理,才能有利于推进维护总体国家安全。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下海上偷越国(边)境犯罪的司法认定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形势下,需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系统完备的新型举国体制,进而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特色和优势。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各国偷渡犯罪日渐猖獗。近年来,一些中国周边国家的渔船进入中国海域进行非法活动。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海上偷越国(边)境犯罪的问题更是日益突出。党的十九大提出建设海洋强国的目标,对打击海上犯罪、维护海洋权益提出了新的要求。为解决中国对此类犯罪的司法认定存在的不明确问题,梳理海上偷越国(边)境犯罪的法律规定及其相关司法解释,分析海上偷越国(边)境犯罪的特点。目前由于国家对海上偷越国(边)境犯罪的立法不足,导致此类犯罪在司法认定过程中存在海上国(边)境范围、构成要件和“情节严重”等方面的认定难,对新出现的海上偷越过程中组织行为和非法越界捕捞行为如何认定把握不清。对此,分别从犯罪构成的四个方面提出具化“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按犯罪目的对海上偷越过程中的组织行为进行处罚、在刑法中增设“海上非法越界罪”并规定“以船舶为单位实施本罪的认为是单位犯罪”且主观上具有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均可构成本罪的对策建议。

偷越国(边)境罪的着手问题探析——兼论涉疫情防控相关问题

司法实务过早认定了偷越国(边)境罪的实行着手,导致该罪未遂犯的处罚范围被不当扩大。对此,应当在理论上予以检讨。该罪的保护法益是出入境管理秩序,但不包括疫情防控秩序。出入境管理秩序只存在于国边境而不包括边境管理区。根据“实质的结果说”,只有对国边境的出入境秩序造成紧迫危险的,才是偷越着手,但是在具体认定上,需要采取一种“紧密前阶状态”的判断方法:在违反许可制度出入境的场合,行为人实施了虚构合法持有出入境证件的事实的行为的,就是偷越的着手;在违反检查制度出入境的场合,偷越着手表现为实施躲避行为或者抗拒行为;在绕开规定口岸出入境的场合,偷越着手则表现为行为人进入边防管理机关的控制区域,或者能够被规范评价为“靠近国(边)境线”。

跨境反腐的中国立场——刑法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衔接

腐败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的背景之下,《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各缔约国均以公约为参照和指导,通过完善国内法和各项制度加大对腐败犯罪的打击力度。我国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后以刑法修正案的形式对职务犯罪进行积极修改值得肯定。然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表明我国国内法与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还有一些难以衔接之处。应当继续加快我国刑法中职务犯罪的完善步伐,尽快实现国内法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有效衔接,为我国跨境反腐工作提供坚实的刑事法律基础。

基于和谐边疆视角下跨境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交流研究

论章从和谐边疆的视角出发,详细研究了跨境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交流的相关问题;在总结跨境民族体育文化交流对和谐边疆重要意义的基础上,分析了目前跨境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中存在的问题;最后对于问题的解决思路进行分析。事实证明,跨境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交流对于和谐边疆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实施推广阶段还面临一定的问题,因此应该得到相关人员的重视。

我国腐败犯罪所得跨境追回:现状、法律困境与对策

跨境转移腐败犯罪所得已成为当前腐败犯罪的一种惯有模式,给国际社会全球治理带来危害。2003年制定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首次以专章规定了"资产追回"机制,创新性地规定了通过非定罪没收、民事确权之诉、民事侵权之诉、简易返还等途径追回跨境转移的腐败犯罪所得。结合中国国情和已采取的措施,从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和国际反腐败的重要力量角度出发,分析中国跨境追回腐败犯罪所得面临的法律困境,并提出完善中国跨境追回腐败犯罪所得面临的法律对策。

跨境网络犯罪中非正式电子取证的合法性及其效力

目前司法实践在对跨境网络犯罪的侦查中越来越多地采用传统刑事司法协助以外的非正式电子取证手段,但学界对此却一直存在着认为非正式电子取证本身不具有合法性以及其所获电子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证据效力也存在疑问的攻诘。传统的正式刑事司法协作难以应对新型跨境网络犯罪,数据主权与打击犯罪的利益衡平与我国证据立法的空间表明跨境网络犯罪中非正式电子取证应当具有合法性。在此基础之上,对跨境非正式电子取证所获电子证据的效力认定,应当遵从证据能力到证明力的阶层化思路,在证据能力认定中重点考察是否存在《刑事诉讼法》上规定的非法取证情形从而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证明力认定中重视境外电子数据的真实性审查与证据补强来弥补最佳证据规则和瑕疵证据规则。

论如何划分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的既遂与未遂

通过对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的犯罪形态,被组织人在行为人的安排下偷越国(边)境成功是否为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的法定构成要件,加重构成犯是否存在犯罪既遂与犯罪未遂的认定和区分及符合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的加重构成,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是否既遂四个问题的探讨,认为组织行为是否实施完毕才应当是判断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的既遂与未遂的标准。

妨害国(边)境管理罪的立法完善

分析了现行刑法典关于妨害国(边)境管理罪的立法缺憾,提出了相应的完善对策。

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司法认定中的若干疑难问题探讨

探讨了组织他人偷越国(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