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占用农用地行为特征及司法治理策略——基于200个判例的经验分析

基于对2003—2014年中国16个省份200个非法占用农用地案件的调查和分析表明:中国非法占用农用地现象并未得到有效控制。其行为主体主要是自然人或单位,其行为特征是为谋取经济利益将农用地非法占为建设用地等其他用途,以未经批准形式最为常见。其司法治理中主要存在鉴定机构较为混乱、罚金数额波动幅度较大、适用刑罚辅助性措施较少等问题。改进司法治理重点是加强源头预防机制和专项治理、区别运用相应的行政或司法处罚、确保公平鉴定、建立土地限制利用补偿金制度。

农用地刑事司法保护充分性的实证研究

农用地刑事司法保护的充分性是指刑法的适用能够全面和适当惩罚严重侵害农用地资源的犯罪行为。综合运用“案件与农用地双多”的立意抽样及分层抽样方法,确定470篇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刑事判决书作为样本。围绕保护范围全面性、客观构成要件认定标准合理性、量刑与罪行适应性三个维度的数据分析发现,农用地的刑事司法保护并不充分。建议合理构建刑法早期规制农用地犯罪的“防火墙”,实现从事后惩罚到事前预防的理念更新,立法层面将定罪的结果标准改为行为标准并提高法定刑,司法中注重对各类农用地资源和生态系统的同等保护。

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实证研究

为了更好地保护农用地,保护稀缺的耕地、林地、草地等资源,更有力打击非法占用农用地犯罪行为,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14年间20个省份的500例非法占用农用地案件的审理情况进行统计与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近14年的非法占用农用地案件呈波浪式发展态势,非法占用农用地的行为并未得到有效控制;非法占用林地、耕地违法行为是非法占用农用地行为的主要构成要素,且非法占用基本农田现象较为普遍;非法占用农用地现象具有地域性,农用地被转变为建设用地的现象严重;审判质量较高,但存在法院适用刑罚辅助性措施较少,判处的罚金数额波动幅度较大,鉴定机构混乱等问题。针对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法律适用现状,提出森林、矿产资源丰富的省份尤其应加强对农用地的保护,集体土地的出租人应与非法占用人作为共犯处理以及设置统一的国家级鉴定标准等对策建议。

法益重塑和路径调整:积极刑法观下农用地生态法益的刑法保护转向

针对愈演愈烈的农用地犯罪,积极刑法观要求完善对农用地犯罪的刑事制裁。通过分析农用地犯罪实况,笔者发现当前争议在于农用地生态价值的法益化,这导致实行行为认定混乱、司法实践中罪名选择困难及法益损失计算模糊。农用地生态法益是指农用地保持其原有生态性质的环境利益,农用地的保护法益是由秩序法益、财产法益演进至生态法益。在引入生态法益后,对实行行为的认定需要对原有行为进行扩大解释,并仔细甄别新类型的实行行为;在罪名选择上参考域外经验,区分污染环境罪和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界限;在生态法益损失计算上,需要构建相应的生态法益可测量标准和生态法益转化标准。

从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看罚金刑的适用——以2019年内蒙古非法占用林地案件为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9)》对罚金刑进行大规模的修改之后,无限额罚金制的适用更加广泛,罚金数额如何确定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论。基于对2019年内蒙古348个非法占用林地案件的研究分析表明,占用林地案件普遍存在适用缓刑较多、判处罚金数额波动幅度大、法官自由裁量权较大、量刑标准各异等问题。针对量刑标准缺失、法官自由裁量时倾向不同的司法现状,提出可通过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案例的方式来分位阶细化无限额罚金刑量刑标准,结合辅助性措施来合理适用缓刑。

法益重构、解释修正与共犯新探:民法典时代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刑法规制转向

《民法典》颁布后在物权编中引入土地经营权的概念,实质上落实了三权分置改革,导致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刑法适用的相关问题。《民法典》颁布后,非法占用农地罪的保护法益从秩序法益修正为生态法益加财产法益,体现《民法典》绿色原则以及土地经营权入编后对农用地财产属性的增强。《民法典》作为空白规范,其定位由提示性要求转化为违法阻却事由,并解释了相关基础概念,要求同时达到"非法占用"和"造成农用地毁坏"才构成犯罪,认定"数量较大"采用定量标准,而认定"大量毁坏"采用定量加定性的标准。在共犯认定上,应将参与了谋划的村干部也认定为共犯,但是不宜将流转了土地经营权的村民认定为共犯。

草原生态环境的刑事规制研究——以非法占有农用地罪为切入点

我国对于草原的保护体现在刑法条文中仅有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这样一个笼统的、缺乏类属性的罪名,对规制破坏草原生态犯罪行为难以有效发挥作用。文章主要是从草原生态环境保护的刑法立法现状进行检视,转变法益保护理念,使我国刑法对破坏草原生态环境的行为进行更为有效的规制,以法治保障草原生态文明建设的健康有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