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

环境犯罪具有行政从属性,是国家基于宏观政策对行政处罚与刑罚的整体考量,旨在用较小成本实现高效管理的同时,避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是为了实质性解决环境犯罪问题,在此过程中应遵循刑事优先原则,当行政手段无法起到充分评价其社会危害性和保护法益之效用时,适用震慑力更强的司法程序。在实践中,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仍存在标准不明确、证据转化难等问题,这些问题会导致案件移送不力、以罚代刑等现象长期存在。故而,在衔接过程中应明确移送案件的标准、完善证据转化制度以及加强检察监督,构建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机制,更加充分地保护生态环境。

基层煤炭环境问题刑事治理现状与对策——以山西省为例

我国基层煤炭环境问题刑事治理存在不足之处,亟待调整。以山西省为例:入罪视角下,实践中罪数问题的处理不够恰当,处于犯罪链条“边缘”的环境监管失职罪面临虚置风险;量刑视角下,社会危害性及可谴责性相当的罪名之间存在横向刑罚配比不均的情形,纵向链条上的事前预防与事后恢复措施亦不够完善;此外,省内针对性的刑事治理强度显现出地域偏差,环境犯罪治理的行刑衔接问题可能存在阻力。有鉴于此,司法机关应首先确保罪数理论的合理运用,避免责任定位与罪名选择上的疏漏;其次,应强化对于污染、监管类犯罪的处罚力度,引入恢复性司法措施弥合生态法益;最后,应积极寻求多方主体的联合共治、疏通行刑衔接路线,推动基层煤炭环境问题的全域治理。

明拟话本《一文钱小隙造奇冤》犯罪现象的司法现代意义

明代冯梦龙的拟话本小说《一文钱小隙造奇冤》从表面上看是由一文钱而引发的连锁式社会恶果现象,实际上是封建社会制度、异乡族群地域性冲突的社会情境以及犯罪主体等众多因素的积累推动了犯罪现象的发生。剖析当时的犯罪现象,对现代化进程下的司法,具有社会犯罪治理的构建、提升司法实践效能、保障人民合法权益的借鉴意义。

妨害药品管理罪引发的“蝴蝶效应”——以仿制药销售行为的定性之争为中心

《刑法修正案(十一)》中妨害药品管理罪之增设在刑法法规体系中的影响如同“蝴蝶效应”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新增的妨害药品管理罪使得非法经营罪的适用范围间接限缩,导致了仿制药销售行为不适宜用非法经营罪进行规制,进而使该行为被排出在犯罪圈之外。对于刑法修正案新增立法的微小变化必须进行体系性思考,从刑法法益实质角度出发,把握法定犯刑法规制与行政法规制边界,才是解决仿制药销售行为定性的关键。

袭警罪限缩适用论

袭警罪的适用存在泛化问题。立足袭警行为暴力分层,强化警察执法权威的尊严和正当,应对袭警罪适用总体持限缩态度。治安纠纷中,轻微袭警行为属于公民特定情境下的应激反应,刑法应当谨慎限制公民权利,慎重介入警民冲突;袭警罪处罚的对象,更多的是社会中下层普通民众,实施袭警行为往往缺乏违法性认识,对轻微袭警行为,可以以行政处罚替代刑事处罚的,应当尽量避免运用刑罚方式予以处置。遵循刑法宽容理念实现袭警罪的限缩适用,对袭警罪的法益应界定为“警察公务保护”的单一法益,对袭警行为的“暴力性”应予限缩解释,袭警罪的对象一般不包括辅警,袭警罪主观方面应当具有妨害警察执法的主观目的,袭警罪的处罚方式应当注意行刑衔接。办理袭警罪案件,应当以限缩为原则,加强具体情境把握,以实现良好效果。

电信网络诈骗帮助行为行刑衔接现状检视与完善——以帮信行为为视点

帮信行为“以刑代罚”规制趋势明显。应充分发挥行政规范的刑法前置法作用,基于法秩序统一性原理与刑法谦抑性原则,完善电信网络诈骗帮助行为行刑衔接机制,避免刑事惩罚过度挤压行政处罚空间。对电信网络诈骗帮助行为行刑衔接理论上“两法”程序的顺位适用分歧与实践中机制保障的“双重”不足,应摒弃“刑事先理”的僵化套用,行政执法程序有限优先适用对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帮助行为更具合理性。此外,需强化行刑反向衔接实体与程序规范保障;恪守行政执法程序法定证据标准,完善行刑反向衔接证据转化规则;明确各部门监督责任,构建行刑反向衔接监督体系。

论企业合规中的行刑衔接与互认

随着合规改革工作逐步进入到全国推广阶段,诸如规范缺位、程序失灵和验收标准与需求脱节一类的合规行刑衔接问题接连出现。行刑衔接是企业合规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要切实解决合规行刑衔接问题,应当立足法人犯罪的行政犯属性,在入罪与出罪、治罪与治理、刑事合规与行政合规之间必须实现高效且良性的互动。因此,应当考虑将企业行政合规体系与刑事合规体系的资源与优势整合,从合规启动标准、证据收集认定标准、整改成果与验收标准四个角度出发,建设高度协同的衔接互认机制,找出行刑之间的“合力点”,共同发力以促成企业合规制度在我国的蓬勃发展。

我国药品犯罪的立法转型及其教义学分析

我国药品犯罪的刑事立法经历了独立、从属、相对独立的过程;《刑法修正案(十一)》对药品犯罪的条文作了修改,使假药、劣药的认定标准相对独立,并增设了“提供假(劣)药罪”“妨害药品管理罪”和“药品监管渎职罪”,实现了刑行的有序衔接,完善了药品安全管理的规范体系。对于假药、劣药的教义学分析与认定,既要体现刑事违法的独立价值,也要参照前置性的《药品管理法》而作出实质性的理解,还须准确界定提供假(劣)药罪中的提供行为;且妨害药品管理罪所侵犯的,应当是有主次之分的双重法益。

中国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研究

目前中国惩治危害生产安全犯罪乏力,折射出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严重不畅的现实。造成如此困境,其中既有行政立法与刑事立法不协调、判定标准不明确、移送程序不健全等客观原因,也有安全监管部门自身素质不过硬、公安机关选择性执法等主观因素。打通中国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制度梗阻,较为可行的路径是从实体和程序两大环节共同发力。首先,突破传统的依附型立法模式,明确危害生产安全犯罪及其相应的罪量标准,并在刑法中增设安全生产危险犯;其次,需要制定《安全监管部门移送涉嫌危害生产安全犯罪案件工作规定》,并出台配套的行政执法证据规则;最后,建立安全生产行政执法案件调查与裁决相分离机制以实现自我约束,同时通过完善信息共享机制,强化外部的监督制约。

基因编辑之刑法规制及其限度

刑法管制是基因法学的精选元素,涉及多重利益衡量,标签化理解基因编辑,会造成刑法规制基因编辑的观念性谬误,基因编辑使用具有双重困境:既有利于改进民众健康,也会导致生物安全风险,从而给立法带来难题。现代法律面对基因编辑风险时,不能单一强调风险收益与风险负担之平衡的风险正义,而是需要考量基因编辑技术导致的公共安全、人体健康风险。基因编辑固然与科研自由有关,但同时涉及公共利益,有损国家利益、公共安全与人体健康的基因编辑应被禁止,基因编辑仅为滥用生物科技行为的类型之一,刑法应有前瞻性地增设滥用科技罪这一类型性罪名,而不是只对基因编辑规定相关具体性罪名,并从刑法的谦抑性出发对该罪设置行政前置性要件。

环境法益刑事保护的提前化研究

环境法益刑事保护的提前化是刑法保护由个人法益向集合法益的转向,环境资源犯罪惩治既要摒弃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出台之前绝对人类法益保护的指向,也要警惕割裂地强调与人类法益完全无涉的自然法益纯粹论。构建环境法益保护的二元防范体系,要根据环境法益的集合法益特征,对人类法益与自然法益进行一体化保护,同时针对环境资源犯罪的特点充分运用累积犯理论解决对环境法益造成损害之临界点认定的难题,合理划定环境法益刑事保护提前化的界限。环境法益刑事保护提前化对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节点进行了实质性改变,有必要对该节点标准和取证方式进行适时明确和调整。环境法益刑事保护提前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节点标准,应当主要从行为发生地、行为对象数量、污染物含量、行为方式和防治污染成本以及生态恢复可能性和资源再生能力方面考察。在环境法益刑事保护提前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取证方式中,环境数据的测定是关键,司法者审查的重点应当是环境数据的取样检测和条件分析过程。

妨碍信用卡管理罪行为方式探析

在妨害信用卡管理罪中,行为人明知其持有、运输的是"伪造的信用卡"或"伪造的空白信用卡"是一种对行为对象的明知,行为人虽然对"伪造的信用卡"和"伪造的空白信用卡"施加了影响,因为其不具有合法性,与刑法所保护的信用卡管理秩序也就不存在必然的本质与现象的联系,也就不能反映和体现信用卡管理秩序,因而是行为对象而不是犯罪对象。伪造居民身份证的行为与以骗领信用卡方式实施的妨害信用卡管理的行为之间构成手段与目的牵连关系,但由于刑法明确规定这种情况以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定罪处罚,因而虽然是牵连犯,但不能适用从一重处断的原则,而应按刑法的有关规定处罚,这是牵连犯处断原则的例外。

论性犯罪被害人免受二次被害的权利

二次受害是指犯罪被害人在参与刑事诉讼的过程中,由于诉讼程序设置的不合理以及司法工作人员的不当司法行为而给被害人心理所造成的进一步伤害。性犯罪被害人的二次受害不仅使被害人出现严重的被害人化倾向,同时基于此类案件的特殊性,导致国家实现打击犯罪的诉讼目的受阻,因此,应防止不当司法行为的产生,并改变不当诉讼程序以实现对性犯罪被害人的权利保护。

中国内地惩治知识产权犯罪的路径——以香港特区知识产权制度为参照

知识产权制度是促进人类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科技创新、文化繁荣的基本法律制度。在知识经济时代,中国内地应与香港特区加强各方面包括法律及其相关制度的横向交流。通过对香港与内地知识产权立法的有关问题进行比较、借鉴,完善中国内地惩治知识产权犯罪的路径,切实保护知识产权,实现刑事正义,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

辽宁省食品安全犯罪的主要特征与防控对策研究

2014年辽宁省的食品安全犯罪行为主要发生在畜禽养殖、加工及保健品销售等领域,具有犯罪主体特征明显、犯罪组织化程度不高、毒害食品犯罪案件突出等特点。要有效防控食品安全犯罪,必须抓住主要致罪因素,从加强食品安全宣传教育、完善食品监管保障机制、改进刑事司法等方面采取措施。

《关于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理解与适用

《关于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根据刑事立法的新近发展,针对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依照《刑法》《刑事诉讼法》和《安全生产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对《刑法修正案(十一)》作出修改或者增设的危害生产安全犯罪和相关联的安全评价中介组织人员犯罪的认定标准、刑事政策把握、行刑衔接等问题作了全面系统的规定。本文介绍了该司法解释的制定背景、研究起草中的总体原则和规定的主要内容,并对《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的危险作业罪的定罪条件作了重点阐述。本解释与2015年12月公布的《关于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共同明确了危害生产安全犯罪和相关联的安全评价中介组织人员犯罪、安全监管失职渎职犯罪的具体法律适用标准,构成了比较完备的刑事规范体系。

侵财型诉讼欺诈行为的刑法评价

鉴于诉讼欺诈在客观行为表现和侵犯客体方面的特异性,建议在将来修订刑法时应当对其作出专门规定,体系上应归类于"妨害司法罪"。在程序衔接上,如果法院已经受理诈骗人的虚假诉讼但未作出财产处分决定,可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同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对法院已经受理诈骗人的虚假诉讼并已作出财产处分决定的,可在确认先前的民事判决错误的基础上终止执行该裁判,已经执行的,直接向诈骗人追缴赃款赃物。

诉讼诈骗罪的刑法立法

诉讼诈骗行为在国外刑法立法中已经被规定为犯罪。社会危害性与现有的规制效果,说明诉讼诈骗行为在我国犯罪化的必要性。在犯罪化之后,诉讼诈骗罪应被规定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的"妨害司法罪"一节,并可考虑单位犯罪和身份犯等方面而作出具有罪刑阶梯的条文设计。

疫情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法解释学分析

岁末年初的“新冠肺炎”再次催生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疫情背景下的动用,随着2月6日两高两部《意见》的颁布与实施,在具体适用中出现了认定难、衔接难等问题。包括“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与“投放危险物质罪”、“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区别等,以及这些罪同行政处罚的衔接。同时也暴露出一些相关立法上的矛盾,包括罪名、罪征等需要调整,以及《野生动物保护法》、《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需要修改。急需从法解释学角度予以阐明或厘清,以准确适用罪名和促进刑法及相关法律的修改。

对单位犯罪自首有关问题的法律思考

单位犯罪存在一般自首和特别自首。单位犯罪自首的主体包括单位的法定代表人、直接负责的其他主管人员以及经单位授权委托投案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单位犯罪后,法定代表人及其他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自动投案,如实供述单位和本人的犯罪事实的,可以认定单位自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自动投案,如实供述单位和本人的犯罪事实的,单位是否成立自首不能一概而论。单位犯罪自首是否成立,应根据犯罪单位法定代表人、直接负责的其他主管人员以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犯罪后的不同表现分别加以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