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司法二元标准”的问题与出路

由于线上集资的监管规范与线下集资规范在理念和内容上存在较大差异,刑法在评价同质行为时可能会得出罪与非罪不同的结论,即同样是向不特定社会公众吸收资金并用于正常生产经营,线上集资借款人若不违反其他禁止性规定即为合法,在线下环境中则要受到刑法的否定性评价。此种“二元标准”现象是由监管理念之差异以及特定概念之泛化导致的。可从两方面化解:在解释论层面,本罪保护的是一种特定的市场交易秩序,即禁止以承诺保本付息的方式进行集资的交易规则。若一般集资行为不具有保本属性,则不属于本罪所规制的行为类型。在立法论层面,应转变金融监管理念,修订滞后的规范内容。应根据不同集资形态制定有针对性的监管细则,明确其中的权利义务、交易方式、利率限制和违约责任等内容,合理引导民间融资健康发展。

我国公立高等学校管理权的行政法理思考

在我国,公立高等学校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非政府组织对学生所行使的管理权的性质如何定位,在多起涉讼案件判定后确有再深入探讨和研究的必要。首先,要改变传统行政法理论仅强调政府依法行使的行政权力以及与行政相对人之间所形成的行政法律关系才受行政法调整,而公立高等学校为非政府组织,其对学生的管理权属非典型行政权力的观念;其次,公立高等学校对学生的管理权应为社会行政权,属行政权组成部分,受行政法调整;再次,因公立高等学校的管理权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性和被滥用的空间,对学生的切身利益具有直接的影响,因此,应将其纳入司法干预的范畴,但应对其权力内容进行科学划分,而非全部均能实施司法干预。

行政犯罪分类理论反思与重构

我国行政刑法对行政犯罪的分类研究尚局限于刑法对其法益类别的规定,而忽视了行政犯罪的行政违法属性对其分类的意义。由于行政犯罪的主体不同决定着行政违法的性质和内容也不同,故宜以主体为标准将行政犯罪重新分为公权力主体行政犯罪、国家公职人员行政犯罪和管理相对人行政犯罪三类。新的分类符合行政犯罪自身的规律和特性,有助于行政犯罪的认定和适用及行政犯罪研究体系化。

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主体的认定

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的主体是行政执法人员 ,但如何确定行政执法人员的范围法学界却存在分歧。笔者认为行政执法人员应该包括根据法律、法规授权或者受行政机关委托从事行政执法工作的个人和组织中的有关人员 ;其次 ,对公安机关工作人员行为性质的认定要根据具体情况综合各种学说予以判断 ;再次 ,监察人员应属于行政执法人员 。

同一行为重复处罚的禁止

立法者为了保护法益或者确保行政目的的达成,针对某些具有危害性的行为制定禁止规定,并对于违反者实施一定的制裁。而对于国家制裁手段的选择,立法者在刑事立法裁量权时,对危害性较大的行为采用严厉的刑事制裁,对危害较轻的行为则采用较轻的行政制裁。然而,不论是何种制裁手段,都是国家对被处罚人权利的限制或剥夺,因此,应从实质规范的角度判断制裁方式的性质与目的,避免造成同一行为的重复处罚。

新世纪中国行政法与行政法学发展分析——放权、分权和收权、集权的立法政策学视角

现代国家的行政以实现人民福祉或称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为其逻辑起点和最终归宿。行政介入的过程必须体现为对公共利益或者人民福祉的追求,体现为对市民、市场的补充性,体现为对诸多主体、诸多价值和诸多利益的均衡性。对于新世纪中国行政法制建设和行政法学理论研究来说,架构科学的行政评价的标准和体系,既是迫切的任务,又是远大的课题。如何克服政府介入的消极作用,确保行政进行自我拘束,防止其从宪法所确立的责任体系中分离出去,是各国宪法学和行政法学所面临的共同课题。“依法律行政”本身意味着法律赋予行政以框架和秩序,设定其权限范围,赋予其相应的裁量余地。行政法学不仅要分析行政国家的现状,而且还必须开拓对行政权力规范和制约的基本理论和制度,形成能够作为政府权力运作行动指南的法哲学和法治观念。科学的行政法学原理和理论体系的任务,就是要抑制行政国家的消极作用,同时又要充分利用行政国家中行政权的积极能动作用,建立健全民主主义的参与机制,最大限度地追求公共利益并保护和发展个体利益。

妨害公务罪的犯罪对象研究

妨害公务罪是为了确保国家公务的正常执行而设立的,其犯罪对象在以下方面应予以明确:(1)在共产党政协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应为本罪的对象;(2)国家工作人员的亲友不应成为本罪对象;(3)受托从事公务的人应予以保护;(4)凡是对从事公务行为的村(居)民委员会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行政执法职务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施妨害的,符合法定条件的都应按妨害公务罪处理。

疫情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法解释学分析

岁末年初的“新冠肺炎”再次催生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疫情背景下的动用,随着2月6日两高两部《意见》的颁布与实施,在具体适用中出现了认定难、衔接难等问题。包括“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与“投放危险物质罪”、“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区别等,以及这些罪同行政处罚的衔接。同时也暴露出一些相关立法上的矛盾,包括罪名、罪征等需要调整,以及《野生动物保护法》、《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需要修改。急需从法解释学角度予以阐明或厘清,以准确适用罪名和促进刑法及相关法律的修改。

妨害公务罪的侵害对象问题探讨

妨害公务罪的侵害对象既包括具体人,也应当包括"具体物"。依据司法解释:国有事业单位人员和国家机关中事业编制人员可以作为妨害公务罪的侵害对象;但是,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群众性自治组织中的工作人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亲属和亲友等人员,则不能成为妨害公务罪的侵害对象。

公安机关对网络社会的综合治理研究

当前,网络社会衍生出来的安全问题日益突出,一方面严重扰乱了网络社会的公共秩序,另一方面对现实社会的影响也越来越直接。公安机关是网络社会监管的主体,担负着维护网络社会稳定,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违法犯罪活动等重要任务。有必要从公安机关的角度探讨当前网络社会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现实社会的影响,分析当前公安机关治理网络社会存在的困境,提出合理有效的治理对策,以加强对网络社会的综合治理能力,推动网络规范有序运行,构建健康有序的网络环境。

公安机关办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应注意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增设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为保护劳动者的合法薪酬权益和打击拒不支付劳动者报酬的行为提供了明确的刑事法律依据。作为新设罪名,公安机关应重点关注其中的新内容。在审查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件的立案材料时,应当重点审查是否具有劳动行政部门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劳动报酬的《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决定书》或者行政复议机关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劳动报酬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对"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不能仅按字面意思简单理解,而是应当参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或行政复议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条件对其作出认定;应以我国劳动法律法规为基础理解"劳动者"的范围。

阻碍警察执行职务行为实证分析及应对策略

阻碍警察执行职务行为不仅对公安民警人身安全和个人声誉造成侵害,也极大地损害了国家法律尊严和公安机关执法权威。对近五年来妨害公务罪的司法裁判进行分析,发现对因阻碍警察执行职务构成妨害公务罪要求存在人身或财物损害结果的判决比例下降,适用缓刑的比例较高。阻碍警察执行职务行为中行为人使用徒手、聚众阻碍情况较多,行为人处于醉酒状态较多,基层派出所的民警遭遇阻碍执行职务行为较多。公安机关应在法治宣传、现场处置、证据固定、民警培训、警务保障等方面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治安行政执法的创新

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也在加快,由于片面发展城市,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出现了各种矛盾和问题。因此,治安行政执法的创新,就显得尤为重要。

治安管理处罚从条例到法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存在着调整范围过窄、处罚幅度过小、处罚种类过少、处罚程序过于简单等问题,《治安管理处罚处罚法》针对上述问题,体现以人为本的执法理念,增强与其他法律、法规的统一协调性,增加了许多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行为和治安管理处罚种类,规范了治安管理处罚程序,对公安机关依法办案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不仅在立法技术上具有显著进步,而且在内在理念上有明显革新。

我国行政犯定罪模式之反思

行政犯这一概念根本的作用在于衡量行为是否构成刑法意义上的犯罪。应扭转"刑法从属于行政法"的思维,应将行政犯置于刑法范畴下进行讨论。在定罪模式的选取上,以行政从属性为立论的缓和的违法一元论因容易忽视刑法规范目的而使得行政法规范、行政行为在事实上直接决定行政犯的成立与否,进而导致刑法本身所承载的违法含义走向萎缩,容易导致刑罚的扩张。相比之下,以刑事违法为核心的违法相对判断能够兼顾刑法自身目的和法体系内部统一,就更为合理。具体而言,在法律适用层面,要求围绕刑法目的对构成要件要素进行实质解释;在刑事审判中,当行政行为成为刑事诉讼的先决问题时,需要对行政行为进行实质的司法审查。

袭警罪的保护法益及其司法适用问题

袭警罪独立成罪后,暴力袭警行为不再作为妨害公务罪的加重情节,但袭警罪仍然是妨害公务罪的特殊规定,且实践中存在袭警罪的不当扩张和被滥用的可能,因此需要对袭警罪自身定位及其与妨害公务罪的关系进行分析梳理。袭警罪保护法益与妨害公务罪具有大体一致性,具体即对警察执法权的保护,但两罪在人身损害程度、犯罪对象、暴力的作用对象以及暴力形式等方面均有所不同,竞合时以特别法条优先为原则。适用袭警罪时,也要注意对其构成要件的准确把握,审慎适用、精准量刑,以期公正司法,更好地实现立法目的。

论妨害公务罪的犯罪对象

妨害公务罪的本质在于对国家权力的反抗。但其犯罪对象并非妨害公务的行为,而是行为所直接作用的人或物,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刑法对妨害公务犯罪对象的规定也不尽相同。该罪的犯罪对象应该包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人大代表以及保障上述人员执行公务的物品,并且应以宪法规定为依据,充分考虑我国特殊国情,坚持司法统一原则界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妨害公务案件疑难问题实证研究

近年来,妨害公务案件呈高发态势,妨害手段的暴力、威胁程度也呈现升级态势。实践中,在办理该类案件时承办人往往在定罪、量刑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亟待解决。通过对样本所在地区2007年至2011年发生的150件妨害公务案件进行的研究,反映出目前我国法律对妨害公务行为所侵犯对象的范围、妨害公务中"暴力、威胁"的程度、执行公务行为存在瑕疵对案件的影响及妨害公务案件是否可以适用刑事和解等问题需要进一步明确与完善。

社会转型期犯罪动态与治理创新

当前刑事犯罪骤增,呈现新特点。社会犯罪既有个人因素,也有地方政府管理因素。社会犯罪的预防与治理,迫切需要推进政府公共管理创新。

问题与完善:公安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法律条文衔接

在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背景下,公安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之间的衔接既是一个需要厘清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需要探讨的实际问题。通过梳理我国《行政处罚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等法律的有关条文,发现衔接公安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法律条文存在着一定的模糊性。这些模糊性主要体现为就同一行为:可能会分别评价为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关于特定法律术语的规定不够明晰。其消除路径主要是:界定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的规范含义;设定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的制裁方式;确定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的适用原则;对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存在内在张力的法律条文可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出台法律解释予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