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网络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件追赃挽损的实践探析

利用网络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件多发,传销主体公司化、集团化;具备涉众经济犯罪和网络犯罪显著特点;手段、形式多样,案件办理难度较大;被害人也是传销活动的参与者,涉及人员众多、分布地域广。追赃挽损受困于案件本身特征、具体执行方面法律规定、部门之间协作能力、执法合力、互联网企业监管等因素。建议完善并细化追赃挽损具体执法规定,促使司法机关针对涉案财产处置范围达成共识;增强部门之间的协作能力、执法合力,探索跨区域追赃挽损机制;切实加强互联网监管工作,强化互联网公司的社会责任,建立互联网金融监管协作机制。

中国传销的概念清理及其入罪检讨

传销在中国用语混乱,其性质与范畴在不同时期差异较大,但欺诈传销一直是打击的重点。欺诈传销侵害了他人的财产权,也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管理秩序,需以刑罚规制,但不应以非法经营罪论处。欺诈传销不是一种经营行为,而是以从事经营活动为名的经济诈骗行为,应当独立成罪。《刑法修正案(七)》的组织领导欺诈传销罪规定的要件内容和所处位置恰当,但最高法定刑偏低。

传销犯罪的法律适用——兼论组织、领导传销罪与非法经营罪、诈骗罪的界限

《刑法修正案（七）》设置了组织、领导传销罪，但关于传铕定性的《批复》仍未失效；为履行入世承诺，避免国际贸易摩擦，对传销不能一概视为犯罪。“传销”含义随国家政策不断变化，需准确界定其范围才能正确适用法律。传销犯罪不能认定为诈骗，其法律适用应为“双轨制”模式：“团队计酬”仍属非法经营罪，而“拉人头”、“收取入门费”则应定为组织、领导传销罪。“双轨制”从立法理由看，具有应然性；从刑法解释看，具有实然性。

《刑法修正案（三）》对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的修改

《刑法修正案(三)》对《刑法》第120条进行了较大程度的补充、修改，主要体现在：一、修改法定刑，重组量刑档次。补充、修改后的法定刑既有科学、合理的成分，也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二、增设了资助恐怖活动罪，弥补了1997年刑法在该问题上的疏漏。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若干实务问题研究

《刑法修正案(七)》(以下称《修正案(七)》)规定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该罪名自颁布实施两年多以来,理论界与实务界对该罪的理解见仁见智,导致适用的不统一。该罪的犯罪构成、此罪与彼罪的联系与区别、共同犯罪如何认定等问题都亟待在司法实践中予以明确,以利于刑法规范作用的有效发挥,保障法律适用的统一性。

我国传销犯罪研究的可视化回顾与理论反思

通过分析我国传销犯罪的研究变迁,揭示该领域研究前沿和发展趋势,为进一步研判传销犯罪的发展规律、完善法律规制措施、打击传销诈骗犯罪、保护商业模式创新和企业产权提供决策参考。以CSSCI与北大核心中收录的“传销”相关的主题论文为数据来源,通过文献计量工具对传销犯罪研究进行可视化回顾。结果显示,该领域研究的相关理论历经了“传销行为进入法律视野”“传销行为的刑事规制”“新型传销的查处与规制”三个时期,目前在研究方法、程序及证据理论、实体刑事规制等方面依旧薄弱,应当兼顾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立足国情的同时广泛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实现应用与理论研究的并重。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司法实务问题研析——基于对2014年判决的160个案例的考察

为了规制传销违法犯罪活动,《刑法修正案(七)》中增加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通过对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公布的2014年的160个案例的研读分析,笔者发现,在司法审判实务中,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在以下几方面存在难题:一是传销犯罪活动的界定;二是参与传销人数的计算;三是组织、领导行为的认定;四是刑事制裁问题。

我国治理传销犯罪的基本逻辑及其展开

传销组织与传销活动具有合一性,不存在组织、领导传销组织罪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区分。传销犯罪是一种特殊的诈骗犯罪,由"组织"事实和"行为"事实组成。传销犯罪的"组织"事实是金字塔结构,层级至少应该在四级以上,而非三级;"行为"事实是"骗取财物"的行为目的,团队计酬式传销不成立传销犯罪。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实行行为仅限于对整个传销组织活动的组织、领导,积极参加者即便存在对下线的领导行为也不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是必要共犯,不存在帮助犯的情形。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与其他诈骗犯罪之间是复合的法条竞合关系,应根据不同情形分别适用特别法优于一般法、重法优于轻法的原则处理。

虚拟货币融资发行行为的性质认定与罪名适用问题研究

虚拟货币领域犯罪行为可能涉及传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罪名。近年来,司法机关对于该类行为的性质认定尚存在一些分歧。各地司法部门应当在明确入罪标准的基础上,加强对取证工作、犯罪数额认定等细节的把握,打造一批精品案例并加以宣传,从而有效震慑犯罪分子,为国家金融秩序稳定、人民群众财产安全保驾护航。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之罪量计算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在司法裁判中存在普遍的罪刑失衡,因为以司法解释为根据的主流观点为发展下线人数设置了间接发展的计算规则,致使罪量被严重高估。以全国规模的“善心汇”传销组织为典型案例,对1792份裁判文书中的数据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可知,现有罪量计算规则无法合理描述罪刑之间的均衡关系。所谓间接发展规则在刑法教义学上存在滥用体系解释技巧、忽视共犯作用耗损以及过度导入刑事政策三个维度的具体缺陷,将之一一修正之后,应对初犯的积极参与者转而适用直接发展规则。

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行为构造

《刑法修正案(七)》将刑法所规制传销活动由原始型传销转变为诈骗型传销,对其行为构造的分析直接关涉犯罪成立与犯罪形态的认定。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既是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时间与空间间隔意义上的结果犯,也是针对财产法益、市场经济秩序、生命健康法益的不同情境下的实害犯或危险犯。针对财产法益,其可能是实害犯或危险犯;针对市场经济秩序,其通常是危险犯;针对生命健康法益,其只能是实害犯。

增设“组织、领导、积极参加恶势力组织罪”的探讨

为期3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已取得胜利。数据表明,涉恶犯罪集团的数量是涉黑组织的3倍之多,但对涉恶势力只能以其他罪名定罪。在办理恶势力组织犯罪案件时没有统一的定罪量刑标准,增加了司法实践难度。增设“组织、领导、积极参加恶势力组织罪”能为办理恶势力组织犯罪案件提供准确的法律依据,是罪刑相适应的体现,能实现预防犯罪的目的。

团队计酬式传销无罪的刑法原理探析

作为传销的一种特别形式,团队计酬在我国司法实务中原则上不认为是犯罪,但是学界仍旧存在大量有罪论的观点,认为应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或非法经营罪论处。因此,应对其无罪的刑法原理进行探析。团队计酬不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是因为团队计酬不满足一般可罚性传销的组织与行为事实要件,并且没有侵犯该罪所保护的个人财产法益和保护市场活动参与者交易安全、信赖利益的溯源性超个人法益。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性质与界限

根据是否存在实际经营内容,传销可以分为经营型传销和诈骗型传销。在刑法修正案(七)设立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之前,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对经营型传销行为按照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中的传销是指诈骗型传销,因此该罪与诈骗罪之间存在特别法与普通法的法条竞合关系。随着司法解释将团队计酬的经营型传销行为非犯罪化,传销犯罪的范围被进一步限缩。

网络传销犯罪的司法认定逻辑及其修正

基于传销犯罪的诈骗本质以及网络传销所衍生的诸多形式,原有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界定已经无法适应惩治网络传销犯罪的需要,应当基于体系与实践的双重考量,对网络传销犯罪的立法和司法作出相应的调适。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与集资诈骗罪系交叉竞合关系,两者在量刑上应保持平衡。网络传销犯罪在法益侵害程度方面未必高于传统传销犯罪。司法解释性文件对于网络传销犯罪的认定不应囿于组织内部参与传销活动人员30人三级的标准。网络团队计酬不应当构成犯罪。对于混合型传销,则应当结合"骗取财物"的要件予以全面判断。对为网络传销犯罪提供网络服务的行为,应区分情况适用共同犯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对网络传销犯罪作证据综合认定时,应优先客观性证据,确立互联网电子数据的中枢证明作用,修正逐一收集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的言词证据规则。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法益的嬗变与行为特质

传销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经历了从经营型传销到诈骗型传销、再到互联网集资型传销的转变,无论在哪个发展阶段,传销犯罪属于诈骗犯罪或组织领导型犯罪的困惑始终影响着对本罪的正确理解和适用。对传销犯罪的分析可知,随着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发展,本罪脱离了经营活动的范畴,不应当再以市场经济秩序为保护法益,本罪的主要保护法益是以风险可控性为内涵的社会稳定法益,次要保护法益是个人的财产法益。现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也应当借助法益的违法性评价机能实现立法与司法上的完善。

职业性刷单行为的界定与刑法规制

网店刷单是由网店与非真实消费者合谋,通过虚拟交易、虚拟好评,以使指定网店在商品搜索中排名靠前、牟取利益的非法行为。网店刷单分为三种模式:返利模式、混杂模式、分级模式,后两种模式是职业性刷单行为,符合传销行为的特性。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规制"拉人头""收取会费"两种传销行为,该罪规制的不是经营活动而是传销活动。刑法对传销犯罪单轨制的规制模式下,具备传销性质的职业性刷单活动应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规制而不能纳入非法经营罪的犯罪圈之中。职业性刷单活动中承担刑罚责任的主体有:职业性刷单活动的领导者、组织者,即网店经营者和部分职业刷单手,电商平台只承担监管失职的行政责任或民事责任,对于最底层的刷单人应施加制度性惩罚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