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销售“假兽药”行为刑事认定释疑

生产、销售、提供假药罪与生产、销售伪劣兽药罪存在较大的立法差异,但在体系解释中又互相影响。刑法中“假兽药”的认定完全从属于前置法有违具体规范的独立价值以及罪名本身的立法精神。从构成要件层面、法益层面以及立法动向角度来看,“形式假兽药”并不属于刑法中的“假兽药”,“实质假兽药”也不必然属于刑法中的“假兽药”。生产、销售伪劣兽药罪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属于法条竞合中的交叉关系。产品犯罪普通法条兜底规则存在行为对象上的适用限制。一般生产、销售兽药违法行为不必然构成非法经营罪。参照妨害药品管理罪立法例增设妨害兽药管理罪既迎合了犯罪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符合罪名认定的现实需要。在现行刑法下,对不构成生产、销售伪劣兽药罪以及不符合产品犯罪普通法条兜底规则的一般生产、销售兽药违法行为应当以无罪论处。

妨害药品管理罪所涉的双重法益及其司法适用

我国《刑法》增设了妨害药品管理罪,该罪所侵害的是双重法益,在犯罪类型上属于具体危险犯,其“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界定对犯罪构成要件作了限制。对于该罪与他罪竞合的情况,应坚持“法定刑标准说”并辅之以法益保护论,排除掉不应适用该罪名的情形,并在法秩序统一性之下完善该罪的行为规制内容。

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立法模式研究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生产、销售劣药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生产、销售伪劣农药、兽药、化肥、种子罪以及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化妆品罪属于实害犯,均非选择性罪名,生产行为并非实行行为,仅生产而未销售的,不构成犯罪。生产、销售假药罪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属于抽象危险犯,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与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属于准抽象危险犯,四个罪名均为选择性罪名,生产行为系实行行为,可单独成立生产上述伪劣商品犯罪的既遂。为有效保护法益和节省司法资源,无论经过多少中间销售环节,应统一以正品的市场零售价计算销售金额。陆勇代购未经批准进口的具有同样疗效的药品的行为,不具有实质违法性,不构成销售假药罪。

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与假冒注册商标罪的竞合问题探析

关于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与假冒注册商标罪的竞合所涉及的罪数形态问题,主要存在"法条竞合论"、"想象竞合犯论"、"牵连犯论"以及"实质数罪论"等几种观点。在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与假冒注册商标罪竞合的场合,存在"一个行为"和"两个行为"的情形。这对罪数形态的判断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在"一个行为"的场合,即行为人在生产伪劣商品的过程中假冒他人的注册商标,或者在生产伪劣商品的过程中假冒他人的注册商标后又销售该商品的,成立想象竞合犯;在"两个行为"的场合,即行为人在他人生产的伪劣商品上假冒注册商标后销售该商品的,成立牵连犯。根据罪数理论通说,对想象竞合犯和牵连犯都应予以从一重罪处断。

假冒注册商标罪疑难问题探析

虽然理论界对假冒注册商标罪这一刑法中的传统罪名已有较多研究,但是仍有一些问题缺乏足够的理论论述。本文重点研究了该罪的犯罪对象,提出应该通过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扩张解释将服务商标视为本罪对象;同时,在本罪的罪数问题上,着重论述了其与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的关系应为想像竞合犯;另外,对本罪情节严重的认定也予以了关注。

论涉众型伪劣商品犯罪案件的侦查与处置

涉众型伪劣商品犯罪案件频发,特别是涉众型伪劣食品、药品、农资产品犯罪案件频发,不仅严重破坏了我国的经济秩序,而且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的稳定,进而影响了和谐社会的构建。抓住这一热点和难点问题,界定涉众型伪劣商品犯罪案件的种类和概念,阐述该类案件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涉众型伪劣商品犯罪案件的侦查与处置对策。

论“具体数额”作为定罪量刑标准的存废——兼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修正

"具体数额"在刑法设立之初,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之一,因其形式上的公平模样,尤其是在经济性犯罪中备受宠爱。随着社会的发展,"具体数额"却在当今司法格局中遭受非难:刑罚量的有限与数额无限之间的不对等、低量刑幅度的较少适用而沦为"僵尸条款";数额以外的定罪量刑情节无法"大展拳脚";价值的变动与数字的僵硬在实际危害程度的表达上失衡。构建"数额加情节"的复合判断标准是数额犯立法实践的已然选择与今后发展的必然方向。

农药犯罪的主体罪名选择与适用研究

农药犯罪治理的主体罪名选择和与之相应的犯罪构成要件确定,与不同阶段农药市场的管理体制直接相关。在农药生产、经营实行行政许可市场准入管理模式下,非法经营罪成为规制农药犯罪的主体罪名,但在个案裁判中,应对非法经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刑事处罚必要性作综合考量,以防罪行擅断。农产品质量安全、人畜安全和生态环境保护成为农药管理立法目标下,生产销售伪劣农药罪应作为规制农药犯罪的另一主体罪名。对伪劣农药的界定应以《农药管理条例》的规定为依据。在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与生产销售伪劣农药罪发生适用竞合时,刑法应明确以生产销售伪劣农药罪予以定罪处罚。应将生产销售伪劣农药罪由实害犯改造为行为犯,以“货值金额”为该罪的构成要件,“使生产遭受较大损失”只作为量刑情节。

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的法经济分析及防治对策——以伪劣奶粉案为例

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产生的内在动因是经济主体的自利性和市场经济的逐利性,外在诱因是市场秩序的失范和犯罪的可获利。防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并非是消灭该类犯罪,而是努力使该类犯罪降低到最低限度。措施主要有:提高刑罚效率,直接增加犯罪的刑罚成本;深化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为合法正当的经济活动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打击腐败,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加紧研究并实现对经济犯罪的社会控制,对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实行综合治理。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新探

我国刑法第140条、146条和149条中的“产品”一词应改为“商品”,第140条和149条的罪名应确定为“生产、销售普通伪劣商品罪”。某些建设工程应纳入“伪劣产品”的范围,但需要在刑法第137条和第140条的法定刑之间进行平衡,即应加重前者的法定刑。如果只是单纯地假冒,不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根据不同情况,或者只给予行政制裁,或者按假冒注册商标罪等犯罪论处。此外,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还涉及到未遂形态、销售金额以及与相关条文的关系等问题。

假冒注册商标罪司法实务问题探讨

认定假冒注册商标罪,需要对"同一种商品"、"相同的商标"、"使用"进行正确理解。行为人生产的产品既假冒了他人的注册商标,又属于伪劣产品的,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成立牵连犯,应从一重处。

假冒注册商标罪实务问题探究

近年来,"双11""双12"等促销活动愈发受到民众欢迎,各类网购平台在方便民众消费的同时,也因其低门槛、缺监管、高流动性等特点给犯罪分子实施侵犯知识产权类犯罪提供了便利。为此,我国逐渐加大对知识产权的刑事保护力度,查办侵犯知识产权案件数量明显上升。假冒注册商标罪作为最为常见、最为多发的知识产权犯罪类型,呈现出复杂化、专业化、跨区域、手段隐蔽化等特点。在该类案件的司法认定中,尚存有诸多疑难问题有待解决。本文结合现有法律以及司法实践,对认定难点进行分析,提出一些想法,以期回应司法实务中的困惑。

我国假药犯罪立法完善之思考

药品安全向来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在风险社会大背景下,有关假药犯罪的活动日益猖獗,犯罪手段层出不穷,使我国药品安全面临严峻挑战。《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41条虽然明确规定了生产、销售假药罪,但仍存在一些不足,如对假药的定义不明确、忽视了其危害公共安全的性质、对构成要件中行为方式的规定过于狭窄等。要全面科学地明确假药的定义,建议将该罪设置在刑法的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章(刑法分则第二章)中,扩大其行为方式的范围,从而更好地打击假药犯罪活动,保护公众生命财产权益。

解释与适用:生产销售假口罩行为的刑法规制研究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典型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此期间的疫情防控工作离不开各种物资的支持,其中口罩就是最为重要的物资,包括普通口罩和医用口罩,后者属于医用器材。现阶段假口罩犯罪的行为范式包括旧口罩翻新为新口罩、劣质口罩冒充合格口罩、普通口罩冒充医用口罩、国外标准口罩替代国内标准口罩。对于假口罩犯罪刑法规制的罪名选择,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法益是经济秩序和消费者合法权益相结合的混和法益,主要有4种行为范式并且在特定环境下优先适用。与之对应,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的法益是人身法益和财产法益,并且行为范式不包括购买和使用行为,犯罪形态是准抽象危险犯,并且作为空白罪状,司法适用过程中需要参照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类的非典型性空白规范。

试论生产销售假药罪的犯罪对象

以实践为基础,结合有关法律规定,对生产、销售假药罪的犯罪对象进行了探讨。阐述了假药的定义和按假药论处的六种情形,在此基础上,论述了"以非药品冒充药品"的界定,认为以非药品冒充的药品必须是国家药品标准中现有的药品品种,仅仅在非药品的外观上体现药品的某些外在特征不能定性为"以非药品冒充药品"。

论司法解释在空白罪状中的地位和作用——以“长生疫苗案”为例

"长生疫苗案"的爆发暴露了现行刑法典在药品类犯罪方面存在的漏洞,生产销售假药罪和生产销售劣药罪作为空白罪状,其补充规范局限于假药和劣药的区分,对于"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严重危害的后果"并没有详细的规定,需要将司法解释纳入补充规范。司法解释在"长生疫苗案"中发挥重要的定罪量刑作用,在地位上需要认识到其并非刑法典的一部分,而是一种独立的法律指引和正向的法律应和。司法解释在空白罪状中具有规范化量刑情节、保持刑法典相对稳定、降低刑法典的修改频率、保障刑法典谦抑性、提供立法经验的作用,并且其需要一方面提高自身的立法水平,另一方面不断改进以发挥其作为补充规范的优势。

涉农药犯罪司法鉴定问题初探

涉农药犯罪司法鉴定工作作为司法鉴定工作的组成之一,其具有相当强的专业性,但是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仍缺乏相对统一和系统的涉农药犯罪司法鉴定制度。基于刑事诉讼目的与效率的平衡,进一步追求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分析了2017年《农药管理条例》施行后42份生产、销售伪劣农药罪刑事裁判文书,发现涉农药犯罪司法鉴定活动混乱有其背后制度性的原因,从立法体系、鉴定程序、采信规则及配套措施4个方面对完善涉农药犯罪司法鉴定问题提出建议,以期为构建标准化、体系化涉农药犯罪司法鉴定工作提供帮助。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中销售金额的认定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在司法实践中存在销售金额认定的混乱。本罪保护的法益是市场经济秩序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从法益保护、罪刑均衡和刑法体系融贯角度看,销售金额是本罪的成立条件。应得的销售金额是指与消费者订立销售合同后的债权请求权,不以交付为必要,不包括试用买卖合同买方意向悬置或不买时的情形。销售金额未达5万元不构成本罪,不存在未遂;销售金额超过5万元的,按照销售金额所处量刑档次定罪量刑。销售金额能确定实际销售金额的按实际销售金额;不能确定的,按照同类合格产品的零售价确定。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立法完善

我国现行刑法中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在立法上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应予完善。在罪名方面,将罪名确定为“生产、销售一般伪劣商品罪”;在犯罪对象方面,将“建筑工程”纳入其中;在金额方面,使用经营金额代替销售金额,使得追究生产伪劣产品的刑事责任成为可能。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罪名探讨

刑法第140条罪名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但学者间对本罪罪名到底应当表述为何者科学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主要有"生产、销售一般商品罪"、"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生产、销售一般伪劣商品罪"、"生产、销售普通伪劣商品罪"和"销售伪劣产品罪"等五种不同观点。这五种观点都存有缺陷,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罪名分解为"生产伪劣产品罪"和"销售伪劣产品罪"更为科学,可以严厉打击生产和销售伪劣产品犯罪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