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集体法益保护之司法限制:以代替考试罪为视角

在刑法扩张背景下,以保护集体法益为宗旨的罪名大量增加,从而令集体法益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集体法益固然需要保护,但却不能泛化打击面。代替考试罪符合集体法益犯罪的特征,具有集体法益犯罪之应然内涵,是研究集体法益犯罪出罪的突破口。在司法层面之所以有必要对集体法益保护进行限制,不仅是因为刑事司法活动需受到比例原则的恰当制约,而且基于集体法益自身的可恢复性特征,司法出罪并无碍于集体法益之保护。与此同时,治理法定犯时需要穷尽前置法保护措施,而非擅动刑柄。在限制路径方面,集体法益的司法保护需依次考察行为之规范违反幅度之量的要求与行为需罚性,并根据集体法益之可恢复性程度确定集体法益司法保护之力度。代替考试罪是微罪,其规范违反幅度很低,替考行为之犯罪对象、行为完成状态、犯罪动机与是否为惯犯共同决定着具体行为之需罚性。通过分析代替考试罪,可为其他集体法益犯罪之出罪进行指引与示范。

初中生应试前的睡眠质量和心理情况研究

目的:探究初中生应试前睡眠质量和心理情况。方法:回顾性选取2021年9月至2022年2月辽宁省沈阳市某校初中生1200例作为研究对象,期中、期末考试前3 d统一填写自信心量表(SES)、Sarason考试焦虑量表(TAS)、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SQI)3个调查问卷。分析PSQI评分与SES、TAS评分的相关性。结果:1200名初中生SES、TAS、PSQI评分分别为(21.62±3.50)分、(17.75±2.70)分、(5.76±1.17)分。有睡眠质量问题发生率为13.33%(160/1200)。不同睡眠质量问题初中生自信、焦虑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PSQI评分与SES评分(r=0.37)、TAS评分(r=0.34)成正相关(P<0.05)。结论:初中生应试前睡眠质量低,心理问题严重,需要将应试前心理辅导积极开展起来。

会计司粮庄内庄头和壮丁的身份地位问题——以应试资格为中心

作为会计司粮庄的主要管理者和参与者,庄头和壮丁的来源颇为复杂。二者身份地位各异,应试资格便是直接体现。就庄头而言,在不同历史时期,针对不同类型庄头,清廷实行了相应的应试政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投充庄头,其应试政策几经变更。就壮丁而言,在亲丁、壮丁、庄头户下壮丁和寄养人丁四种类型中,唯独壮丁长期处于旗人和奴仆之间的状态。道光朝以后,户口册内壮丁与亲丁“相互混合”现象的出现,从侧面反映了部分壮丁身份地位的提高,也为其日后应试资格的获得提供了依据。

我国水资源的刑法保护探析

基于水资源法规范保护的视角,采取文献分析与体系分析的研究方法,评析我国水资源刑法保护的研究现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国水资源刑法保护现状与当前困境。结果表明:当前刑事立法难以全面保护水资源,缺乏专门保护水量与恢复水资源的刑法规定;水资源的保护法益与新增罪名的构成要件要素尚不明确,不利于保障水资源持续利用。据此增设非法取水罪,对水资源进行直接保护的刑法条文中增加“从轻”或“减轻”的法定量刑情节;明确水资源保护法益为生态学的人类中心主义法益;在“非法取水罪”的条文构建中,明确犯罪主观方面包括过失、犯罪成立的前提是“违反国家规定”,以及在附加刑的适用上采取“并处罚金”的表述方式。

论刑法中未必的危险

未必的危险,是面对人类认知事物的能力极限时,为积极周全地保护可能存在的法益,而有必要在刑法中明确其构造与功能的重要解释工具,可有效说明部分未遂犯的处罚根据与部分犯罪的罪质。未必的危险是独立的危险类型,构造上有别于确定的危险(包括具体危险、抽象危险等),指行为与现实出现的法益实际受损结果之间具有因果上的高度盖然性。达至既遂的未必的危险是一种法律评价,以凭借人类认知能力无法查明法益状况这一“行为时”确定的事实为前提,超出了有利被告原则的射程。未必的危险犯在类型上包括行为时无法查明法益本身事实上是否存在(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益是否被有效放弃(如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以及是否保护了更加优越利益(如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等三种情形。

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特别从宽制度的功能界分

鉴于我国特别从宽制度的适用困境,各种学说提出的理论根据均有所不足,无法清晰划定其从宽处理功能之间的界限。根据法益保护原则,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法益为存款制度利益,并借助被害人教义学、恢复性司法观,一起为该制度强化知识供给、体系约束和目标导引,使其理论根据凝练为答责性消减和政策性补强,将报应该当性、预防必要性融入恢复可能性。这不仅在非难可能性的入罪基础功能之外衍生出了入罪纠偏机能,而且通过放宽判断时点的限制,将法益恢复行为视为一种介入因素,提升了预防必要性的判断权重。对特别从宽制度功能的选择,应以经济犯罪刑事政策指导下存款制度利益的修复程度作为判断标准,进行从规范性修复到政策性修复的进阶式判断。既要注重追赃挽损的结果考察和恢复举措的过程评价,也要强调规范性判断和政策性校验,以充分释放政策激励作用,形成有梯度的功能排序。

习近平对毛泽东赶考话语的继承和发展

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话语中,“赶考”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概念。毛泽东在总结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革命的兴衰成败中提出赶考话语,并提出“我们决不当李自成”,坚持“两个务必”。习近平高度重视毛泽东提出的赶考话语,提出走好新的赶考之路,坚持“三个务必”,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习近平以史为鉴,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赶考话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结合”。

中国共产党“赶考”精神的科学内涵、时代价值和实践要求

从毛泽东提出“进京赶考”到今天习近平反复强调“赶考”远未结束,中国共产党70余年的接力“赶考”表明,“赶考”是贯穿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实践的一种独有精神品格,涵括了忧患意识、执政自信、进取意识、人民情怀、艰苦奋斗等丰富内涵,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新时代新征程,党的“赶考”精神对于我们党进行新的伟大斗争、加强自身建设、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时代价值。走好新的“赶考”之路,就要把党的“赶考”精神弘扬好、践行好,继续向历史和人民交出优异“答卷”。

“赶考”精神中蕴含的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及其显著优势

“赶考”精神是党百年奋斗取得重大成就的精神密码,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自身作为执政党如何治国理政的深入思考和深刻的忧患意识,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治国理政思想。从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的治国理政思想来看,“赶考”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伟大创举。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全面继承并不断深化了“赶考”精神这个党治国理政的重大思想。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的对比来看,“赶考”精神折射出中西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的重要差异,进而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的当代价值和显著优势。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适用泛化之反思——以被害人教义学为视角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适用泛化的现象。其一大原因是缺乏对“行为人——被害人——国家”三方互动博弈关系的考察研究。引入被害人教义学可以超越传统犯罪论孤立评价犯罪行为的模式,从被害人的需保护性和应保护性出发,通过对不同集资参与人的类型化研究,以“集资目的+被害人因素”二元标准实现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限缩适用,促进三方良性互动,在缓解司法实践难题的同时,也促进被害人教义学的进一步发展。

论受贿罪犯罪门槛的科学设置

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均日渐倾向于否定立法明确规定贪污贿赂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做法,而此后如何设置受贿罪的犯罪门槛,理论界和立法、司法实务界存在不同认识,目前有"概括数额+情节说"、"情节说"、"数额要素否定说"三种观点。从更好地体现受贿罪的犯罪客体、发挥刑法的行为指引功能等目的考虑,对于受贿罪犯罪门槛的设置,应当废弃明示、刚性的数额、情节标准,而采取隐性的方式,由司法人员根据个案情况,综合受贿的主体、行为方式、谋取的利益性质、危害后果、数额等犯罪门槛的组成因素来考虑是否入罪;对于数额较小的受贿,在具备其他犯罪门槛的组成因素时也应定罪。严厉打击受贿犯罪的同时,司法机关也要注意依据但书条款,将一部分情节轻微的受贿行为作出罪处理,相应的司法观念也应当有所变化。

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取消论

在我国 ,刑法规定非索取性受贿罪的成立要求有“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素 ,而刑法理论上对这一要素在犯罪构成中的地位存在着种种不同的主张 ,文章在对这种种主张进行分析后认为 ,无论采用那一种主张 ,都会造成一些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者逃脱受贿罪的刑事责任 ,应从刑法的规定中去除这一要素。

论职务犯罪黑数

职务犯罪黑数是指已经实际发生但司法机关尚未发现或未作处理的职务犯罪数 ,我国职务犯罪黑数较大是不争的事实 ,职务犯罪的内在特征与法制环境的消极方面是导致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 ,应当认识到职务犯罪黑数的社会危害性与一般规律 ,采取相应措施遏制其增长。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限缩解释适用

《刑法》第287条之二是帮助犯的正犯化,即帮助行为的实行行为化,而非帮助犯的量刑规则;成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只需他人利用网络技术支持等帮助实施了犯罪行为意义上的犯罪(无需满足盗窃、诈骗数额较大等罪量要求)即可;教唆、帮助他人实施网络技术支持等帮助行为的,成立该罪的教唆、帮助犯;一般而言,只有违反行业操作规范,深度参与他人犯罪活动,提供针对特定对象,专门便于他人实施犯罪行为的网络技术支持与帮助,才能认为超出了中立帮助行为或正当业务行为的范畴,而有成立该罪的余地;无论法条竞合还是想象竞合,只要认定只有一个行为而同时构成其他犯罪,就应从一重处罚。

减轻课后作业负担的关键在于提升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双减”政策引发的思考

中小学生长期面临着作业多、考试频繁和校外培训量大等“有形”的负担,同时也承受着来自升学压力这一“无形”的负担。希望通过考试实现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是导致学生负担过重的根源。当课堂教学无法有效地帮助学生“应试”,“涨分”需要建立在“增负”的基础上时,就会导致课外负担对课堂教学的挤占。因此,提高教学质量,就成为减负工作的突破点所在。有效的课堂教学改革,应寻求课堂教学和学生“应试”需求的有效结合,需要从“应试”的角度来思考课堂教学改革的方向,既要通过高效的知识传授和知识训练来保证考试成绩,也要通过精心的设计,使知识传授和知识训练都成为学生乐意参与的过程,从而实现课堂教学的“减量提质”。

论受贿罪的立案标准

目前我国受贿罪立案依照贪污罪以5000元为标准。根据1999年《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4000元以上情节较重的也予以追诉。以数额作为受贿罪的主要标准存在易惹争端、不符合刑法基本原理、不利于司法操作以及维护法律的公正性和稳定性等缺陷。与贪污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采取相同的立案标准也不符合受贿罪的罪质与特征。因此,应当取消具体立案数额标准,依据《刑法》第385条关于受贿罪行为犯的内涵,采取非量化的立案标准。

各国(地区)职务犯罪侦查机构比较

世界各国和地区都有职务犯罪侦查机构,其在诸多方面有相同点,也有许多不同。在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机构建立的时间较短,由于多种原因的影响,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机构设置不合理,也不科学,应该对此进行研究、科学设置。

替考入刑:政策演进、制度逻辑与现实局限

替考治理经历了从"软性约束"到"替考入刑"的政策转型,并最终形成了"双轨制"的治理框架。替考入刑是通过提升违法成本从而迫使人们变成好人的一种制度设计。但从实施效果来看,替考罪的设立并不意味着替考行为的减少或消灭。刑罚可以防止一般邪恶的许多后果的产生,但是刑罚不能铲除邪恶本身。替考治理需要刑事法律的强势介入,但更需铲除替考滋生的社会土壤。为此,除严格实施刑罚打击之外,我们还应淡化考试制度的利益分配器和社会筛选器机能、斩断替考利益链条、健全社会诚信体系以及克服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

受贿罪量刑影响因素问题研究

当前,社会公众对受贿罪的量刑产生了强烈的失衡感。判断受贿罪量刑失衡状况是否存在,不能只凭感觉,而须以生效裁判文书以及数据统计分析为基础,对影响受贿罪量刑结果的各类因素进行定量研究。从定量分析结果看,影响受贿罪量刑结果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受贿数额;但受贿数额十万元以上的案件量刑失衡明显,且数量较多。究其原因,主要是受贿罪法定量刑幅度设置不合理。因此,有必要修改将受贿数额直接写入法条的立法模式,代之以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与情节严重程度相结合的立法方式,并在司法解释中确定相对具体的数额范围,以实现量刑均衡。

从考研情况看学科和学风建设——以宁波大学生命科学与生物工程学院为例

考研情况是学科教学质量和学风状况的一个反映。宁波大学生命科学与生物工程学院2002年以来的考研录取率、考研成绩、报考的院校和专业的分析显示:该院新专业的教学质量逐年提高,显示出新设专业的发展潜力;学院的学风建设已呈现出明显的成效;研究型教学对培养学生学习能力和创新素质发挥了很大作用;学科的发展为培养高素质的人才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