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司法解释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不法性质

虽然《关于办理危害税收征管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规定为目的犯,但目的犯说本质上不符合增值税基本原理,忽略了中间商并非纳税义务人、中间商侵吞截留所代收的税款在性质上是侵占而不是诈骗等理论。将本罪解释为由虚开行为和抵扣行为共同组成的复行为犯也不妥。本罪是抽象危险犯,只要实施了虚开行为即应定罪,不能以任何理由出罪。

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事后免责的可能与路径

近年来,民营企业家涉税犯罪案件数量持续增长,其中,增值税专用发票类犯罪属于主要类型。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刑事立法及司法有必要在不削弱法益保护和犯罪预防强度的前提下,为涉嫌犯罪的民营企业及其经营者提供避免刑事处罚后果的方案。鉴于逃税罪已存在事后免责事由,对法益关联性更弱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类犯罪适用事后免责事由、限制该类犯罪的追责范围,从保护国家税源税基的角度,具有必要性和正当性。为实现这一目的,有两种可能的方案,即“法益恢复”与“积极悔罪”模式,以及以《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第四款为基础的当然推论。相比较而言,以《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第四款为基础的当然推论能在兼顾法益保护及刑罚预防目的的前提下,实现国家与企业的共赢。

论我国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侦查模式转型的价值与路向

随着技术与经济的快速转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行为呈现网络化、跨地区跨境、创新手段、专业化和滥用金融工具等特征,对国家财政和经济秩序造成了严重威胁。传统侦查模式存在被动侦查为主、侦查效率偏低及协作机制不畅等问题,税务侦查部门主要依赖被动获取线索,从而导致案件侦办效率不高,并且缺乏与其他部门的有效协作,难以形成整体打击力量。为应对这些新特征所造成的威胁,需要从被动型侦查转为主动型侦查,由低效型侦查转为高效型侦查,由独立型侦查转向协作型侦查,通过侦查模式转型,引入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手段,并强化跨部门协作,建立信息共享平台,解决数据保护与隐私问题,提高侦查效率和准确性。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疑难问题研究--以“张某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为切入点

在《刑法》研究领域,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自入罪之日起,其处罚界限便引起国内学者广泛研究与讨论。张某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作为最高法指导案例已突破原有行为犯立场,但亦存在值得商榷之处。实际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应当属于实害犯,挂靠如实开票行为应属无罪,其与逃税罪属于法条竞合。为进一步规范此罪的适用,减少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应当借助出台司法解释、明晰行刑边界、改革小规模纳税人制度、完善企业合规制度等路径形成治理合力。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犯罪属性及税收损失认定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犯罪属性究竟是行为犯、目的犯还是结果犯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这导致了司法适用不统一。从立法目的、司法解释及法院审判规则演变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应为结果犯,因为造成国家税收损失才能认定为犯罪,在明确结果犯基础上,还应从“整体论”的角度去认定国家税收损失。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与虚开发票罪定罪标准比较研究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与虚开发票罪均涉及虚开行为,且都是针对发票的犯罪,实践中在两罪的认定上容易发生混淆和模糊。从行为方式上分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虚开”包含四种法定类型;虚开普通发票罪的虚开行为应符合刑法共犯理论,在与虚开行为人构成共同犯罪时才能认定“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和“介绍他人虚开”行为构成本罪。从行为对象上分析,伪造发票的行为不应当认定为上述两罪;从保护法益上分析,在导致国家税收利益受损时才能定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而虚开发票罪只需要违反普通发票管理制度且情节严重即可构罪。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骗逃国家税款:“行”“刑”认定与衔接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骗逃国家税款是常见多发的违法犯罪行为。税务机关与司法机关对此定性处罚存在较大差异。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骗逃国家税款的行为整体具有复合性特征,一般涵盖“虚开”“骗税”“逃税”三种性质违法行为,可能同时触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逃(偷)税罪、诈骗罪等多个罪名。在行政违法框架内,税务机关对其以“偷税”违法定性处罚,以及在刑事犯罪范围内,司法机关对其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追究刑事责任均无不当。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的分歧与矛盾主要集中在涉嫌犯罪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骗逃国家税款案件上,盖因为税务机关在“偷税违法”与“逃税犯罪”直接对应的惯性思维支配下,越权适用《刑法》第201条第4款特别规定对其“除罪免刑”所造成的。鉴于该类型行为对应于刑法上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因此税务机关的正确处理方式应是比照《刑法》第205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入罪标准,遵照《税收征收管理法》第63条、《行政处罚法》第37条规定,及时移交司法机关审查处理。

特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造成国家税款损失研究

造成国家税款损失与骗取国家税款目的一样,同属法律评价,应当进行法律分析。针对“骗取型”“代开型”“过票型”三种特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类型,由于对造成国家税款损失的理解不同,在司法认定上存在分歧意见。对此应分别从“三流一致”“真实交易”“税负平衡”等方面对虚开行为造成国家税款损失进行穿透审查,以准确作出司法认定。

论虚开发票罪中“情节严重”的具体危险构造及其判断

虚开发票罪以“情节严重”作为犯罪成立的罪量要素,司法实践中对“情节严重”的形式化认定使得该罪的适用范围存在不合理之处。虚开发票罪的构成特征决定了其具体危险犯的属性,“情节严重”正是具体危险的规范提示。以具体危险犯的架构作为解释“情节严重”的基本路径,为虚开发票罪适用范围的教义学限定提供了可能。虚开发票行为是否产生侵害法益的危险性,应当以一般人所可能认识的事实以及行为人所特别认识到的事实作为基础,站在行为时从一般人的立场出发进行判断。此外,应当以结果未发生的偶然性作为具体危险存在与否的基础性条件,判断虚开行为对法益侵害的危险性程度。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若干问题研究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是我国税制改革后出现的新罪名。文章从增值税及增值税专用发票展开,对如何计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给国家造成损失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提出了科学的计算方法,同时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与其他相关犯罪进行了区分,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历史命运进行了展望。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侦防对策研究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作为一种寄生于增值税税收之上的经济犯罪,严重扰乱着我国的税收秩序,危害着我国经济工作的健康运行。近年来,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的危害不断扩大,并呈现出不断蔓延的趋势,对此种犯罪的打击刻不容缓。对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打击应从侦查和防范控制两个方面进行。侦查要做好初查和正式侦查两方面的工作;防范控制应从制度设计、规则贯彻、宣传教育等方面进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新形势下实现对于此类犯罪的有效打击与控制。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客观行为的共犯论展开

《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四款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客观行为方式进行了明文列举。其中,让他人为自己虚开,是立法上对必要共犯中的对向行为进行处罚的特别规定。介绍他人虚开,本属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帮助行为,本条的规定是将共犯行为实行行为化,也应认为是一种特别规定。自然人介绍单位之间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对自然人不应适用死刑。

对开、环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的法律规制

有效实施增值税制度,打击通过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方式骗税逃税的行为,是我国《刑法》第205条和相关行政法规、规章的基本目的。司法机关应当准确把握有关立法精神,对对开、环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慎用刑事追责;需要适用《发票管理办法》进行行政处罚的,应当严谨执法。实践中,此类行为往往与会计核算相结合,违犯我国《会计法》,侵犯会计管理秩序。因此,依据《会计法》对此类行为予以行政处罚,是正确的常规性规制路径。

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案件的证据规格

在涉税犯罪案件侦查中强调证据规格,有利于反腐倡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的开展,有利于提高民警业务素质和整体执法水平。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案件的证据规格包括主体方面的证据、主观方面的证据、虚开方面的证据、接受虚开方面的证据以及其他方面的证据。

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量刑过重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侵害的是税务管理秩序,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而且涉案金额巨大,在市场经济犯罪领域一直是刑法重点规制的对象。然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却屡禁不止,这就让人们反思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制定的初衷与司法过程中的不合理之间的矛盾。从文本来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相关司法解释规定落后,犯罪数额标准都是20年前制定的。然而20年间,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原数额规定已经不适应现实的情况,导致了司法中量刑过重的情况出现。另外,《刑法》关于此罪的规定又存在立法不明确、法定刑过重、忽视主观罪过、罚金数额低的问题。追本究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与我国的非正式制度不健全相关,重刑不但无法从根源上解决这一社会问题,还会导致罪责刑不适应。要减缓这类犯罪,不但要科学立法、巧用司法,还要从经济活动管理本身来治理。

大数据背景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打防研究

作为涉税领域违法犯罪的头号顽疾,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当前呈现出利用新经济形态、网络技术、非法软件进行虚开等新形态,虽然警税部门推进信息化建设、开发数据工具,形成打击合力,通过"云端战役"发起系列专项打击取得了显著的战果,然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却依然屡打不尽。面对虚假注册阻断关联、风险防控不足、综合治理不全面、制度和法律滞后缺位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打防困境,要从加强信息化建设、做强数据工具、社会协同治理、完善有关制度和立法等方面,完善打防体系,倍增打防效能,营造公平公正有序的营商环境。

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特点及防范对策

我国推行增值税制度以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一直是司法实践中一种较为常见的犯罪,屡禁不止,该犯罪类型对社会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通过对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现状和特点的分析,从税务管理、加强增值税改革、社会宣传及部门合作等诸多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防范措施。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票者犯罪认定难题探析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主体一般分为开票者、受票者和介绍者,其中以“开票者”的认定最为复杂。文章主要针对司法实践中本罪的主体之一开票者认定上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分析探讨。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国家税收利益保护”观点之检视

法益认定对于界定具体犯罪处罚范围具有重大意义。对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保护法益,理论上存在着“国家发票管理秩序”和“国家税收利益”的争论。近年将本罪保护法益认定为国家税收利益的观点日益盛行,这一观点认为只有侵害国家税收利益的虚开行为才可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大大限缩了本罪处罚范围。但其在推导逻辑、认知前提、适用后果等方面存在较多问题。比较而言,将本罪保护法益认定为国家发票管理秩序的通说观点,更有利于实现打击犯罪、保障人权的刑法目的。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法律规制问题研究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是典型的法定犯,不具有先天的犯罪性,其社会危害性往往不被重视。在对此类犯罪行为的规制方面,现有刑法理论不能够与实践中发生的涉案犯罪相适应,导致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打击不力。我国应尽快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制定增值税法,出台明确具体的司法解释,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做出严格法规规制,以有效防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