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层法益视角下高空抛物罪的教义学分析与规范适用

高空抛物罪保护双层法益:公共秩序是“阻挡层法益”,人的生命、健康、财产等个人法益是“背后层法益”,在功能上,两者之间是手段与目的关系。高空抛物罪司法判断的关键在于以双层法益为指引对该罪构成要件进行合理解释,厘定处罚范围,为高空抛物罪与其他罪名和民事侵权之间的界分提供依据。一方面,基于双层法益指引,对行为要件、高空、情节严重、主观故意等构成要件予以实质性解释。另一方面,将高空抛物罪第2款视为想象竞合,结合已有的立法与司法解释,理清本罪与其他犯罪的竞合关系与适用规则。

高空抛物救助基金的引入与制度构建——基于《民法典》第1254条的分析

在高空抛物致害案件中,如何救济受害人是舆论关注的焦点,但《民法典》第1254条的规定对受害人救济的回应存在诸多不足,主要表现为责任分担规则的不公正性导致了可能加害人的抵触,使受害人难以通过诉讼获得及时、有效的补偿;同时,侵权责任固有赔付结构的局限性也造成受害人救济方式单一。要实现对于受害人权利的保护,就要突破基于侵权人和受害人关系建构的赔付结构,按照社会化救济的理念构建高空抛物救助基金。当前,中国应当遵循补充性原则和因地制宜的原则构建高空抛物救助基金,针对人身权益严重受损的受害人或其遗属提供基本的物质帮助,同时建立基金的资金筹集和监督管理机制,以解决高空抛物案件中受害人权益救济的难题。

高空抛物、坠物民事案件中公安机关的提前介入职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对于高空抛物、坠物的民事责任有较为明确的规定和分配,特别是创设了国家公安机关对于高空抛物、坠物侵权的调查权,明确了公安机关对于高空抛物、坠物在不存在行政或者刑事违法的情况下仍需参与和介入,突破了过去高空抛物、坠物依靠私力救济的局限性。从高空抛物这一概念出发,探究民法典对于高空抛物、坠物民事责任的划分,深入探索该类案件中的公安机关提前介入机制。

高空抛物罪的司法适用省思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将高空抛物行为单独入罪,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保障人民群众“头顶上的安全”的高度重视。司法实践中,认定高空抛物罪存在内涵和边界不够清晰明确的问题。一方面,对于符合犯罪构成的行为,要依法予以严厉打击;另一方面,要准确区分民事侵权行为与刑事犯罪行为、此罪与彼罪,避免过度适用,从而真正贯彻立法本意。同时,要进一步加强法律监督与宣传引导,防止泛化而成为“口袋罪名”,真正打击高空抛物犯罪行为,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论积极刑法观下高空抛物罪的扩张与限制

积极刑法观主张刑法应对社会潜在危险作出提前预防,高空抛物罪就是积极刑法观指导下的立法,天然具有潜在的扩张风险,一旦扩张将会引发泛刑化问题,无形中还会虚化民法的力量,激化社会矛盾,造成非良性循环。为应对高空抛物罪潜在扩张风险,从程序法和实体法两个方向探索限制高空抛物罪扩张新路径:一是程序法方向的“高空抛物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二是实体法方向的“民刑行分层共治模式”。

论高空抛物侵权中公安机关的调查权

公安机关在高空抛物侵权案件中行使调查权,有利于保障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是公安机关的法定职责,具有正当性。该调查权属于公权力,具有协助性、程序性、范围特定性的特点。公安机关在行使调查权时,可能面临与其他调查权竞合、调查内容不明确、法律效果规定模糊等困境。应严格区分公安机关的各类调查权,明晰公安机关调查权的内容,明确界定公安机关调查权的法律效果,完善公安机关调查权的保障措施。

论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的法律责任——以《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五十四条规定为中心

高空抛物曾是我国社会和法学上关注的重要热点之一。2020年颁布的《民法典》没有使用高空抛物的范畴,而是使用“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的表述。2021年3月《刑法修正案(十一)》中增加规定了高空抛物罪。高空抛物的含义范围比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的含义范围大。民法理论中通常使用的高空抛物并不能与刑法中的高空抛物等同,其含义在法律与法律之间、法律规定与法律事实之间、法律规定事实与社会生活事实之间并不完全吻合。高空抛物与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各自有不同特点,所适用的条件具有范围区别。物业服务企业的安全保障责任与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的责任也具有不同的法律事实根据。加强和完善对高空抛物恶行的综合治理,除刑事、民事法律责任外,还需要填补行政法律责任;另外民事责任上也需要更加深入细化,如可以由填补性赔偿增加至惩罚性赔偿,责任人范围上可由可能加害人拓展为直系亲属的连带责任。

高空抛物的情形及刑法适用争议问题探究

《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二第二款关于高空抛掷物品“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规定,涉及诸多争议问题:高空抛物行为能否适用《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如何理解高空抛物罪保护的法益?高空抛物行为在何种情况下可以成立寻衅滋事罪?侵犯的法益是高空抛物行为刑法适用的客观基础,造成的危害后果、情节严重或特别严重与否,是高空抛物行为刑法适用需要具体考量的因素。高空抛物行为产生公共危险的,成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造成一定危害后果的,分别成立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毁坏财物罪;不具有危险但情节严重的,成立高空抛物罪;具有特定危险且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成立寻衅滋事罪。

公共法益视域下的高空抛物罪边界

《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的高空抛物罪为扰乱公共秩序类犯罪,与先前的司法解释将此类行为视为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不同,且该条文对犯罪成立条件的叙明较为模糊,导致实践中存在对高空抛物行为适用罪名混乱的状况。明确公共秩序法益与公共安全法益间保护维度不同、前者为后者之屏障的关系,厘清构成要件中“高空”“抛物”等要素内涵,才能解决高空抛物行为定罪不当的问题。

积极刑法观下关于高空抛物的理解与适用

积极刑法观和持消极刑法观向来是理论界讨论的热点话题,两种观点的立场一直难解难分,随着《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了“高空抛物罪”等一系列轻罪,这也是体现出我国刑法发展倡导积极刑法观的思路,针对轻罪立法也引起不少学者的讨论,高空抛物入刑既是积极刑法观的体现也是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但是针对高空抛物的“情节严重”要件法律尚未给出相应的标准,需要司法实践当中进行综合判定。高空抛物也存在与具体危险犯的竞合问题需要谨慎地处理认定,虽然我国倡导积极刑法观,但是不能冒进,而应当持谨慎的态度。

高空抛物致害救济问题研究——有效实现“以受害人为中心”

高空抛物事件中受害人的救济问题在理论界颇具争议,许多学者都意识到单靠侵权法不能有效救济受害人。在我国暂时无法实行多元救济的现状面前,如何既达到以“受害人为中心”之目标,即在无法找到真正侵权人时填补受害人损失的目的,又要克服现有立法之不足,令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承担主要救济责任,从而有效分散风险、分摊责任,是民事法律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的。

高空抛物罪中“情节严重”的教义学研究

高空抛物罪的成立需要达到情节严重。情节严重是此罪的违法要素而不是责任要素。高空抛物罪保护的法益是公共秩序,其客观上要求对公共秩序产生现实危险,主观上是故意。本罪不属于抽象危险犯的范畴,应当将其理解为具体危险犯。故具体认定此罪的情节严重应当结合抛掷物品的时间、地点、高度、次数等综合判断。

高空抛物罪的理论辨正与实践检视

《刑法修正案(十一)》将高空抛物行为独立成罪,体现了立法者对市民“头顶安全”的高度重视。高空抛物独立成罪前,在司法适用过程中定性较为混乱,尚未形成统一的评价体系,高空抛物独立成罪有利于防止司法的恣意性,促进刑事司法处理高空抛物行为的体系化、统一化,实现罪刑均衡。然而高空抛物罪仍存在犯罪性质模糊、法益属性存疑、“情节严重”标准不明等问题。为实现法律适用的统一性,高空抛物罪应界定为具体危险犯,由于本罪的保护法益具有抽象化、精神化的特性,有必要重塑为公共安宁法益,以厘清“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为基础,明确高空抛物罪与其他关联罪名的司法认定路径。

高空抛物罪司法适用问题研究

高空抛物独立成罪后,由于简单罪状所描述的构成要件不够明确,同时缺少相关文件作为审判工作的直接参考,司法实践中出现了案件认定方面的诸多问题。首先,增设轻罪使司法工作人员“积极性过高”导致罪名适用范围过大;其次,“情节严重”缺乏明确定义导致认定标准模糊;最后,与其他相关罪名存在混淆适用的现象。对此应以实质解释论为指导、刑法谦抑性为根基,保证高空抛物罪的正确适用。

高空抛物致人损害救济规则研究——兼论《侵权责任法》第87条“社会本位”趋势

《侵权责任法》第87条规定了高空抛物致人损害的救济规则,体现了我国侵权法"社会本位"的趋势。我国高空抛物的责任主体从"建筑物所有人、管理人"到"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及责任方式从"赔偿"到"补偿"的转变,突破了传统侵权法自己责任的个人本位,体现了法律优先"保护受害人利益"与"公众生活安宁"的社会本位趋势。人民法院在适用该规范时,应准确适用高空抛物损害责任构成要件,通过责任主体、免责事由、补偿责任三者间的平衡与限制,使平衡"人的行为自由"与"救济受害人损失"的侵权法法旨予以实现。为保证《侵权责任法》第87条立法目的实现,还需建构合适的法律与社会制度。

“高空抛物”入罪的法教义学分析与方案选择

《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设置了"高空抛掷物品罪",与去年最高法《高空抛物意见》解释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相冲突,目前对是否设置该罪名争论甚久。文章主张可以设置该罪名,但法定刑既不是拘役,也不是3至10年有期徒刑,而应当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用法教义学来理性分析主观主义刑法观和客观主义民法观立场上的对立,对"高空抛物"行为的处理要做好刑民交叉的合理衔接,既充分发挥刑法的威慑、教育、预防功能,又动用民法对侵权后果进行建筑使用人"共同补偿"的救济效果,以达到惩处和制止不法侵害行为发生的最终目的。

高空抛物刑事责任的类型化界定

面对屡禁不止的高空抛物现象,刑法应当及时跟进。相关司法意见和《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高空抛物罪的规定虽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社会的需求,但在认定高空抛物案件的刑事责任时仍须进行类型化判断。通常而言,日常生活中高空抛物侵害的法益并非完全相同,未必都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司法实践应当慎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基于类型化的分析,应当拓展有关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财产权犯罪的适用,并善于用竞合论妥当评价高空抛物行为的刑事责任。明确纵容者、房屋出租者、物业怠于履行防范义务等相关主体的刑事责任边界,形成系统的认定高空抛物的归责体系。

《刑法修正案(十一)》中关联性罪名的司法适用

关联性罪名的高频适用是《刑法修正案(十一)》施行后的最大特色,作为关联性重罪袭警罪的适用,对"暴力"做相同理解的前提下,可以与妨害公务罪完全区隔,但是袭警罪的适用需要考虑警察执法的特殊性,在执法强度过当、执法程序重大瑕疵的情况下,有可能排除袭警罪的适用。作为关联性轻罪名的高空抛物罪仍应包含对公共安全的破坏,否则将完全挤压了治安处罚的空间。妨害安全驾驶罪中对公共安全的理解应做具体危险的解释方向才能真正化解修法之前对此类行为定罪的批评。

积极立法观下高空抛物入刑的教义学解读

高空抛物入刑是积极立法观下刑事立法的产物,立法机关增设高空抛物罪是基于我国目前复杂的司法实践现状和人们社会生活条件的改变而做出的理性选择,是我国刑事立法活跃化与科学化的重要体现。在认定高空抛物罪时,应注意对高空抛物罪所侵害法益的把握。从本质上而言,高空抛物罪是扰乱社会管理秩序的行为,属于抽象危险犯,即应从抽象危险犯的角度出发对高空抛物罪“情节严重”做出认定,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寻衅滋事罪进行严格区分,旨在防止其不当扩张,沦为轻罪中的口袋罪名。

2020年我国刑法适用要报

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爆发促使刑法对疫情防控作出及时反应,系列刑事法律法规的出台使得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犯罪的法律体系逐步形成。《刑法修正案(十一)》针对未成年人犯罪、高空抛物、疫情防控、冒名顶替上大学等社会现实关切的热点、疑点、难点等作出了积极回应。要报主要围绕以下内容展开: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规制,正当防卫的再检视,高空抛物行为的刑法规制,冒名顶替入学问题的刑法规制,突发公共事件的刑法规制,野生动物的刑法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