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解释视角下妨害国(边)境管理罪适用问题研究

妨害国(边)境管理罪数量的增加要求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以遏制犯罪势头的增长。2022年6月发布的《关于依法惩治妨害国(边)境管理违法犯罪的意见》,与2012年12月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国(边)境管理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相比,在责任主体方面,将公安部、国家移民管理局增加确立为发布者;在适用对象方面,将国内外犯罪组织均囊括其中;在犯罪认定方面,阐述了有关妨害国(边)境管理罪的共同犯罪和犯罪的未完成形态。未来,针对妨害国(边)境管理罪的规制,要细化相关规范,构建信息网络,建立专职警务,为深入研究中国妨害国(边)境管理罪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理论支持。

中美跨境数据单边取证管辖问题比较研究

跨境数据取证的有效开展以国家享有合法的刑事管辖权为前提。鉴于现阶段中美两国在国际地位、技术水平以及制度构建理念上的区别,具体立法规定与实践操作中有所不同。中国在网络空间主权论、数据有限流动理论等理念的支撑下,属地原则仍是跨境数据单边取证制度的刑事管辖基础。而美国以网络无主权论、数据自由流动论作为制度基础,变通属人管辖以充分利用数据强国的地位,增强刑事取证管辖权。比较中美两国确定跨境数据单边取证刑事管辖的相异因素,建议我国进一步加强国家间合作,适度调整刑事管辖权,提升计算机技术,丰富刑事单边取证行为反制措施。

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司法认定若干问题解析

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的"组织"包括集团犯罪、一般共同犯罪和单独犯罪,协助"组织"包括但不限于首要分子指挥下实施的拉拢、引诱、介绍;持用骗领的出入境证件而出入境属于"偷越",但要予以适当限定。本罪侵害的直接客体是我国的出入境许可制度,以被组织人通过实际国(边)界线或者边防检查为既遂标准。视不同情形,本罪与其他妨害出入境管理秩序犯罪分别形成牵连、吸收或者想象竞合关系。

偷越国(边)境罪的着手问题探析——兼论涉疫情防控相关问题

司法实务过早认定了偷越国(边)境罪的实行着手,导致该罪未遂犯的处罚范围被不当扩大。对此,应当在理论上予以检讨。该罪的保护法益是出入境管理秩序,但不包括疫情防控秩序。出入境管理秩序只存在于国边境而不包括边境管理区。根据“实质的结果说”,只有对国边境的出入境秩序造成紧迫危险的,才是偷越着手,但是在具体认定上,需要采取一种“紧密前阶状态”的判断方法:在违反许可制度出入境的场合,行为人实施了虚构合法持有出入境证件的事实的行为的,就是偷越的着手;在违反检查制度出入境的场合,偷越着手表现为实施躲避行为或者抗拒行为;在绕开规定口岸出入境的场合,偷越着手则表现为行为人进入边防管理机关的控制区域,或者能够被规范评价为“靠近国(边)境线”。

跨境反腐的中国立场——刑法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衔接

腐败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的背景之下,《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各缔约国均以公约为参照和指导,通过完善国内法和各项制度加大对腐败犯罪的打击力度。我国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后以刑法修正案的形式对职务犯罪进行积极修改值得肯定。然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表明我国国内法与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还有一些难以衔接之处。应当继续加快我国刑法中职务犯罪的完善步伐,尽快实现国内法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有效衔接,为我国跨境反腐工作提供坚实的刑事法律基础。

我国腐败犯罪所得跨境追回:现状、法律困境与对策

跨境转移腐败犯罪所得已成为当前腐败犯罪的一种惯有模式,给国际社会全球治理带来危害。2003年制定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首次以专章规定了"资产追回"机制,创新性地规定了通过非定罪没收、民事确权之诉、民事侵权之诉、简易返还等途径追回跨境转移的腐败犯罪所得。结合中国国情和已采取的措施,从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和国际反腐败的重要力量角度出发,分析中国跨境追回腐败犯罪所得面临的法律困境,并提出完善中国跨境追回腐败犯罪所得面临的法律对策。

论如何划分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的既遂与未遂

通过对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的犯罪形态,被组织人在行为人的安排下偷越国(边)境成功是否为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的法定构成要件,加重构成犯是否存在犯罪既遂与犯罪未遂的认定和区分及符合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的加重构成,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是否既遂四个问题的探讨,认为组织行为是否实施完毕才应当是判断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的既遂与未遂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