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收入差距、人口流动与刑事犯罪率

本文将地区收入差距、人口流动分为省内与省际收入差距、省内与省际人口流动,分析了它们对省级层面刑事犯罪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随着省内和省际收入差距扩大、省内和省际人口流动规模扩张,刑事犯罪率会显著上升,且省内收入差距和人口流动对刑事犯罪率的影响分别比省际收入差距和人口流动大。(2)失业率、离婚率、城镇化水平、人口性别比、房价的提高会显著推升刑事犯罪率,受教育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可以显著降低刑事犯罪率,司法支出和人口密度对刑事犯罪率没有实质性影响。(3)人口流动对刑事犯罪率的作用机制会受到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最后,本文提出了一系列降低刑事犯罪率的政策建议。

犯罪恐惧感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孤独感的中介作用

目的探索犯罪恐惧感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分析孤独感的中介效应,为提高老年人心理健康提供依据。方法于2021年6-7月使用犯罪恐惧感量表、孤独感量表(UCLA)和自评健康量表对安徽省使用分层随机抽样选出的624名老年人进行测量,在描述其犯罪恐惧感、孤独感和自评健康现状基础上,基于t检验比较这些变量的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和城乡差异,采用Pearson积差相关探索犯罪恐惧感、孤独感和自评健康之间的联系,使用M-plus 7.4考察犯罪恐惧感对老年人自评健康的影响,并探索孤独感的中介作用。结果老年人的犯罪恐惧感存在性别、年龄和受教育水平差异(P<0.01)。犯罪恐惧感与孤独感呈正相关(r=0.233,P<0.001),与自评健康呈负相关(r=-0.169,P<0.001),孤独感与自评健康呈负相关(r=-0.202,P<0.001)。老年人的犯罪恐惧感对其自评健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P<0.001),孤独感在其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比为16.32%。结论犯罪恐惧感对老年人自评健康有显著的负效应,并部分通过孤独感来实现。

我国常见犯罪的动态分析——以近25年官方数据为例

常见犯罪具有频率高、更新快、严重危害社会等特点,因此需要宏观把握。根据官方数据将伤害、抢劫、强奸、盗窃和诈骗犯罪作为研究常见犯罪的对象,统计常见犯罪的数量变化趋势,并用定基增长率公式计算整体犯罪增长率,用动态对比方式分析和预测常见犯罪的形势。针对目前形势较严重的诈骗、盗窃和强奸犯罪,根据威慑和情境犯罪预防理论提出对应的防控策略,以期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借鉴。

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明知”的认定

为应对网络时代的新挑战,对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明知”的认定,探索出以口供为主、推定为辅的方法,体现了对实体与程序、扩张入罪与限制入罪的权衡。传统理论上,“明知”认定应当理解为“确知”+“可能知道”,关键是把握“可能性”的标准。新兴理论中,促进说和不作为处罚说提供了“明知”认定的新思路,但是也存在各自的局限。“明知”认定依赖帮助行为的类型。在传统犯罪帮助行为类型中,“明知”认定体现了程序包容评价的特征,用单向明知取代了意思联络。在新型网络帮助行为中,应采用综合促进率标准,客观促进因素需要区分灰色产业和黑色产业,体现的是“明知”的认识对象的性质,主观促进因素需要区分确知和实知,体现的是“明知”的认识可能性程度。“明知”的认定需要依据客观行为的性质具体把握对于犯罪促进率的认识程度。

性别失衡对犯罪率的影响研究

中国的人口性别比持续失衡,与此同时,犯罪率也不断上升,虽然中国的性别失衡对社会安全的影响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但是目前性别失衡对犯罪的影响研究多为质性分析。本文在中国性别失衡和社会安全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在分析中国当前不能成婚男性的特征和对犯罪影响的基础上,基于中国1990、1995、2000、2005年全国省级宏观人口经济和犯罪率数据,采用计量经济学的面板回归方法建立人口性别比和犯罪率之间的随机效应模型,发现人口性别比的升高对犯罪率的上升有非常显著的影响。结果显示人口性别比每提高0.01(正常值为1.06),犯罪率上升3.03%。中国性别失衡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犯罪率的上升,对社会安全构成了威胁。本研究不但定量地证明了中国性别失衡对犯罪的影响,同时也为降低和预防犯罪提供了人口学方面的视角。

对转型期中国犯罪实际发案情况的估测

本文以联合国犯罪受害调查和公安部的立案不实调查为依据,对我国1978年以来犯罪的实际发案情况进行了估测。考虑到有许多犯罪案件发生后受害人没有报案以及立案不实顽症的客观存在,我国的犯罪问题实际上比以立案数为标准的统计值所反映的情况要严重得多。2004年全国犯罪发案数、犯罪率分别达到约2348万起、1800起／10万人,分别比同年犯罪立案数统计值 (471．8万起)和犯罪率统计值(363起／10万人)高4倍。不过,我国的犯罪率仍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世界犯罪的现状及其地理特征

文章用地理学的观点阐述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犯罪现状,探讨了国家的发展水平与犯罪的关系,研究了世界特殊的犯罪高发区:揭示了目前世界犯罪的主要特征,为认识和把握世界犯罪的空间态势和发展状况提供了科学依据。

城市化与犯罪率非线性动态关系实证研究

城市化进程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对犯罪的影响也在发生变化,因此城市化与犯罪率之间存在线性关系的原假设也需要进行调整。利用MSVAR模型方法,对1978—2011年中国犯罪率与城市化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978—2011年中国犯罪率与城市化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存在显著的2区制特征,在区制2(城市化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显著地推动了犯罪率的增长;在区制1(城市化适速发展),二者不存在显著的影响关系。

劳动力市场状况与刑事犯罪——基于城市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我国转型期经济快速增长伴随着刑事犯罪率的迅速攀升,正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本文探讨刑事犯罪率上升背后的劳动力市场状况恶化因素。基于一个全新的2000年到2008年间包含22个东部发达地区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我们发现城市行业工资收入差距每上升1%,将导致刑事犯罪率平均上升0.167%。进一步的分解计算表明,样本大城市刑事犯罪率偏高,大约平均分别有26%和40%可以由大城市潜在犯罪获利机会集聚,以及犯罪被发现概率较低中得到解释。本研究直接的政策含义是,旨在改善低收入群体尤其外来农民工的劳动力市场状况的公共政策,特别是提升农民工边际产出的职业技能培训类项目,将有利于改善中国发达地区大城市的社会治理秩序,让城市更好地发挥要素集聚效益。

法家“以刑去刑”理论及实践的诸分析

法家的刑事政策思想以“以刑志刑为核心的 ,秦朝的重刑主义法制实践是法家这一思想的具体展开。而这一刑事法律思想在理论上是错误的 ,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在犯罪原因论上它犯了以“人性恶”这一抽象的人性论来解说犯罪原因的单一罪因论的错误 ;在刑罚功能论上犯了过分夸大和追求刑罚的一般预防功能的错误从而对罪犯的处刑过于严酷并由此激化社会矛盾 ;在法律经济学角度上它扩大了刑罚圈增加了刑罚量从而提高了刑罚执行成本 ,在经济层面上使社会矛盾更加激化。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对财产性犯罪率的非线性效应

寻求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对财产性犯罪率产生非线性影响的经验证据对进入经济新常态的中国收入分配格局有着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比起二者之间的线性影响,分析非线性效应能够更好地揭示中国转型期复杂的经济社会因素在城乡收入差距对财产性犯罪率产生影响的过程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本文使用中国1981-2012年的数据,运用非线性STR模型对此问题开展经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是财产性犯罪率变化的单向Granger原因,两者存在的非线性的非对称效应表现出了阶段性的变化特征。我们将其分为四个阶段,包括1987年以前的平衡I期、1987-1991年的迁移I期、1991-1997年的平衡II期和1997-2012年的迁移II期。

犯罪门槛和防御效应下收入分配差距对犯罪率的影响——以中国伤害和财产诈骗犯罪(1981-2006)为例

运用1981年～2006年中国公安机关立案的刑事案件中伤害犯罪与财产诈骗犯罪的数据,检验以基尼系数衡量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对伤害、财产诈骗两类犯罪的影响,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是收入差距与犯罪率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且收入差距扩大初期犯罪率加速上升,具有显著的门槛特征;二是犯罪防御行为对犯罪的抑制作用没有得到验证。最后根据结论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民生支出有助于减低刑事犯罪率吗?——来自中国(1995—2008)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

中国日益严重的刑事犯罪是和谐社会建设道路上的一大挑战。究竟什么导致了中国刑事犯罪率的不断攀升?在减少刑事犯罪的道路上,我们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有力措施?本文试图从政府民生支出的角度对之加以解释。本文首先在文献认识的基础上提出假说;然后利用中国(1995—2008)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方法进行验证;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发现:民生支出的增加对刑事犯罪率的攀升具有抑制作用;但随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民生支出对刑事犯罪率的抑制作用逐渐被削弱。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在新时期构建和谐社会的道路上,政府必须转变控制犯罪率的策略,从简单的通过国家机器维稳走向关注民生的道路。

中国省域刑事犯罪率的时空演变及机制研究

利用空间统计方法，对于1993～2008年中国省域刑事犯罪率的分布及演变进行分析，结果发现：①在空间整体分布上，高刑事犯罪率地区逐渐向沿海地区转移。②在空间关系上，刑事犯罪率的空间集聚程度不断加强，高犯罪率区域集聚在沿海地区，低犯罪率区域集聚在中部地区，形成两极分化。③就刑事犯罪率增长而言，存在“俱乐部趋同”现象。同时，构建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研究刑事犯罪率影响因素，结果发现：①在考虑时间和空间异质效应的条件下，流动人口与刑事犯罪率之间没有显著相关；但在与行业收入差距共同作用的情况下，流动人口与刑事犯罪率显著相关。②行业收入差距对刑事犯罪率影响显著，其稳健性极强；城乡收入差距和省域收入差距对刑事犯罪率没有影响。③空间邻近效应是影响刑事犯罪率的极重要因素，其作用程度和稳健性都比流动人口和收入差距对刑事犯罪率的影响来得更为强烈。

住区可防卫空间与景观特征量化研究

随着我国城市的刑事犯罪案件不断上升,住区安全问题日趋突显。研究主要以杭州等城镇为例,运用景观生态学、环境心理学等相关理论,采用形状指数、熵值密度等景观特征量化指标,通过对若干现代社区与典型传统住区的景观指标进行量化比较与综合分析发现:城市犯罪案件的发生率与空间格局、景观多样性等有着紧密的关联。城市化极大地改变了原有的生态网络结构,使现代社区景观的形状指数与熵值密度大大小于传统住区,邻里联系减少、人际关系冷漠、场所吸引力与安全感降低、户外滞留人数减少、邻里监护功能减退等导致犯罪案件多发。所以,有必要发掘我国传统的居住文化。通过合理的景观规划设计,提高社区"可防卫空间"的文化生态效应,预防与遏制犯罪。

中国城市化进程与犯罪率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结构突变的协整分析

在我国城市化发展进程中,伴随着犯罪率的显著上升,二者具有显著的长期趋势的一致性和短期波动的差异性。"严打"运动的外部冲击对协整模型具有显著的结构影响,"严打"运动在短期也起到了遏制犯罪的震慑效果。

教育扩展对青少年犯罪的影响

对青少年犯罪的有效抑制有利于控制未来整体犯罪的上升趋势。通过数据的统计分析可以证实,在抑制青少年犯罪的诸多手段中教育扩展的作用不容忽视,尤其在劳动教养法规废止之后,普通教育的扩展将成为控制、预防青少年犯罪的最主要手段。但在教育扩展对青少年犯罪起到隔离、道德约束等积极作用的同时,教育扩展中的不平等等问题也一定程度上对青少年犯罪起到了扩张作用。所以有必要基于现实及理论的分析提出具体的措施,以利于教育扩展积极作用的发挥。

房价、财富不平等与城市犯罪率——基于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21世纪以来,房价的快速上涨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本文利用2002—2016年中国24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房价与犯罪率的关系,并对其影响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第一,房价上涨对城市犯罪率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的房价上涨将导致本城市刑事犯罪批捕率与起诉率分别上涨0.16%和0.099%,在使用工具变量后影响效果仍然存在且有所提升。第二,房价对犯罪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区和时间异质性,在房价水平更高的东部和中部地区以及2008年以后,房价对犯罪率的影响更大;第三,房价上涨会显著加剧本地居民家庭的财富不平等,从而导致犯罪率水平的提升。第四,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实施有助于降低房价上涨对城市犯罪率的刺激作用。本文研究结论对于全面理解房价上涨的社会影响以及相关住房市场政策的制定和评估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治理“刑罚泛化”现象之反思——基于实证研究的视角

当前刑事司法实践频现"刑罚泛化"现象:罪名数目有始无终,一审案件有增无减,罪犯总数有加无已。刑罚泛化强调法网扩张,凸显重刑威慑,是执基公权意愿上的强权威慑,无法得到公众认同,在防范未然、抑制不良反应的频发、减少犯罪率的效果上差强人意。刑法是一种以恶去恶的方式,其严厉性和残酷性决定了其适用必须契合公众意愿,符合大众需求,在产生积极的心理效应的基础上适用。具体而言,刑罚的广度应当坚持不得已原则,在情非得已和别无他法的情况下适用;刑罚的强度应遵循适度性原则,在刑罚刺激大于反应阀限的适度范围内考量;刑罚的信度应秉持必定性原则,在符合前景理论的基础上设定;刑罚的效度,应恪守认同性原则,在契合公众意愿的基础上贯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