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消极惩罪到积极治理:中国特色轻罪治理体系的反思与完善

当今中国社会的犯罪现象正在经历从重罪到轻罪的重大变化,我国轻罪治理体系也应与时俱进地进行完善。这要求我们取轻罪之长,避轻罪之短。首先,要明确轻罪的定义,可以法定刑3年有期徒刑为上限、以处带有保安处分性质的限制或剥夺人身自由措施为下限,这一轻罪概念既契合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的现实,也是面向未来轻罪立法的一种前瞻性考虑。然后,对轻罪扩张现象进行反思,厘清轻罪扩张带来的正面功能和负面效应,指明其具有回应民意、完善立法、规范行为的优势,也揭示其简化司法、异化刑罚、附随后果过剩的缺陷。在此基础上,对我国轻罪治理体系进行完善,在实体层面依据《刑法》第13条的但书规定和第37条的定罪免刑规定,建立多元的轻罪处遇模式;在程序法层面贯彻“三分原则”;在附随后果上严格限制适用主体、对象和内容;在前科消灭上逐步建立犯罪记录封存、注销和复权制度。这样多措并举,推动我国轻罪治理体系从消极惩罪向积极治理的现代化转型。

保安处分制度逻辑下犯罪附随后果的反思与合理限缩

在我国轻罪认定激增的背景下,犯罪附随后果的存在致使“轻罪不轻”,减损了犯罪化立法的积极意义。对因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之人所施加的不利后果都应当纳入犯罪附随后果体系,并在大体上可以类型化为资格限制型和社会权益减损型。犯罪附随后果性质上应属保安处分,其正当化根据在于犯罪预防、增加犯罪成本以及维持涉公益职业的资质要求。但是该制度目前存在过度社会防卫倾向、与特殊预防目的实现欠缺合理逻辑关联、多种附随后果叠加适用以及适用程序失范等问题。对此,在实体层面应当以比例原则为指导,限缩犯罪附随后果的适用至与特殊预防目的实现具有关联性的范围,并与前科消灭制度配套适用,促进轻罪犯罪人复归社会。程序层面应当统一犯罪附随后果的上位法规范依据,推动其适用权限向司法权收束,增强其适用的刑事司法性。

微罪附随后果的检视与出路

犯罪附随后果的规范化、体系性建构的现实困境为传统犯罪中的报应性附随后果是否具有适当性的问题。微罪的立法初衷及目的在于预防而非报应,故与报应性犯罪附随后果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基于社会法制文化认知所形成的“隐性附随后果”在微罪中并不存在。微罪应确定为法定最高刑为1年有期徒刑以下的犯罪。微罪附随后果原则上不具有适当性,微罪记录原则上不应当被披露。微罪记录封存制度是解决目前微罪附随后果问题的具有现实可操作性的路径。

微罪扩张背景下犯罪附随后果的规范与限缩

近些年,我国刑事立法逐渐趋向积极,微罪立法呈现扩张趋势。微罪立法为我国严密法网、促使刑法结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正向作用。但是我国犯罪附随后果制度并未能跟上微罪立法的步伐,泛化、不规范的犯罪附随后果与微罪相互作用,有违反比例原则、侵犯公民自由、导致犯罪标签泛化从而阻碍罪犯再社会化的风险。对此,应当规范犯罪附随后果的立法层级,避免出现上位法规范与下位法规范各行其是的问题。明确犯罪附随后果的适用条件与适用期限,进行针对性、分层次的附随后果设定。为了使犯罪人能够更好地回归社会,避免泛化附随后果的负面影响,应逐步建立分层次的前科封存制度。

我国刑事复权制度构建的概念、理论及路径

为解决犯罪附随后果严重的负面效应问题,通过规范研究法和比较分析法对刑事复权制度理论基础和优势进行研究。首先,对刑事复权制度进行了重新定义,其指在特定条件和法定程序下,针对遭受资格罚的受刑人,恢复其作为普通公民的资格和权利的刑罚消灭制度。其次,根据公平的正义原则、比例原则和刑罚的惩罚预防并行原则,论述了刑事复权制度规范层面的正当性。再次,提出了我国刑事复权制度构建的路径:刑事复权制度符合刑罚制度本土化的需求,应当采取独立章节模式在刑法第四章第七节之后加以规定;刑事复权制度适用于不具有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险性的犯罪人,在满足特定的时间条件后,公权机构应颁发复权犯罪记录证明。

我国轻微罪前科消灭制度构建研究

近年来,我国刑事立法趋向于活性化和轻刑化,而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都较小的轻微罪犯罪标签化却越发严重,构建轻微罪前科消灭制度迫在眉睫。然而,前科报告制度、缺乏轻微罪前科消灭制度的具体设计及统一的犯罪记录登记和查询制度阻碍着轻微罪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因此,要构建完善的轻微罪前科消灭制度要兼顾两方面:一是明晰轻微罪罪责轻实质、肯定前科消灭制度;二是从轻微罪前科消灭制度的主体条件、考察期、实质条件方面探索实体构建,并以轻微罪前科消灭申请、审批与撤销的程序设置为实体构建提供保障,以完善的前科报告及评价制度、统一的犯罪记录登记和查询制度、完善的犯罪人犯罪记录保护机制作为配套设计,以推动我国轻微罪前科消灭制度的落地生根。

不同取证系统对手机微信聊天记录恢复效果的比较分析

在对新型涉网犯罪的打击过程中,犯罪嫌疑人手机数据的采集是取证的关键环节,而在实战中,手机中存在至关重要线索和证据的微信聊天记录通常会被删除。如何能够快速、高效地恢复犯罪嫌疑人手机中已删除的微信聊天记录,是相关案件侦查过程中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采用了目前最普遍使用的四款取证系统的最新版本,分别对当下主流的三十余款型号的华为和苹果手机进行微信数据采集,并在第一次采集完成后,对旧系统版本的实验手机进行系统升级后再次采集数据,以此比对分析不同取证系统恢复华为、苹果手机已删除微信聊天记录的效果。本文能为相关案件侦办中取证工具的选择提供参考。

我国犯罪记录查询制度:现状、问题与完善路径

犯罪记录查询是为了解、掌握犯罪状况和实现犯罪治理现代化,经有权限的主体申请,由特定国家机关通过法定程序对曾犯过罪的人既往的犯罪情况进行核查、询证的活动。犯罪记录查询制度是犯罪记录查询的规则或运作模式,建立犯罪记录查询制度既有利于实现犯罪治理现代化,又有利于犯罪人再社会化。我国有关犯罪记录查询的规定存在抽象化、管理分散化、规范性不足等问题。犯罪记录查询制度的完善需要建立由司法行政机关主管、全国统一的犯罪记录查询数据库,明确犯罪记录数据的采录范围与传输方式,还需要对犯罪记录的查询主体、查询程序及相关配套措施作出全面、系统的规定,使犯罪记录查询制度具体化、规范化、程序化,确保在司法实践中具有可操作性。

刑事一体化视野下少年法治体系的本土化构建

我国少年法治体系已逐渐在实体与程序双重互动、犯罪控制与司法体系及刑事政策与社会治理的交叠视野下实现完善与优化,但仍存在系统发展与复杂交错个体问题难以融合的瓶颈。以刑事一体化视野来梳理少年法治体系的整体架构是实现各个环节彼此联动形成合力应对个体化难题的重要抓手,通过将少年法治体系梳理为犯罪控制与预防、少年犯司法体系、少年犯附随后果三个层次,并且按照刑事一体化思路对三个层次以顺位的形式对各自的个体化难题——罪错未成年人的行为分级干预难题、不起诉程序的适用混乱、前科消灭制度尚待完善等问题进行分析,以寻求更切实有利的由点到面的完善少年法治体系的通路,从而使我国少年法治体系得以在现有的基础上构建更为完善且合理的本土化少年法治模型。

前科制度的理论根据、正当化限度及应对路径——以轻罪时代为背景

随着轻罪时代的来临,我国的前科制度更凸显出诸多弊端,亟待作出调整。只有厘清前科制度的理论根据和正当化限度,才能对前科制度的现状进行检视,进而发现存在的问题,并采取针对性措施。前科制度的理论基础是人身危险性已是共识,其存在的理论根据应是充当前罪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的客观考察评估机制,其性质为保安处分,属于与刑罚相并列的犯罪的法律后果。前科制度的理论根据和性质决定了其正当化的限度应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罪责自负原则、比例原则等基本原则。我国现行的前科制度明显有违前科制度的正当化限度,需要从废、调、补这三个方面来采取应对措施,即废除一些完全缺乏正当性的前科制度、对《刑法》第一百条进行合理调适、增设前科消灭制度。如此,方能满足轻罪时代的实践需求。

轻罪治理背景下犯罪附随后果规范化探赜

随着我国刑事立法轻罪化趋势渐显,对轻罪犯罪附随后果的规范化治理亟待探赜。通过对轻罪及犯罪附随后果整体观的把握,轻罪的界定应当采取法定刑标准,犯罪附随后果作为行为人因其犯罪所附加的不良后果,应当归入保安处分的范畴。犯罪附随后果对我国刑事立法转向“严而不厉”、轻罪化具有阻碍作用,同时严重侵害了行为人及其近亲属等主体的合法权益。由于轻罪犯罪附随后果具有促进犯罪人改造与弥合信任危机的功用,因而应当对其予以肃正。因此,应当坚持刑法规范说,将犯罪附随后果纳入刑法规范中,并在我国建立轻罪前科消灭制度。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实践与反思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建立已有十余年,全国各级司法机关一直在积极推行实施该项制度,笔者通过调研发现,尽管取得一定成效,对保护未成年犯罪人的升学、就业等方面权利起到积极作用,但由于客观现实,特别是制度本身存在的诸多问题,基于现行未成年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实践状况来看,封存效果并不够令人满意。因此,基于实践效果加强反思,完善现行封存制度,建立健全相关配套措施或制度,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这也是建设法治中国,为未成年犯罪人的合法权利提供法治保障的应有之义。

网络侵犯著作权犯罪的侦查难点与对策

近年来国家对于著作权保护以及侵犯著作权犯罪打击的意识不断增强,互联网空间为犯罪活动提供的便利条件也使得该类犯罪的应对措施逐步转移至对网络侵犯著作权犯罪的打击。因网络侵犯著作权犯罪的非复制性侵权、隐蔽性转播等特点,犯罪现场勘查、信息与证据获取的难度不断增加。对此应通过明确“主动战、整体战、协同战”战略,加强信息收集、提升侦查中技术整体化应用、增强侦查协作,形成对网络侵犯著作权犯罪打击的新机制。

前科规范的合法性问题与创设原则

在我国现存法律体系中存在着大量基于犯罪记录产生、针对犯罪记录主体设定的禁止性规范,即前科规范。通过对近30年的数据进行统计可以发现,现有前科规范数量十分巨大,不同层级、不同领域的规范性文件都有涵盖,形成了一套严密的针对犯罪人的禁止性权利限制体系。越来越多的前科规范被制定出来,也引发合法性问题,原本作为犯罪预防的制度有沦为“二次惩罚”工具的风险。对此,需要遵循前科规范创设的基本原则,即创设法定原则、预防必要性原则和评价均衡原则。

座机电话内通话记录信息的提取与数据挖掘

座机电话是目前电信网络犯罪中嫌疑人广泛使用的犯罪工具之一,因此座机电话内存储的通话记录信息对前期案件的分析研判及后期诉讼的证据链补充均有着重要作用。本文采用芯片取证的方法,提取分析了座机电话内存储的通话记录信息。在对座机电话进行拆解后,制作存储芯片的物理镜像,并使用Winhex软件提取镜像内通话记录数据,编写Python程序对原始数据进行梳理并展示,深度挖掘了潜在的通话规律、通话时长等信息。在涉网新型案件的侦查和取证过程中,要注意座机电话的取证和固定,在线索缺失或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其中提取的信息将会为案件的侦办提供重要助力。

侦查讯问笔录制作的突出问题及完善途径

侦查人员在办案侦查活动中,依法讯问犯罪嫌疑人时所制作的笔录是诉讼法律文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讯问情况的如实记录,更起到证明犯罪事实、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以及切实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等至关重要的作用。结合执法实践工作,以职务犯罪侦查讯问笔录的制作为例,通过调研侦查部门工作人员在讯问笔录制作的实务,查找出司法实践中侦查讯问笔录制作中存在讯问重点模糊、讯问细节模糊等问题,依据最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相关规定和司法文书制作的新要求,厘清执法工作人员侦查讯问笔录的首部、正文、尾部的制作重点和难点,提升讯问笔录制作内容的规范性,以期对一线法律文书的制作有借鉴和参考的意义。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的前科消灭制度

我国现行前科制度与我国长期坚持"严打"的刑事政策相适应,前科消灭则适应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理念,符合刑法正当性原则,体现保护人权和刑罚谦抑的精神,契合法律的双重规制机能。我国已对未成年人的前科消灭进行了试点。随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深入贯彻,我国有必要建立针对所有犯罪人的前科消灭制度。前科消灭的确认应综合考虑行为人的主观反社会性和前科经历的时间,前科的消灭还需适用严格的程序和特定的方式。

前科制度研究

前科消灭制度作为一项重要法律制度,为许多国家刑事法律所规定,理性审视我国刑法中的前科报告的规定,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现行的前科制度与实践中呼唤的“前科消灭”要求之间存在严重脱节,既不符合刑事政策的要求,也不能更好地预防犯罪,我们应在认真研究前科消灭制度的基础上,改革我国的前科制度。

论出狱人的社会保护——前科消灭与出狱人的社会保护

出狱人的社会保护是囚犯重返社会程序中极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个环节,也是社会文明与民主进程的一个标识。我国传统的安置帮教工作与国外对出狱人的保护制度相比有自己的特色,但也显出不足之处。作者认为,建立前科消灭制度是我国进一步加强对出狱人的保护的重要体现。

“未成年人前科消灭”的理论与实践探讨

建立“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它既符合法的正义价值 ,又有利于实现刑罚的目的 ,同时还有利于撕掉犯罪标签和完善我国现有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律体系。但目前在我国实施还面临一些困境 ,即该制度与我国现行相关法律冲突 ,制定主体不适格 ,缺乏相应的法律支持和配套实施机构 ,极易导致司法腐败。因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