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恶势力犯罪亚文化再审视

学界对于扫黑除恶的政策解读、路径手段等研究颇多,但对黑恶势力犯罪亚文化形成这一根源性问题却鲜有问津。对黑恶势力犯罪亚文化的分析具有犯罪治理意义和刑事政策意义。厘清主流文化与犯罪亚文化之间的关系,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将历史与现实文化基因相结合,有助于形成具有问题意识的本土化的犯罪亚文化理论。我国黑恶势力犯罪亚文化是主流文化异化的结果,具有传统和现代文化基因,应从完善黑恶势力认定体系、挖掘正向传统文化基因、净化网络传媒环境、畅通诉求表达渠道四个方面予以治理。

恶势力犯罪案件侦查探析

2018年以来,恶势力犯罪案件作为一类典型的黑恶势力犯罪类型显名在司法实践中。恶势力犯罪案件属于有组织犯罪的初级阶段,与其高级阶段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有所不同,因此,此类案件的侦查也有其特殊性,应慎用侦查经营策略,根据地域或行业实施精准侦查,注意恶势力整体与个案的关系。目前,此类犯罪案件侦查存在线索发现难、措施运用难、侦查取证难、性质把握难等困境,必须采取打造专业队伍、强化基础工作、充分发动群众、灵活运用措施、重视规范取证、准确辨明性质、全面追查涉案财产、克服制度缺陷等措施,才能有效打击恶势力犯罪,实现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黑恶势力软暴力犯罪问题研究

黑恶势力软暴力包括侵犯公民各种权利的软暴力,扰乱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社会秩序的软暴力和其他软暴力。依法彻底摧毁黑恶势力犯罪的经济基础,摧毁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对黑恶势力犯罪坚持"打早打小""露头就打"的原则,规制网络暴力,坚持综合治理与建立防控软暴力犯罪的长效机制是惩治黑恶势力软暴力犯罪的有效策略。

恶势力犯罪认定标准的教义学分析

基于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本质特征的不可欠缺性、《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对恶势力犯罪归纳表达的逻辑意蕴以及“势力”形成的客观规律,恶势力犯罪中的“多次”实施违法犯罪,应当界定为每次违法犯罪行为都体现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的特征。“间接欺压百姓”的规范属性应体现为具体危险犯,不是任何间接破坏人民群众安全感的情形,都会成立恶势力犯罪。只有间接破坏人民群众安全感的威胁或威慑感呈具象可能性、等同直接欺压百姓法益侵害的时候,才能成立恶势力犯罪。基于动机、目的、起因的合法并不意味着后面违法犯罪行为的动机、目的、起因合法,事出有因规定存在例外具备法理性、妥当性、可能性和可行性。基于对组织属性、刑法规定以及文义解释的精神与实质内涵的把握、恶势力犯罪与普通共同犯罪的本质差异,结合物理空间和网络空间恶势力犯罪存在的不同场域,一人、二人恶势力均有成立的空间和可能。一人、二人成立恶势力犯罪契合刑法的基本原则,吻合意见规定的精神和实质,既具有正当性,也具有合法性,同时亦符合时代的发展性。

社会治理:黑恶犯罪治理进阶与启示

近年来,在“打黑除恶”进入“扫黑除恶”的进程中,对“恶”势力的界定和处罚更是凸显了对黑恶犯罪的全面和深入的治理,也为实践中治理黑恶犯罪提出了更为精细化的目标。对黑恶犯罪的治理,刑罚效应应体现在其应用的精准性而非立法的重复性上。因此,有必要建立清晰和统一适用的涉及黑恶犯罪的罪名体系。对黑恶犯罪的治理又是全方位和复杂的,因此有必要从治理的历史阶段脉络和当前面临的问题两方面进行梳理和反思,以利于构建黑恶犯罪治理的法治化、实效化的常态机制。

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特征及其法治要求

黑恶势力是威胁我国公民权益和社会秩序的重要因素,开展"扫黑除恶"斗争具有充分的必要性。在现代刑法理念下,"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有效性与合法性面临着诸多诘问,主要包括:严刑峻法难以实现震慑犯罪的目的;"严打"与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相违背;"黑社会性质组织"定义不明,容易造成打黑的扩大化。为减轻"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负面效应,司法部门应严格坚持刑法谦抑原则、坚守罪刑法定主义的底线、正确把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本质。

在政策与规范之间:论黑恶势力犯罪“保护伞”的惩治路径

黑恶势力“保护伞”的惩治进入收尾阶段,对“保护伞”的打击是刑事政策司法化的典型体现。在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同时,也面临着司法打击不当扩大化,及背离我国法治道路的风险。为此,需要在客观分析黑恶势力“保护伞”惩治现状的基础上,提倡刑事政策的法治化,在法治的框架内综合把握规范与政策的关系,从“保护伞”的认定着手消解司法人为扩大的风险。

恶势力犯罪控制能力的地区差异与制约因素实证研究

除了对恶势力犯罪进行规范阐释外,还有必要考察恶势力犯罪控制能力的地区差异与制约因素。考察发现,一方面,公安机关对恶势力犯罪的发现能力具有地区差异,呈现出“东西倒挂”的趋向。另一方面,犯罪严重性和犯罪地人口密度对恶势力犯罪发现能力具有一定的解释力。恶势力成员数量和犯罪地人口密度等因素能部分解释公安司法机关对恶势力犯罪的追诉和审判能力,不过程序性法律因素对恶势力犯罪追诉和审判能力作用不彰。意欲提升恶势力犯罪控制能力,需要进一步增强中东部地区的恶势力犯罪发现能力,维持恶势力犯罪追诉和审判能力的地区平衡,加强对严重犯罪和人口密度较大地区恶势力犯罪的预防密度,提高对恶势力犯罪集团的追诉和审判资源的投入,并重视程序性法律因素在恶势力犯罪追诉和审判中的功用发挥。

基层黑恶势力犯罪综合防治研究

基层黑恶势力犯罪是综合病症,由多种因素构成,它伴随着整个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其犯罪方式和手段也处于不断变化中。因此,对基层黑恶势力的治理不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必须深入研究、统一认识,紧随社会的发展变化而灵活应对,不能仅从司法方面着手。执法部门间形成高度合力,将扫黑除恶作为重中之重,运用法治思维开展专项斗争,有针对性地采取预防和控制措施,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依托信息化、网络化,充分发挥全社会的力量。努力将黑恶势力从根源上铲除,切实保障人民的幸福感和安全感,维护社会安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扫黑除恶与基层反腐败斗争结合的思考

扫黑除恶与反腐败斗争相结合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黑恶势力犯罪与贪污腐化犯罪的形态也在不断翻新,甚至出现高度伴随的趋势。因此,探索如何在新时期惩治黑恶势力犯罪与贪污腐化犯罪,在司法实践中怎样把扫黑除恶与基层反腐斗争有机结合是重中之重。为此,中央在2018年决定开展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运动,这项斗争是近年以来规模最大、程度最深的社会净化运动。当前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进程已过半,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实效。通过分析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已取得的成就和反思其中的不足,我们认识到"扫黑"必须"破伞",扫黑除恶与基层反腐败必须紧密结合起来,实行联防联动。为此,既要加强地方各部门的协作,建立和完善数据资料共享平台,也要调动基层群众的积极性,强化基层政权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的主体作用,更需要加强黑恶势力犯罪的防控研究,主动、坚决破除黑恶势力背后的"保护伞",积极利用大数据分析案件,实现精准定位、精准打击黑恶势力犯罪以及贪污腐化犯罪,在社会管理和司法领域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海霸型黑恶势力犯罪实务认定疑难问题研究

海霸型黑恶势力是多种违法犯罪行为的综合类型,具有犯罪地域特殊性、犯罪对象复杂性、犯罪行为隐蔽性、犯罪危害广泛性等特点。实务中,以持有养殖承包合同或海域使用权证等“合法”形式掩饰非法霸占海域实施违法犯罪的海霸型黑恶势力是司法认定疑难,应对承包合同和海域使用权证的取得进行从形式到实质的全面性审查,结合后续行为进行整体评价,排除合理怀疑后再进行定性。

《反有组织犯罪法》的价值、不足与完善路径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是我国近年来扫黑除恶的综合性、专门性、阶段性的成果。它从我国国情和法治社会建设需要出发,与国际反有组织犯罪工作相接壤,在原则上体现了法益保护与人权保障的动态平衡:打击犯罪的手段推陈出新、互相协同;打击犯罪的目标注重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打击犯罪的政策秉持宽严相济的司法精神。但本法仍存在如下问题:第一,过于注重各机关之间的配合与协作而忽视了互相制约关系;第二,具体条款过于粗糙;第三,人权保障性条款尚不完善。为了实现本法与刑事法治程序相契合,有必要加强各机关之间的互相制约关系以防止打击极端化,细化具体程序并增加保障性、救济性条款以实现权利保障。

“打早打小”政策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

"打早打小"刑事政策最初是作为说明黑社会组织犯罪立法的理论基础而提出,运用于刑事司法实践则与刑法构成要件的刚性规定发生碰撞。"打早打小"刑事政策不能突破刑法规定的构成要件,随意降低黑恶犯罪的入罪门槛。实践中有关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标准被人为拔高,远远高于国际社会有组织犯罪的入罪标准,也与刑法的规定不相符合。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立标准降低为司法解释中的恶势力犯罪集团符合"打早打小"刑事政策的要求。

中国大陆黑社会性质犯罪的主要成因

我国黑社会性质犯罪与国际上的现代黑社会犯罪尚不能相提并论,还处于一个初步形成阶段。但其的发展经历了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的低级阶段、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期的形成转化阶段和90年代初期以后的扩张和成熟阶段。社会开放过程中产生的负效应、政治上的腐败、境外黑社会组织的渗透、刑事犯罪居高不下和社会控制和打击不力是我国黑社会性质犯罪产生的主要原因。

甘肃省农村黑恶势力犯罪问题研究

农村黑恶势力犯罪作为黑恶势力犯罪的分支和走向,已经严重影响着农村社会治安的稳定和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文章对甘肃农村黑恶势力犯罪的基本情况进行了归纳,对该犯罪的规律和特点进行了总结,尤其对该犯罪的发展趋势和深层次原因进行了预测和分析,并提出了坚持"露头就打,除恶务尽"的方针,加强农村警务建设,创新农村警务工作新机制等五项具体预防对策。

黑恶势力犯罪中“保护伞”的认定问题研究

黑恶势力的发展和壮大往往离不开“保护伞”的作用,打“伞”对扫黑具有根源性的治理价值。最高人民法院近年来公布的司法解释对此虽着重打击,但在具体规定上还不够清晰。首先,司法解释并没有明确“保护伞”的认定要件,导致司法实务中判断标准不一,出现适用疑难。其次,在定罪量刑上存在空白罪状,当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和渎职类犯罪竞合时,难以正确处理二者关系。鉴于此,文章从典型案例出发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和论证,总结得出认定“保护伞”要判断是否存在足以被实质评价为“保护”的行为,被保护的对象应为整体的黑恶势力犯罪组织,主体范围特定为国家公职人员,主观上具有犯罪故意。在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和渎职类犯罪的竞合问题上,选择从一重罪的处罚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