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势力犯罪认定标准的教义学分析

基于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本质特征的不可欠缺性、《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对恶势力犯罪归纳表达的逻辑意蕴以及“势力”形成的客观规律,恶势力犯罪中的“多次”实施违法犯罪,应当界定为每次违法犯罪行为都体现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的特征。“间接欺压百姓”的规范属性应体现为具体危险犯,不是任何间接破坏人民群众安全感的情形,都会成立恶势力犯罪。只有间接破坏人民群众安全感的威胁或威慑感呈具象可能性、等同直接欺压百姓法益侵害的时候,才能成立恶势力犯罪。基于动机、目的、起因的合法并不意味着后面违法犯罪行为的动机、目的、起因合法,事出有因规定存在例外具备法理性、妥当性、可能性和可行性。基于对组织属性、刑法规定以及文义解释的精神与实质内涵的把握、恶势力犯罪与普通共同犯罪的本质差异,结合物理空间和网络空间恶势力犯罪存在的不同场域,一人、二人恶势力均有成立的空间和可能。一人、二人成立恶势力犯罪契合刑法的基本原则,吻合意见规定的精神和实质,既具有正当性,也具有合法性,同时亦符合时代的发展性。

黑社会性质组织侦控对策的完善——基于社会治理视角

我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已进入常态化阶段,在侦控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过程中,出现了对多元社会主体的积极作用发挥不够、涉黑组织被打击后卷土重来等问题。因此,要从社会治理视角下完善侦控对策,加强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在侦查方面,要把握非法控制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本质特征,查明团伙的经济实力和主要业务,判断其是否具有保护伞,严格区分黑社会性质组织和恶势力团伙。同时,要完善证据链条,异地用警异地关押,破除犯罪分子侥幸心理,积极发动群众,拓宽涉黑线索来源,从而实现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有效打击。

恶势力犯罪案件侦查探析

2018年以来,恶势力犯罪案件作为一类典型的黑恶势力犯罪类型显名在司法实践中。恶势力犯罪案件属于有组织犯罪的初级阶段,与其高级阶段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有所不同,因此,此类案件的侦查也有其特殊性,应慎用侦查经营策略,根据地域或行业实施精准侦查,注意恶势力整体与个案的关系。目前,此类犯罪案件侦查存在线索发现难、措施运用难、侦查取证难、性质把握难等困境,必须采取打造专业队伍、强化基础工作、充分发动群众、灵活运用措施、重视规范取证、准确辨明性质、全面追查涉案财产、克服制度缺陷等措施,才能有效打击恶势力犯罪,实现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社会治理:黑恶犯罪治理进阶与启示

近年来,在“打黑除恶”进入“扫黑除恶”的进程中,对“恶”势力的界定和处罚更是凸显了对黑恶犯罪的全面和深入的治理,也为实践中治理黑恶犯罪提出了更为精细化的目标。对黑恶犯罪的治理,刑罚效应应体现在其应用的精准性而非立法的重复性上。因此,有必要建立清晰和统一适用的涉及黑恶犯罪的罪名体系。对黑恶犯罪的治理又是全方位和复杂的,因此有必要从治理的历史阶段脉络和当前面临的问题两方面进行梳理和反思,以利于构建黑恶犯罪治理的法治化、实效化的常态机制。

论黑恶势力犯罪的成因及防控对策--以控制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为视角

威胁政治安全、社会安定和人民幸福的黑恶势力犯罪非常猖獗。控制理论认为,黑恶势力犯罪可以归结为合法社会控制力量的削弱,尤其是非正式社会控制力量的弱化,以及罪犯在家庭教育缺失情况下导致的低自我控制能力。理性选择理论认为,黑恶势力犯罪是犯罪分子基于犯罪收益与犯罪成本对比关系的理性选择。控制理论对黑恶势力犯罪防治的启示是强化合法社会控制力量,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和强化基础素质教育,矫正低自我控制能力。理性选择理论的启示则是加强"犯罪预防环境设计",提升黑恶势力犯罪成本和提高对黑恶势力犯罪的防范意识,构筑起心理栅栏。

恶势力犯罪的认定与处理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当下刑事司法工作的重点,相较于“黑”,对“恶”的认定与处理一直是法律领域的短板。立法层面没有解决的问题,在实践中更应当谨慎。在认定恶势力犯罪时要紧扣其核心特征、组织特征、手段特征、犯罪活动特征、区域或行业特征、违法犯罪次数特征。在处理恶势力犯罪时,要把握宽严相济的政策,严字当头,谨慎从宽。

法治维度下打击涉黑涉恶犯罪措施研究--以A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为视角

近年来,A省涉黑涉恶犯罪呈现向政治领域渗透、与腐败现象相互交织、向新领域扩张、向隐蔽化转型等新态势。司法机关在依法打击黑恶势力犯罪过程中,存在职权不明协同办案受阻,执法随意性大,传统办案思维难以应对新变化,查处“保护伞”阻力较大、困难较多等问题。为应对新变化、破解新难题,巩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成果,应当在法治维度下,从提高政治站位、办案机关互相配合与互相制约并重、坚持罪刑法定和宽严相济、运用法治思维以及强化“保护伞”查处机制等方面入手,进一步完善打击涉黑涉恶犯罪的措施。

涉黑恶线索挖掘路径规范化分析与研判

在新时代背景下,涉黑恶犯罪呈现出新特征,严重影响社会安全与稳定。为了提高公安机关侦查涉黑恶案件的能力与水平,通过信访举报材料、涉枪涉暴案、聚众斗殴案、自动投案、警情跟踪梳理等线索来源,对涉黑恶案件进行梳理与研判,形成线索收集的图形模式。拓宽线索收集的途径及方法是公安侦查部门实施扫黑除恶的必要措施,通过对涉黑恶案件的特点及其滋生社会环境的剖析,研判涉黑恶案件的高危人群,研究其所涉及刑事案件的种类、行业范围来发现线索。侦查人员在常规工作中要注意对各类涉黑恶线索进行收集,及时发现、研究黑恶势力的新特点和发现线索的新途径,对启动时机精确掌握。情报信息部门要构建全面、科学、系统的作战平台,客观、及时、精确地研判分析,挖掘有利于立案的相关线索、证据信息,为涉黑恶案件的顺利侦查提供保障。

扫黑除恶与基层反腐败斗争结合的思考

扫黑除恶与反腐败斗争相结合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黑恶势力犯罪与贪污腐化犯罪的形态也在不断翻新,甚至出现高度伴随的趋势。因此,探索如何在新时期惩治黑恶势力犯罪与贪污腐化犯罪,在司法实践中怎样把扫黑除恶与基层反腐斗争有机结合是重中之重。为此,中央在2018年决定开展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运动,这项斗争是近年以来规模最大、程度最深的社会净化运动。当前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进程已过半,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实效。通过分析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已取得的成就和反思其中的不足,我们认识到"扫黑"必须"破伞",扫黑除恶与基层反腐败必须紧密结合起来,实行联防联动。为此,既要加强地方各部门的协作,建立和完善数据资料共享平台,也要调动基层群众的积极性,强化基层政权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的主体作用,更需要加强黑恶势力犯罪的防控研究,主动、坚决破除黑恶势力背后的"保护伞",积极利用大数据分析案件,实现精准定位、精准打击黑恶势力犯罪以及贪污腐化犯罪,在社会管理和司法领域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基层黑恶势力犯罪综合防治研究

基层黑恶势力犯罪是综合病症,由多种因素构成,它伴随着整个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其犯罪方式和手段也处于不断变化中。因此,对基层黑恶势力的治理不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必须深入研究、统一认识,紧随社会的发展变化而灵活应对,不能仅从司法方面着手。执法部门间形成高度合力,将扫黑除恶作为重中之重,运用法治思维开展专项斗争,有针对性地采取预防和控制措施,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依托信息化、网络化,充分发挥全社会的力量。努力将黑恶势力从根源上铲除,切实保障人民的幸福感和安全感,维护社会安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打早打小”政策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

"打早打小"刑事政策最初是作为说明黑社会组织犯罪立法的理论基础而提出,运用于刑事司法实践则与刑法构成要件的刚性规定发生碰撞。"打早打小"刑事政策不能突破刑法规定的构成要件,随意降低黑恶犯罪的入罪门槛。实践中有关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标准被人为拔高,远远高于国际社会有组织犯罪的入罪标准,也与刑法的规定不相符合。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立标准降低为司法解释中的恶势力犯罪集团符合"打早打小"刑事政策的要求。

中国大陆黑社会性质犯罪的主要成因

我国黑社会性质犯罪与国际上的现代黑社会犯罪尚不能相提并论,还处于一个初步形成阶段。但其的发展经历了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的低级阶段、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期的形成转化阶段和90年代初期以后的扩张和成熟阶段。社会开放过程中产生的负效应、政治上的腐败、境外黑社会组织的渗透、刑事犯罪居高不下和社会控制和打击不力是我国黑社会性质犯罪产生的主要原因。

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恶势力团伙犯罪

司法实践中“黑”、“恶”难分,从而引发定性、审办、打击、处理等一系列问题。认真分析“黑”、“恶”在结构形式上、主观目的上、行为特征上、发展需求上,客体上的不同,为司法实践中的“黑”、“恶”界定给出了尺度。

甘肃省农村黑恶势力犯罪问题研究

农村黑恶势力犯罪作为黑恶势力犯罪的分支和走向,已经严重影响着农村社会治安的稳定和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文章对甘肃农村黑恶势力犯罪的基本情况进行了归纳,对该犯罪的规律和特点进行了总结,尤其对该犯罪的发展趋势和深层次原因进行了预测和分析,并提出了坚持"露头就打,除恶务尽"的方针,加强农村警务建设,创新农村警务工作新机制等五项具体预防对策。

网络恶势力犯罪刑事治理困境及路径探索

网络恶势力犯罪是有组织犯罪借助信息网络技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最新技术成果迭代异化的结果,表现为日益与信息网络技术深度融合,与跨境跨国有组织犯罪相互勾连,网络"套路贷"、网络赌博、网络敲诈勒索、网络"水军"已成为网络恶势力犯罪重灾区。网络恶势力犯罪刑事治理存在立案侦查难、调查取证难、追究源头犯罪难、准确定性难以及再犯率高等困境,需要完善刑事法律制度供给,进一步明确裁判尺度,构建社会共治格局,探索彻底扫除网络恶势力犯罪的法治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