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通过借贷诉讼追回“投资款”行为的刑法定性

注册资本“认缴制”模式下,在出资期限届满之前,股东汇入公司的款项性质并不当然属于“投资款”,不能因为款项最终用于公司的经营活动而倒推款项的性质,应当结合公司会计账簿、股东出资证明等能体现股东实缴信息的客观证据予以审慎认定。对于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在民事裁判对于同一事实已经作出合法性评价的情况下,刑法的介入应当保持克制,充分尊重先决裁判的法律效力。严防通过刑事手段解决民事纠纷,除非刑事案件中的证据达到了“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实践中股东将投资款虚构成出借款,通过提起借贷诉讼追回相应款项,充其量只是为了弥补或者减少投资损失而进行的民事欺诈,不具备诈骗罪所要求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此种情形下,由于股东与公司之间存在基础的民事纠纷事实,对于将投资款虚构成出借款的行为,不属于虚假诉讼罪所规制的“无中生有”型诉讼行为类型,应以手段行为可能触犯的其他罪名进行定罪处罚。

涉虚拟货币非法集资犯罪及其治理——以江浙沪92份裁判文书为实证样本

近年来涉虚拟货币非法集资犯罪频发,社会危害越来越大。其具有组织分工复杂、犯罪扩散路径多元、利诱形式多样、涉案金额高、案件持续时间短、吸收对象广泛、犯罪出现跨国趋势等特点。其犯罪模式主要可以分为由虚拟货币充当“价值客体”的非法集资犯罪和虚拟货币主要充当“权益凭证”的非法集资犯罪两种。在此类犯罪治理中面临法律定性存在争议、调查取证困难、刑事治理机制不健全、行业监管不易等难点。需要通过完善立法标准、强化执法能力建设、健全基础制度、构建多元监管格局等多种方式,提升治理效能,多维遏制涉虚拟货币非法集资犯罪。

刑法第64条涉案财物处理措施的体系性解读

我国刑法第64条内部逻辑关系混乱,并存在与刑法相关条款、刑事诉讼法中有关附带民事诉讼、“没收违法所得程序”等规定的外部协调问题。“追缴”是“返还”“没收”的或然型前置性程序措施,适用于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物不在案的情形;“责令退赔”具有实体处分性,包含退还替代物和以犯罪分子的合法财产赔偿损失等两层含义,适用于涉案财物因事实或法律原因无法追缴的情况;“返还”与“没收”都是对涉案财物的最终实体处分;“上缴”是对“没收的违禁品、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以及不需要返还被害人部分的违法所得”进行最终转移的程序性措施。只有充分把握其中的逻辑关系,才能在文义与功能层面协调涉案财物处置与刑法相关条款以及刑事诉讼法中有关程序的关系。

涉众型经济犯罪的侦办难点及打防策略的优化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传销等涉众型经济犯罪呈现高发态势,成为当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危害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该类犯罪极具蛊惑性与欺骗性,早期发现难、调查取证难、追赃清偿难以及打击处理难。必须从四个方面优化其打防策略,一是牢固树立"维稳第一、打防并重"的工作思想,二是积极完善预防打击整体联动工作机制,三是切实加快相关配套立法进度,四是大力强化社会宣传教育,营造全民远离、社会各方共同预防、群众主动抵制的良好社会氛围,推进打防工作取得实效,维护经济社会良好秩序,维护社会治安稳定有序,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保障群众切身利益。

涉烟非法经营罪的司法认定初探

因非法经营罪的刑法条款规定不甚明确具体,在认定该罪时存在不同的理解和适用。本文通过分析涉烟非法经营罪认定中的三个关键问题,即"违反国家规定"的含义、非法经营行为的类型和"情节严重"的界定,对如何在司法实践中适用非法经营罪提出自己的观点,并在分析现有司法解释的基础上,提出应完善上海实践中的涉烟案件适用法律指南。

非法集资类涉众型经济犯罪的防范和打击——以福建省三明市为例

近年来,受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影响,福建省三明市非法集资类涉众型经济犯罪呈现案件数量增多、涉案主体变化、受害群体集中、涉网特征明显和潜伏期长、危害性大等特点,防范打击非法集资类涉众型经济犯罪存在行政监管难、立案侦查难、法律政策把控难和追赃挽损难等问题,应从建立完善综合治理工作机制、情报预警研判工作机制、专业侦查工作机制、依法公正高效审判机制、维稳处置工作机制、宣传防范工作机制等6个方面强化工作举措,有效遏制非法集资类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高发态势,严防经济领域风险向社会稳定领域传导。

非法集资犯罪涉案财物处置工作机制的现代化进路和类型化展开

对非法集资犯罪涉案财物处置的工作机制,理论和实践上存在综合处置和法院单独处置两种模式之争。因规范性强调有余而功能性思考不足,法院单独处置模式现阶段不宜采用,同时基于功能主义和现实需要考虑,综合处置模式和“三位一体”诉讼程序应予以维持。现行处置工作机制面临缺位、错位与越位等困境,其解决需从我国现行体制出发,确立“党委(政法委)领导、法院主办、其他部门分工协作配合”的处置工作新机制。新机制契合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具有政治制度上和经济学、管理学上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应予以贯彻落实。非法集资涉案财物处置工作应当严格遵循已明确的现代化制度安排,采取类型化办案思路“双线并行”“双轨并进”,可充分发挥法院法治主力军与政府部门协作配合的功能,同时适用以刑事诉讼程序为主、商法清算程序为辅的处置程序,形成既符合国家刑事政策又能满足现实需要的现代化处非工作新格局。

莫让善意成为善良者的枷锁——涉非法集资犯罪之民间借贷担保合同效力新论

近年来,民间融资的蓬勃兴起使民间借贷领域的刑民交叉案件呈"井喷"态势,其中,较为普遍的当属涉非法集资犯罪的民间借贷纠纷。实践中,对该类纠纷主合同效力的讨论一直有之,也众说纷纭,但对担保合同的效力却仅仅停留在传统的"万能"规则之上,即"主合同无效必然导致担保合同无效,主合同有效,只要担保合同不符合无效之情形,亦当然有效"。文章旨在通过对现有的涉非法集资犯罪之民间借贷主合同效力进行分析,提出应结合债权人的主观因素来认定借贷合同效力的"多数有效理论",并在此基础上,论证主从合同效力并不具有必然性,担保合同的效力需要以主合同效力为前提,并在结合民间借贷纠纷所涉罪名及抵押物的性质下,充分考量担保人或债权人的主观认知予以综合认定。唯有如此,方能让善意者的善意有处安放,让民法精神得以彰显.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三维限缩——基于浙江省2013-2016年397个判决样本的实证分析

民间融资以其灵活、多样性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社会资金供求的紧张关系,然而,司法实践中因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刑事立法规制范围宽泛化和司法认定的不合理,导致该罪在行政和司法领域双重扩张,进而将大量民间融资行为作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处理。对此,刑事政策层面应当积极推进金融制度的革新和社会政策的跟进;刑事立法层面应当以非法融资行为对国家金融秩序和出资人利益的侵害为实质标准,审慎划定该罪犯罪圈;刑事司法层面应当合理界定"非法"的内涵与"公众"的范围。实现从刑事政策、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三维视角合理限缩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规制民间融资的范围与限度,避免刑法过度干预。

涉及发票违法犯罪的立法控制问题探究

涉及发票违法犯罪的立法缺憾问题,主要包括在不同法律法规之间存在刑罚与行政处罚的衔接不当问题,在"非刑事法"中存在某些刑事责任条款的缺位问题,在刑法同一法条中存在不同处刑档的刑罚衔接不当问题,在刑法不同法条之间存在处罚规定不协调问题。作者对前述问题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和讨论,并且对完善立法提出了若干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