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刑法”下食品监管渎职罪及适用困境

我国《刑法修正案(八)》新增的食品监管渎职罪是"风险刑法"理念的产物。"风险刑法"的理念不宜提倡,它具有侵蚀刑法诸多基本原则的巨大危险。设立食品监管渎职罪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既不能弥补刑法漏洞,也无力阻止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食品监管渎职罪在主体适用范围、主观心态和因果关系等方面都存在着立法缺陷,使其在司法实践中难以适用。

林业渎职犯罪的特点、成因及预防

做好林业渎职犯罪预防工作是林业主管部门的重要职责。通过对北京市、湖南省、广东省、云南省等地的重点调研,总结了全国林业渎职犯罪的基本特点和成因。应加强对预防林业渎职犯罪工作的领导,健全和完善林业行政执法机制以及执法监督机制,进一步理顺林业行政管理体制,加强科学民主决策,有效预防林业渎职犯罪的发生。

食品监管渎职罪的认定及适用

重大食品安全事故频频发生,许多案件触目惊心,人民群众的生命和健康安全受到极大威胁,社会危害极其严重。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但不可否认的是,食品安全领域的渎职行为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

论食品监管渎职罪的立法完善与食品安全犯罪的遏制

食品监管渎职罪和受贿罪都是国家公职人员实施的职务犯罪,按两罪并罚处理不仅能体现刑罚公平,也是罪责刑相适应的要求。此外,对负有食品安全监管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明知生产者和销售者制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或有毒有害的食品而提供帮助的,按相应的共同犯罪论处;同时应贯彻刑罚必然性与刑罚及时原则,重视罚金刑和没收财产刑的适用,强化刑罚的消极预防与积极预防的整体效果,以有效遏制食品安全犯罪。

我国食药犯罪刑法应对策略探讨

我国食品药品安全形势严峻,一直以来我国刑法对于食品、药品犯罪采取重刑主义刑事政策,然而却未能发挥应有的遏制效果。这表明以法益侵害和责任主义为中心的刑法规制传统已不能对食品、药品犯罪全面、有效地遏制和预防。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刑法对食品药品犯罪的规制,应扩大食品药品犯罪的外延涵盖,将帮助行为正犯化、增设持有型犯罪、完善食药监管渎职犯罪,这比单纯立法趋重更具现实意义。

网络安全监管渎职行为的犯罪化研讨

网络安全监管是全新的政府职责,网络安全监管制度是网络安全保障体系的关键要素。网络安全监管渎职行为严重危害网络安全,增设网络安全监管渎职犯罪可以缓解规范供给不足危机。网络安全监管法益是新型的刑法法益,与网络安全监管部门的法定监管职责相呼应,为网络安全监管渎职犯罪的立法奠定基本内涵、规范基础与方向。网络安全监管渎职行为仍可在作为与不作为框架下展开设定。《网络安全法》规定负有网络安全监管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大体范围,实践中仍应进行具体、实质判断。网络安全监管渎职犯罪的因果关系呈现出鲜明的网络关联性转向。建议增设《刑法》第408条之二暨“网络安全监管渎职罪”。

食品监管渎职罪司法适用论要

科学理解和准确适用《刑法修正案(八)》所增设的食品监管渎职罪,才能有效惩治和防范食品安全监管机关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着力提高食品安全水平。"食品监管渎职罪"是立法规定所确定的科学、合理罪名,有利于司法适用。在主观罪过认识上,食品监管渎职罪应认定为过失犯罪。在明确具体的司法解释出台之前,司法机关要审慎掌握犯罪成立标准,谦抑适用食品监管渎职罪。在司法适用中,准确确定渎职行为与危害结果的因果关系,是认定食品监管渎职罪刑事责任的关键。

食品监管渎职罪的认定

食品监管渎职罪只能是疏忽大意的过失犯罪。在食品监管渎职罪中,行为人对违反食品监管法规持故意的过错心理,行为人对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发生没有认识或者行为人认为这种危害结果不会发生,其对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发生持漠不关心的情感态度。在司法实践中,应注意食品监管渎职行为因法规竞合所生诸罪名的认定,也要注意区分食品监管渎职罪与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界限。

食品安全监管领域渎职犯罪问题研究

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事故多发,严重影响民生,食品安全监管渎职行为是深层次的原因之一。如何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依法打击各类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犯罪,有效参与食品安全领域的社会管理,是检察机关应当关注的重点问题。然而,食品安全监管者的渎职犯罪在刑法适用中却存在诸多困境。文章采取实证研究的方法,就其成因,试从实体和程序机制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并对如何规制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犯罪的刑事责任,以及检察工作如何创新机制,参与食品安全领域社会管理创新进行了阐述。

食品监管渎职罪适用问题及其立法完善探析

两高司法解释确定的"食品监管渎职罪"罪名未必是科学的、合理的,如果采纳"食品监管玩忽职守罪"与"食品监管滥用职权罪"的"二罪名说",这将会更加符合依据罪状确定罪名的基本要求。从"食品监管渎职罪"名称来观察,其罪过形式应确定为"过失",它属于"监督过失"范畴。《刑法修正案(八)》设置的"食品监管渎职罪"尚有缺陷与不足,应当在此基础上加以适当修改与完善,具体完善的方式可以采用两个立法条款来分别列举规定。

浅析食品安全犯罪及其防控对策

近年来我国的食品安全犯罪给人民群众、社会和国家都带来严重影响,行业自我约束不强、行政监管乏力、刑事处罚不足以及缺少有效监督是其连年多发的主要原因。面对严峻的形势,我国应当加强行政监管、加大刑罚处罚、加紧两法衔接以增强对食品安全犯罪的打击力度,同时积极构建食品安全社会监督体系,通过打防并举的手段来有效遏制食品安全犯罪。

食品监管中的职务犯罪及其预防

我国当前食品行业制假贩假行为异常猖獗,其中监管领域职务犯罪的存在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文章从食品监管领域职务犯罪的特点入手,探讨了预防此类犯罪的对策和途径。

食品监管渎职罪立法之评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增设的关于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犯罪的条款,"两高"出台的司法解释将其正名为食品监管渎职罪,但根据刑法基础理论,本条款应当表述为食品监管玩忽职守罪和食品监管滥用职权罪两个罪名;从罪名设立的周延性、独立性角度看,食品监管渎职罪之增设明显与刑法类型化理论之要求相悖;同时,从食品监管渎职罪设置之动因上看,也存在着过分注重民意、欠缺对刑事立法理性充分考量的弊端。

我国食品安全犯罪监管体制研究

我国目前实行的是"以分段监管为主,以品种监管为辅"的多头监管体制。这种看似"分工明确,环环相扣"的监管模式,由于职权配置不合理、监管主体职责不清等原因,实践中导致职权交叉重复和出现大量的监管真空。这种监管体制已成为食品安全犯罪事件频发的元凶。如果强行将之前形成的多部门监管体制全部推倒重建为单一部门监管体制,可以避免分段监管的诸多弊端,但势必涉及政府有关部门利益的冲突和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重构,改革将面临重重阻力并因此付出巨大成本。因此,与我国当前的行政体制以及市场发育状况相适应,减少现有监管部门,建立以"两部门监管为主,其他部门监管为辅,并以刚性协调部门相配合"的监管模式,是目前最理想的选择,应作为监管体制改革与创新的方向。

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犯罪中的监督过失责任的认定

引入监督过失理论可以解决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犯罪中监督过失责任认定的法学理论根据问题,从而有助于规范对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犯罪中监督者过失责任的认定,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犯罪中监督过失的成立须同时具备存在现实的监督关系、未履行注意义务和存在因果关系三项条件。在认定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犯罪中的监督过失责任时坚持信赖原则可以避免不当扩大处罚范围。

特种设备监管、检验人员玩忽职守行为客观方面的认定研究

特种设备监管和检验人员作为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和技术保障力量,面临着如何尽职履责和应对责任风险的挑战.本文以推理论证监管和检验人员玩忽职守罪客观方面的认定为研究核心,着重从行为义务来源、危害行为、危害结果、行为与结果间的因果关系等角度,援引司法判例,总结研究得出裁判要旨,结合监管和检验人员职责和工作特点,提出玩忽职守罪构成要件中客观方面的认定步骤和思路,以期为监管和检验人员在履行职责中给予建议和启示.

食品监管渎职罪主观要件探究

食品监管渎职罪是指负有食品安全监管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导致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行为。该罪的主观要件包括犯罪主体和主观罪过,犯罪主体是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食品监管渎职罪分为两种犯罪形式,即滥用职权型的食品监管渎职罪和玩忽职守型的食品监管渎职罪,前者的主观罪过是故意,后者则是过失。

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犯罪的适用探析

食品安全监管渎职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应当予以犯罪化;适用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犯罪的刑事处罚时,要对"食品监管渎职罪"这一罪名存在的问题有清醒的认识,正确处理与相关罪名间的法条竞合关系,并依法对行为人作出刑事惩罚。本文针对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的现状,从犯罪学角度论述了对这一行为犯罪化的必要性,进而解读了食品监管渎职罪的罪状以及罪与罪的区分,最后构建了严厉打击食品监管渎职犯罪的刑事诉讼程序。

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犯罪中的监督过失责任研究

引入监督过失理论可以解决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犯罪中监督过失责任认定的法学理论根据问题,从而有助于规范对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犯罪中监督者过失责任的认定,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犯罪中监督过失的成立须同时具备存在监督关系、预见可能性和因果关系三项条件。在认定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犯罪中的监督过失责任时坚持信赖原则可以避免不当扩大处罚范围。

渎职侵权犯罪侦查权的配置与完善——从法律监督权角度出发

渎职侵权犯罪侦查权是法律监督权的重要内容和运行保障。目前检察机关的侦查职权存在严重不足,无法适应对渎职侵权犯罪的侦查要求。因此,针对渎职侵权犯罪,应当扩充检察机关侦查职权,赋予其技术侦查手段和特别调查权,增加强制措施执行权,尤其是拘留和逮捕的执行权。侦查权的配置可以通过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来实现,并可以考虑单独立法,构建以检察机关为主导的积极、主动的反腐败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