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人物画、笔札中的乞丐文化形象论析

乞丐是社会的边缘群体之一。在明人创作的绘画和笔札中,乞丐除了具有贫贱的一般形象外,还具有孝亲、忠义和罪犯等特殊文化形象。孝亲乞丐的故事见于多部明人著述,其孝行是被刻画的重点。明遗民的著述中记载了多位忠诚于故国的乞丐;明代笔记小说中也有记录一些身具拾金不昧、乐于助人和见义勇为等品德的义丐。有些乞丐为求生存而从事敲诈勒索等违法活动。及至晚明,有文献记载丐首和乞丐团伙的严重恶行。明人对乞丐一般形象的刻画与书写主要是出于怜悯或厌恶的心理;对孝亲、忠义等形象乞丐的书写主要是受时代背景的影响。乞丐有组织犯罪对社会产生巨大危害,也是明清律法对乞丐“采生折割人”施以重刑的主要原因。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法庭教育之界定

科学界定法庭教育的概念和属性,全面揭示法庭教育制度的属性和功能定位,是解决当前有关法庭教育制度诸多争议的基本前提和重要途径。法庭教育是衔接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刑罚执行机关教育、矫正环节的重要"桥梁",是贯穿于审判全过程的教育,是突出被告人主体性的价值教育,是强制性和干预性的特殊社会教育,是与审前社会调查、心理辅导、亲情感化、合适成年人参与、营造适当教育情境等程序保护措施相辅相成的司法活动。

高校刑事法律教育之教学方法研究

本文通过对刑事法律在高校法制教育中的重要性的阐述和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材中的体现的分析,对刑事法律教学方法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和研究,旨在加强大学生的刑事法律观念,减少和尽可能的杜绝大学生涉法事件的发生。

原则与例外:刑事制裁双轨制的现实观察与理论省思

刑事制裁双轨制是指刑事立法在其一般性规则之外,确立了针对特定犯罪的一些例外规则。这是当前我国刑事立法值得关注的动向,也是应对犯罪情势变化、提升刑事治理效能的理性选择。刑事制裁双轨制的运行应当限定在法治框架之内,坚守底线正义,遵循比例原则,改进立法模式,提升司法质效;应当把握好原则与例外的关系,兼顾现代刑事法治的多元价值。

论刑事司法中的判例

我国刑法是一个以刑法典为主干辅之以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的制定法体系,由于制定法固有的局限性,在纷繁复杂而又急遽变化的社会现实面前屡屡暴露出其僵化和滞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在一定程度上虽然缓解了上述矛盾,但司法解释大多仍表现为抽象的规范性文件,无法从根本上克服制定法的局限性。因此,讨论在刑事司法中引入判例的相关问题,便成为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价值的课题。

论现行刑法对《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中贿赂范围规定的接轨

在我国加入的《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中,贿赂的范围与现行刑法的规定是不同的。刑事立法中贿赂犯罪中"贿赂"的范围的规定决定于国家的刑事政策。我国对职务犯罪的最主要的刑事政策是:"加大惩治,依法从重从严。"但是,现行刑法对贿赂犯罪的范围的规定却有失严密。修改现行刑法关于贿赂范围的规定,是我国必须履行的国际法义务,也是对我国职务犯罪刑事政策的贯彻。

论人文精神寄寓刑法的历史选择

人文精神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有深厚的历史传统,融会于传统法的制定实施中。本文主张将"人文精神"区别于"人文主义",并基于此对以儒家"仁政"思想为代表的"人文精神"作简要概括,且站在我国拥有"人文精神"契合于法律传统的肩膀之上,对人文精神何以影响、如何影响刑法的完善进行分析,得出人文精神寄寓刑法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提出"人文精神"应深入贯彻于刑法的立法理念、制度规范及实践落实之中,力求服务于当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改革进程。

网络谣言在我国的刑事规制:创新、困境与优化

网络谣言是指网络空间中的谣言,网络谣言的本质是谣言,但又有不同于传统谣言的特点。网络谣言具有快速性、隐蔽性、成本低、范围广、危害大的特点。网络谣言的刑事规制实践表明:较之于网络犯罪的高发态势,网络谣言构成犯罪的比例不高;罪名适用多元化,但又相对集中于诽谤罪、寻衅滋事罪和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网络谣言的传播内容和渠道均呈现多样化的特点;实然罪名和应然罪名之间存在较大差异。面对日益膨胀的网络言论,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积极回应。虽说这是一种"迫不得已",是一种问题性思考方式下的应对措施,但同时这也标志着我国在国家法律制度层面实现从权利保障向风险控制的理念转变。运用刑事手段来打击网络谣言,存在理念、制度、技术三个层面的困境。从理念层面看,刑法的谦抑性被搁浅;从制度层面看,刑事立法和司法缺乏体系性思考;从技术层面看,网络空间的"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判断标准不明确。国家(社会)治理能力、治理水平的提升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由于网络谣言的治理涉及多种价值的平衡(最起码有言论自由和社会秩序两种价值),从治本的角度看,必须站在更高的视野来看待网络谣言的治理问题。网络谣言治理模式的优化应该从两个层次展开:第一层次是区分法律之内和法律之外;第二层次是在法律之内区分刑法之内与其他法律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