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立案前的初查

刑事立案前的初查在我国刑事诉讼实践中被广泛应用,但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此却没有明确规定,使得初查的性质和法律地位不明确,在实践中导致了许多问题。但从应然的角度分析初查的性质和法律地位,初查实质上就是侦查性质的调查活动,属于刑事诉讼程序的范畴;因此,我国应借鉴国外的相关立法,取消立案的独立性,从立法上明确规定初查制度,以同理论和实践相吻合。

论被害人谅解

被害人谅解,是适格主体在法律规定的可支配权益范围内于适宜时间内所做出的真实意思表示,具有影响定罪量刑的刑法效果。在影响定罪方面,被害人谅解可在实体意义和程序意义上阻却犯罪成立;被害人谅解在不能阻却犯罪成立时,亦有可能成为对被告人作出从宽处罚的理由。被害人谅解契合刑法的不得已原则,有利于维护被害人权益和促进犯罪人重返社会,将其法定化是当下刑法学界刻不容缓的要务。

轻微刑事案件侦、捕、诉联动机制构建

侦查机关与检察机关既有诉讼职能的一致性,也有职业思维与能力上的差异性。侦查权应然层面属于行使公诉权的检察机关,而具体实施侦查权的主体则应当多元化。在现有刑事诉讼体制不做大的修改之前提下,侦检关系的务实抉择是构建切实可行的侦、捕、诉联动机制,以使轻微刑事案件办理既符合诉讼效率的要求,又不偏离公正的轨道。

“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本文对“被害人自诉案件”法律运用中“轻微刑事案件”的范围以及“被害人有关证据”、“证明”、“轻微”等条件进行了探讨,并就“被害人自诉案件”公诉转自诉程序提出构想。

刑事和解适用的阻却因素与现实进路--以2013-2015年S省M区法院公诉案件审理情况为分析样本

通过对S省M区法院2013-2015年公诉案件审理情况的实证分析,查找出可适用刑事和解但未适用的案件比例较大、刑事和解适用的成功率不高、适用和解的案件类型相对单一等现实问题。其原因在于刑事和解主导机关的不明确,立法规范的相对粗疏,法治土壤的相对贫瘠以及民众认识存在偏差等现实因素。建议将法院确立为刑事和解的唯一主导机关、科学界定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建立以法院和当事人主体的双核启动模式、细化刑事和解在公诉案件中适用步骤、将是否和解作为量刑参考要件,以期优化刑事和解在公诉案件中的适用。

新刑诉法下公诉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工作机制研究——以新旧刑诉法比对为视角

在基层检察机关的司法实践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占有非常大的比重,它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基层检察机关办案人数少与案件数量大的突出矛盾。当然也存在着诸如适用范围不明确、被告人没有选择权等方面的司法困惑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新刑诉法的修改,进一步完善和细化了刑事案件简易程序,明确了适用条件、检察机关的建议权和被告人的选择权,尤其强调对检察机关公诉工作影响最大的就是明确了公诉人必须出庭公诉的程序。

论我国公安刑事调解制度的完善

我国法律没有规定公安刑事调解制度,但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公安刑事调解活动。法律应规定公安机关的刑事调解权,明确公安刑事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完善相关程序,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

审判阶段公诉案件刑事和解实施之思考

2013年新刑事诉讼法的出台使得审判阶段适用刑事和解有了立法依据,但立法关于这一程序的设置非常单薄,仅有三条原则性规定。尽管高法解释对该程序的具体适用予以了细化和规制,但适用中仍然存在不明确、不协调甚至矛盾之处。因此,科学界定审判阶段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适用条件、程序和监督等方面的问题,从制度层面规范刑事和解,对惩罚犯罪、最大限度保障被害人权益,节约司法成本、实现刑法功能,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公安机关刑事立案改革的基本问题分析

公安机关刑事受案立案制度改革是公安执法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受案立案改革的探索过程中,既要回应立案不实散点式存在、立案标准不统一、初查制度构建等刑事立案制度中的旧有问题,也要对改革过程中遇到的改革方向定位、各种改革模式、方式运行中引发的新困惑、新侦查模式带来的新问题等不断地进行研讨与调整。公安机关刑事立案改革,需要从整个刑事立案制度的宏观视角和各地改革探索实施的微观视角思考和分析问题,也需要理论研究人员和实践执法人员从各自不同的视角共同致力于问题的研讨。

公诉案件刑事和解制度的建构——以轻微刑事案件为基点

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大量公诉案件刑事和解的情形,但由于我国公诉案件中并未规定刑事和解制度,导致许多做法无法律依据。当前,我国对刑事和解的探讨还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因此,基于我国个体性的考虑,我国公诉案件刑事和解制度的建构应该以轻微刑事案件为基点,包括实体要件和程序要件两个主要方面。

谈加强命案侦查能力的建设——以新律师法实施为视角

新律师法突破了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提高了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可操作性、增强了律师在命案的刑事诉讼中对公安司法机关的制衡力。在命案侦查模式、侦查规范化、办案质量、讯问取证等方面带来新问题,对公安机关而言,迎来了命案侦查工作新的发展机遇与严峻挑战并存的关键时期,加强公安机关命案侦查能力建设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和突破口。

刑事自诉、公诉案件庭前审查程序比较

庭前审查是刑事案件正式庭审的必经程序,但我国公诉、自诉案件庭前审查程序的运作方式却存在明显的矛盾,与正当程序应具有的涵义相去甚远,这不仅可能使公众对法律的理性产生怀疑,并会将法律的运行置入尴尬。

论我国行政公诉的制度建构

行政公诉是由检察机关提起的行政诉讼,建立行政公诉制度既是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护公共利益的有效途径之一,也是完善现行行政诉讼制度的客观需要。明确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诉的主体资格,界定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诉的范围,设立行政公诉的程序对于建构我国行政公诉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公诉案件被害人当事人制度研究——以德国附带诉讼制度为参考

我国《刑事诉讼法》将被害人确立为公诉案件当事人,被害人与人民检察院作为“共同原告”履行控诉职能,这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暴露出许多问题。德国附带诉讼制度允许被害人作为附带诉讼的原告人而非公诉案件本身的当事人参加公诉,具有合理性。借鉴德国的做法,我国应增设刑事第三人制度,让被害人作为刑事第三人参加诉讼,并赋予其相应的诉讼权利,从而有效解决被害人在公诉案件中参诉问题。

比较与借鉴:公诉案件被害人当事人制度研究

我国《刑事诉讼法》将被害人确立为公诉案件当事人,被害人与人民检察院作为“共同原告”履行控诉职能,这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暴露出许多问题。德国附带诉讼制度允许被害人作为附带诉讼的原告人而非公诉案件本身的当事人参加公诉,具有合理性。我国应借鉴德国的做法,增设刑事第三人制度,让被害人作为刑事第三人参加诉讼,并赋予其相应的诉讼权利,从而有效解决被害人在公诉案件中的参诉问题。

公诉调解的被害人主导地位——刑事和解模式的内在变化

近年来,刑事和解制度在基层司法机关得以充分实践。在检察环节,刑事和解从最初由公权力主导的"私力合作模式"逐步向由公权力引导而被害人主导的"私利救济模式"发展,其制度优势存续的同时,相继而来的是对传统刑事诉讼理论的冲击进一步加大,由此引发的刑事和解模式变化也必将对基层检察机关的诉讼过程形成新的挑战。

对公安机安处理轻微刑事案件问题的几点认识

轻微刑事案件当事人私下达成的协议不具有法律强制力，当事人报案的，公安机关应当依法审查决定是否受理；公安机关对于缺乏证据需要侦查的轻微刑事案件，应当受理；被提起公诉的轻微刑事案件不能进行调解，提起自诉的轻微刑事案件则可以进行调解，立法上显得不协调。

公诉案件中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问题研究

司法实践中,刑事和解的总体适用率不高,容易陷入越"适用难"越"难适用"的恶性循环。相关法律粗疏、主导权分散、社会公众的偏见以及实施机关对舆论的顾虑共同导致了刑事和解的适用难。化解这一难题,应确立刑事和解的主导机关,防止"多龙治水"导致的不作为后果,并细化适用范围和适用步骤等,以发挥刑事和解在公诉案件中的价值功用。

关于刑事案件中人民警察出庭作证的理论探讨

人民警察出庭作证是当前刑事诉讼法学尤其是刑事证据学研究的热点之一,相关研究为数不少且主要侧重于制度建设方面的研究,而对于人民警察出庭作证尤其是刑事案件中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出庭作证的基础性、原则性问题即正当性、合法性和必要性的分析还欠充分,这样就使得关于人民警察出庭作证的制度研究脚跟不稳。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只有把这几个原则性问题研究清楚、透彻、明白,才能为以后的制度发展和建设立好根本。

论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的公诉人地位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本质是监督。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是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方式,这是由检察机关的宪法地位决定的。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与提起刑事公诉的职权来源、运作机制和价值追求一致,其法律身份都应当定位为公诉人。基于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应当是开放的,被监督对象对检察建议有如期回复的义务,同时应当赋予检察机关强制措施权和抗诉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