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法典的轻罪化改造

由立法定性加立法定量的犯罪设定模式所决定,我国现行刑法典呈现出明显的重罪重刑的特点。这使得刑法典原本设定的限缩式的犯罪圈出现不断任意扩张的趋势,同时又陷入在重刑基础上再加大刑罚投入量的恶性循环。在不彻底动摇我国刑法典中立法定性加立法定量的犯罪设定模式的前提下,就消减"重罪重刑"式的刑法典存在的上述弊端而言,需要对刑法典进行轻罪化改造。具体而言,一方面应对现行刑法典划定的犯罪圈进行轻罪化改造,即适度扩张犯罪圈,将更多的轻罪纳入刑法处罚的范围;另一方面,应摒弃传统的重刑主义观念,对现行刑法典中的法定刑作轻刑化改造,即从总体上对已有的法定刑刑种作轻刑化调整,并为部分犯罪增加轻刑的法定刑档次,从而使轻刑的适用具有法律上的根据,为这些犯罪增加轻罪的情形。

非刑罚化——当代刑法改革的主题

本文论证了非刑罚化运动发端的刑事观念基础 ,分析了非刑罚化运动的方式和途径 ,主张我国应当实行“轻轻重重 ,以重为主”的刑事政策 ,在以严刑惩治重大犯罪的同时 ,适时地对轻微犯罪进行非刑罚化。

网络谣言的刑法规制研究

现代社会计算机和因特网的日益普及给大众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是也面临着诸如网络谣言的新问题,因此如何打击网络谣言犯罪成为现代社会棘手的问题之一。本文通过对网络谣言的刑法界定,梳理了我国刑法对网络谣言的具体规范,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辨析了网络谣言犯罪与一般网络造谣的异同,在刑法谦抑性的基础上之,充分发挥司法能动性,着力思考应对网络谣言犯罪的刑事司法对策。

冲突与互动:犯罪治理场景中的民族刑事习惯法

国家刑事法是犯罪治理中的硬法,民族刑事习惯法则为软法。欲取得良好的治理效果,应启动硬法与软法机制,使犯罪治理由封闭式治理转变为开放式治理,由运动式治理转变为规范性治理,由被动治理转变为主动治理,由静态治理转变为动态治理。对民族刑事习惯法的规制要从价值选择、规则定制和实施机制三个维度加以补正,而行使刑法变通权是立法要求,完善调解制度是有效方式,发展民族地区经济与教育是治本之策。

改革开放30年我国刑法建设的成就及展望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刑法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些成就大体可以归纳为如下四个方面:颁布了两部刑法典,建立了基本完备的刑法立法基础;保障人权的观念逐步确立;刑罚制度改革逐渐与国际化趋势相协调;修改完善刑法典的模式基本成熟。我国未来的刑法现代化建设,尤其需要着重研究和解决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正确把握刑法建设的方向;二是要着力解决刑法建设的重点;三是要积极完善刑法建设的方式。

专利犯罪立法比较研究

综观世界各国对专利犯罪的有关规定,关于立法模式,可分为附属刑法规定型和刑法典规定型两种类型;关于专利犯罪罪名设置,可分为立法侧重保护公共法益与国家法益、立法侧重保护个人法益、立法对两种保护并重3种基本类型;关于专利犯罪刑罚,各国立法皆重视罚金刑的运用,另有一些国家对专利犯罪规定适用资格刑;关于专利犯罪追诉方式,多数国家都实行自诉制度。我国应借鉴其它国家有关规定完善我国专利犯罪立法,立法模式应采取附属刑法规定和刑法典规定相结合;情节恶劣、危害严重的冒充专利行为和专利侵权行为应构成犯罪;扩大罚金刑的适用,适用资格刑;应在刑法或刑事诉讼法中将专利犯罪明文规定为告诉才处理之罪。

风险社会中的刑法回应

现代化的工业社会在带给我们丰富生活内涵的同时,由于其内在的发展逻辑,也使得人类处在一个风险社会;这就使得以实害犯为中心构架的传统刑法体系难以承受现世语境对其的价值期待。所以,我们应该更新传统刑法理念、调整刑法结构、重塑刑事诉讼规则、构筑新的刑罚架构,构建以危险犯为中心的安全刑法体系。

环境污染刑罚的立法缺陷及完善建议

刑法第338条应修改补充为两款,对两种不同罪过形式的行为在罪名和量刑上加以区分,以充分体现刑法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更好地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

刑法罪名简繁利弊辩——以中、日刑事立法比较为例

近年来,在刑事司法中时常遇到这样的问题:1997年才全面修订的、有400多个罪名的刑法典对一些犯罪案件却难以适用。通过对中、日两国刑事立法的比较分析,探讨了刑法罪名简略与繁缛的利弊得失。认为罪名的简繁各有利弊,但简略利大于弊;法的特性决定罪名的高度概括性;刑法的适用需要法官的判断和推理;关键是尽快改革司法体制,大力提高法官的整体素质。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伪证罪”之质疑

刑法第306条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伪证罪的设置是一项不公正不平等的规定,存在诸多负面影响,如助长了职业报复,危及律师事业的发展等,且该法条规定本身亦不严谨。笔者建议,考虑到现行刑法完全存在其他可以援引的法条对该罪规定的三种行为予以规制,有必要取消刑法第306条。

诬告陷害罪的刑事立法完善与展望

新刑法典对诬告陷害罪作了重大完善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在司法实践中 ,仍存在以下不足 :(一 )表述不规范 ;(二 )犯罪主体范围欠全面 ;(三 )对该罪的法律规定有遗漏。因而 ,应当进一步设置刑法典中的相关法条 ,以提高刑事立法质量 ,完备我国刑事法制。

新中国刑事政策之犯罪观嬗变——基于两部刑法典颁行的考察

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脱胎于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为1979年刑法所明确。它和刑事法体系都蕴含了从"敌人"到"犯罪人"的犯罪观嬗变,展示了一定的法治理念和科学精神。虽然,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为1997年刑法废除,但是其犯罪观的转向为以后的严打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带来启示:把犯罪者当做"人"是当代刑事政策和刑事法体系构建的逻辑主线。

美国模范刑法典导论

美国法学会1962年通过的《模范刑法典》在美国刑法法典化的历史中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自颁布至今,该法典一直是美国刑法典改革的主导力量,也是美国刑法学研究的催化剂。该法典内容上包括总则、具体犯罪的规定、处遇和矫正、矫正组织四编,总体上采用了“原则性实用主义”的进路。该法典的创新之处体现在:全面的总则、分析性的结构、充分界定犯罪、使用限定的术语、法典条款的解释体系、犯罪体系,以及某些具体规则的创新,如犯罪要件、不完整犯罪和同谋犯、正当事由、免责事由等。

德国环境犯罪介述

当今环境问题日趋严重,很多国家已经将污染环境和破坏自然资源的行为入罪,通过刑法来惩治这些行为。我国的环境刑事立法采用的是传统归责模式下导出的环境犯罪概念。德国的环境刑事立法主要集中在《德国刑法典》第二十九章"危害环境"部分,其立法模式和理念有先进之处,是根据现代归责模式作出的规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论医疗事故、“伪医疗事故”、医疗责任事故罪的甄辨

由于对“医疗事故”特征的把握不当,致许多犯罪行为被误定为医疗事故,形成“伪医疗事故”,使其行为人逃避应有的刑事处罚。有的伪医疗事故今后可能会被误定为医疗责任事故罪,影响法律条文的正确运用。产生严重危害公民“生命、健康权利”后果的伪医疗事故,实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的“过失致死罪”与“过失重伤罪”,应予以相应惩处。医疗责任事故弄不全是医疗责任事故罪。

存在跨文化刑法吗?——一种哲学尝试

只要刑法上的罪行可以用普遍可以理解的 ,即用人权论据来说明 ,而且这普遍适用于许多罪行 ,还特别适用于宽容的刑法制度的话 ,那末 ,一种跨文化的处罚权 ,一种跨文化的刑法 。

论法国与德国犯罪未遂立法的共通性——兼论中国刑法与德国犯罪未遂立法的关联性

法国《拿破仑刑法典》关于犯罪未遂立法与德国1871年《帝国刑法典》、1975年《刑法典》关于犯罪未遂立法相比较,尽管在法条文字上存在着有无“障碍”等类似词汇的差异,但均秉持着相同的未遂定义。基于此未遂定义所划分出的具体未遂类型,在命名上或许应当有所区别,而在内容上却相差无几。当我们认清了不存在所谓法国与德国两派未遂立法例的事实,那么建立我国“97刑法”未遂条文与德国未遂立法的关联也就不存在理论障碍。这种关联性一方面可以改正长期存在的对未遂、中止未遂等概念含义的错误认识,另一方面也为用相关德国未遂理论来解释中国刑法铺平了道路。

走向融合的刑事法与民事法——基于菲律宾刑法中“民事责任”条款的启示

菲律宾刑法专编专章规定犯罪人的民事责任,这一立法体例对于犯罪人切实承担对被害人的民事赔偿责任、保障和救济被害人的权利以及促进刑事法与民事法的融合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犯罪人的民事责任上,我国刑事法与民事法的规定不协调并且存在较多的冲突和矛盾,进而致使被害人的赔偿权利难以实现。因此,我国刑事法与民事法的深度融合是应然的趋势。至于我国刑事法与民事法实现融合的路径选择,在理念层面,应该及时转变观念,注重保障被害人的权利;在规范层面,需要完善刑事立法,保持刑民规范的一致;在实践层面,必须协调刑民司法,确保刑事纠纷的解决。

刑法第388条之一罪名探讨

刑法修正案(七)在刑法分则第388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388条之一,将特定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影响力收受财物并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纳入刑法规制的范畴。该罪的罪名确定问题颇具争议。对此,学者们提出的几种罪名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界定不明的缺点,无法明确地将本罪与相似罪名区别开来,在一定程度上有混淆的成分。鉴于该罪具备利用影响力进行交易这一特征,将其命名为"利用影响力交易罪"最能体现其本质,也与国际公约相契合,是最为合适的选择。

法国刑法中间谍罪既遂形态认定对中国司法实践的启示

间谍罪是中法两国国家安全犯罪中重点打击的一类犯罪。根据《法国刑法典》中间谍罪有关条文的表述,按照法益侵害性和社会危险性的大小,间谍行为的既遂形态有严格等级划分。我国《反间谍法》规定的五项间谍行为划入《刑法》间谍罪的规制范围之内仅只有两项,因此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间谍行为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认定问题。本文通过对比分析两国间谍行为既遂形态的差异,为中国间谍行为规制的立法和司法提供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