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谦抑性的系统论考察

刑法谦抑原则建立在法律对政治权力的有效抑制的理论基础以及刑法系统功能分出的社会基础上。刑法谦抑成为刑法系统自我指涉与外部指涉的沟通语义结构,为国家暴力的正当化使用提供必要条件。刑法谦抑的“话语—制度”构建,推动了政治系统与刑法系统结构上的耦合机制。暴力适用的合法化(政治权力运作)与个体权利保护(刑法规范运作)并不矛盾,权利与权力具有共生特点。面对当代社会中系统与系统性危害的不断涌现,刑法的适用范围有所扩张,且这种扩张具有正当性。不能将刑法谦抑原则仅仅限定为刑法系统对政治权力决策的外部指涉。借助社会沟通的无主体属性,将刑法谦抑理论视为识别社会诸领域危害的语义结构,这与传统行为主义刑法观下的规范理论具有显著区别。这种路径并不意味着放弃行为概念,而是用功能主义去改造刑法谦抑原则的实质内涵,推动个体权利体系的更新,创造系统沟通连接新的可能性。

“共同刑法学”的实现路径——历史、实力、文化还是沟通共识

在构建中国自主的刑法学知识体系中,如何看待并处理中国刑法学研究与域外刑法学研究的关系是一个重要问题,而促进惩治犯罪的全球性刑事法律制度形成也是中国刑法学研究的应有内容。有关惩治犯罪、可适用于各国和地区的刑法学知识可以概称为“共同刑法学”。迄今可以将不同国家推进这一知识类型的路径分为三类:“历史—实力型共同刑法学”、“历史—文化型共同刑法学”和“沟通共识型共同刑法学”。中国刑法学研究在参与并推进“共同刑法学”的历程中,应采取第三条路径,在积极加强比较刑法学的基础上,主动对接国际刑法学的发展方向,进而将中国犯罪治理的基本理念转化并融入应然的“共同刑法学”的知识体系当中。

“双碳”目标下企业环境合规法律问题分析

企业合规是避免企业违法犯罪的重要手段,也是企业自身规避经营风险,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式。为应对当前生态环境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形势,有必要明确推进企业环境合规制度发展的重要价值。首先完善相关法律规范体系,明确以“立法论”路径将“双碳”目标融入刑法规制相对于“解释论”的优势与合理性。抓住刑事合规这一关键环节,推进事前合规的应用,优化对企业责任人员从宽的适用路径。进一步构建企业环境合规制度体系,促进刑事合规、行政合规等共同发展,借鉴合规援助制度等制度经验助力更大范围内合规建设的开展,充分发挥企业环境合规的制度价值与作用。

《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背景下单位犯罪治理体系的完善——以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为视角

以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为视角来审视我国单位犯罪刑事司法治理体系是否健全,应在法教义学下确保自身价值、逻辑、体系的一体,并与我国刑事司法核心理念和价值追求保持一致。单位应具有相对独立的行为、行为背后的意志及相对独立的主观罪过,具有清晰的归责逻辑,并能够实质分离单位责任与单位直接责任人责任,由此实现单位犯罪归责机制重塑。涉企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建构以此为基础,但并不止步于有效合规的诉讼评价,其“条件”应表达为刑事惩罚性与企业合规自治的结合,遵循宽严相济、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刑事诉讼法》在进行第四次修改时应当对此予以必要关注和回应。具体到涉企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构建中,建议完善涉案企业合规保证金制度、合规整改期间涉案企业特定经营禁止制度、涉案企业有效合规承诺制度等,推动涉企刑事诉讼程序专门化,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涉案企业合规执法司法制度体系。

系统法学视域下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关系演进与贯通

刑法教义学系统在规范上的封闭性是刑法得以存在的前提,也是认知上开放的前提,刑法教义学具备内部权威观点的选择体系,教义学方法的运用有利于法律人专业性的发挥,需要明确刑法教义学和刑事政策之间的界限,发挥刑事政策对刑法教义学的补充和参照作用。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学之间的融合与贯通是未来刑法发展的方向,为更好地实现二者融合与贯通,需要发挥两个系统的结构耦合作用,加强刑法教义学和刑事政策的沟通,实现刑法教义学和刑事政策的双向相助,借系统耦合作用而相得益彰。

威慑理论及其在信息系统研究领域的应用与展望

[目的/意义]旨在帮助学术界深入理解威慑理论在信息系统领域中的应用与进展,从而为未来该理论在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思路和方向。[方法/过程]本文系统地梳理并评述了国内外关于威慑理论在信息系统领域的应用的研究文献,总结了研究取得的进展和不足之处。[结果/结论]威慑理论在信息系统领域内的应用成果主要集中在“威慑理论在信息系统安全研究中的应用”“威慑理论在数字盗版行为研究中的应用”和“威慑理论在在线社交媒体偏差行为研究中的应用”这3个方面;研究中存在“惩罚的敏捷性视角研究不足”“缺少跨国家(地区)、跨文化和跨平台的横向比较差异研究”等问题。

上市公司ESG信息强制性披露:制度优势、法理基础与实现路径

随着ESG投资的兴起,上市公司ESG信息应否强制性披露成为全球主要资本市场的重要议题。ESG信息强制性披露有降低信息成本和提高信息质量的制度优势,但我国选择该模式并将其制度化的法理基础及实现路径还有待探讨。社会系统论视角下风险规制的需要和证券法中信息“重大性”标准的适用可成为ESG信息强制性披露的正当性基础。ESG信息强制性披露制度的构建,可在将重要ESG信息解释为证券法框架下重大信息的基础上,通过证监会制定基本原则、证券交易所设计具体规则形成结构化披露规则体系;宜区分以满足投资者决策需要为中心的ESG理念和以关照利益相关者诉求为核心的公司社会责任理念,分两步建立ESG信息披露框架和标准;充分考虑上市公司合规成本,推行渐进式实现方案。

法外因素不当入侵刑法立法系统的防范研究

刑法立法应当与社会现实保持适当互动,但同时严格区分刑法立法系统与系统的外部因素,避免外部因素不当入侵刑法立法系统,也是保证刑法立法系统正常、合理运作的重要前提,否则可能引发诸多负面后果。外部因素要进入刑法立法系统,应先转译为刑法立法系统的内部语言,进而顺利经由刑法立法系统内部理论的审查才有可能。应当确立法益保护理论和比例原则为刑法立法的条件性纲要。外部因素唯有符合或能够还原为这一条件性纲要,才可能成为刑法立法规制的对象,或者成为为刑法立法提供正当性支撑的理由。

刑事实体法回归呼吁下的合规缓刑制度研究

涉案企业刑事合规制度改革实践中,尽管倾向于事后出罪的模式,仍应恪守罪刑法定原则,并探索企业合规的实体法支撑依据。在刑法中增加单位合规缓刑制度相关规定,有利于纵深推进合规改革,也有益于把握缓刑制度的实质功能,从而符合合规改革面临的激励机制缺失的困境。实体制度层面,规定合规缓刑制度不宜与自然人缓刑制度脱钩,同时应当先尝试作出原则性规定。实践过程中,法院应积极与第三方机制协调配合,实现合规缓刑制度的应有价值。

卢曼社会系统理论视域下的企业合规有效性标准研究

在我国企业合规改革全面推行之际,制定内容清晰且实操性强的企业合规有效性标准,具有较强的理论及现实意义。刑事企业合规有效性标准的发展历程和未来趋势从实然层面证成了以企业文化为核心要素的合规有效性标准的正当性,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则为构建以企业文化为核心要素的合规有效性标准提供了理论支持。在此基础上,明确各方主体在实践中应用企业合规有效性标准的具体路径,有助于为我国下一阶段的企业合规改革提供思路。

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对话:以刑事合规问题为中心

企业合规是多学科交叉问题,需要学科之间的充分对话。就刑事合规制度而言,在合规从宽的正当性基础、实践方案、合规全流程理论等方面,都存在实体法和程序法沟通不畅的问题。就合规从宽的正当性基础而言,公共利益衡量、法益恢复、罪责自负、有效犯罪预防以及替代性刑罚等理论方案都仅有政策上的依据,因缺乏规范性而不宜作为合规从宽的正当性根据。对合规从宽的理解,还是要回到量刑理论本身。就具体的实践方案而言,无论是刑事实体法还是司法解释,都没有为分离追诉提供制度支撑。自然人犯罪案件的合规整改范围不宜走极端,在有限的范围内,应当予以认可。就合规全流程理论而言,要明确的是,法院应主要通过行使定罪、量刑权的方式参与合规改革,与此同时,严守自身中立裁判者的职能定位。刑罚执行程序中,合规缓刑缺乏法律根据,应当慎行,但合规可以成为减刑、假释的判断因素之一。无论是作为悔改表现的判断因素,还是作为公共利益维护的判断依据,都应当严肃、科学地加以评估,避免合规从宽被滥用。

刑事合规立法模式之检审——以与认罪认罚的关系为视角

刑事合规立法模式应当采用融入认罪认罚的并合式,还是构建刑事合规特别程序的独立式,已是当前刑事法学界与实务界聚焦的前沿课题。刑事合规与认罪认罚之间的重合为融入认罪认罚的并合式提供了立法可能的空间,但立法技术的局限、归责原则的冲突以及发展趋势的背离,使得并合式不能充分发挥刑事合规应有的价值,因而遭到否定;两者之间的溢出使得构建刑事合规特别程序的独立式立法模式得到推崇,构建刑事合规特别程序应当考虑单位犯罪组织体责任论的归责模式、片段性集中的立法技术以及轻缓化的处理方式等现实基础。同时,鉴于刑事合规与认罪认罚之间的关系,从单位责任论出发实现从刑事合规到认罪认罚的衔接,从个人责任论出发实现从认罪认罚到刑事合规的衔接。

从入罪迈向出罪:我国企业犯罪归责原理与刑事合规制度的交互耦合

自1997年我国刑法专章规定企业(单位)犯罪后,通过刑法修正案不断拓展企业犯罪圈,业已形成较为严密的刑事法网。企业犯罪与企业合规,是企业不法与责任的一体两面,企业犯罪归责原理与刑事合规制度具有交互耦合的实质属性:企业刑事合规制度本质上系事后制裁向事前预防转化的回应性机制,属于企业犯罪归责原理的延伸或深化,是企业刑事归责的“否定”或“反面”。借由组织体责任论,确定企业犯罪是企业自身的犯罪,企业、企业主管人员以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根据不同归责原则予以入罪,既能为追究企业犯罪的正当性提供理论依据,又能寻求借助刑事合规为企业“松绑”的实体法路径。有效的企业刑事合规建设,理应摒弃单纯依靠严厉的制裁手段应对企业犯罪,通过贯彻外部激励与威慑和内部自警与自监并重等理念举措,推进企业犯罪的规制视角从事后规制向事中监督和事前防范转变。

版权领域刑事合规研究

侵犯企业版权的犯罪主要集中在计算机软件、文字作品、音像制品等方面,处罚方式既有单罚制、也有双罚制。企业容易成为版权领域犯罪的高危主体,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不断获得版权的同时,也蕴含着侵犯版权的风险。面对企业版权涉罪风险增加的趋势,实施刑事合规制度可以分割企业责任,帮助企业出罪。但与此同时也不能忽略比例原则,以平衡创新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为此,应当树立利益平衡合规理念,优化企业版权刑事合规制度整改的实质效果;构建有效的行刑衔接机制,避免企业在此过程中因未及时停止行政违法行为而进一步触犯刑事法律的风险;完善暂缓起诉协议制度,激励涉案企业主动退缴违法所得并赔偿损失,发挥刑事合规制度在保护版权方面的导向功能;将刑事合规作为法定量刑情节,满足社会公众对合规从宽激励的稳定预期。健全版权领域的刑事合规制度,探索在企业版权领域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版权保护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数据安全视野下企业合规的行刑衔接问题研究

数据安全领域主要有行政处罚和刑罚两种治理方式。两法衔接直接影响企业数据安全的治理成效。企业合规改革的不断推进,加剧了数据领域行刑衔接问题,主要表现为实体法和程序法界分规则不清、监管措施与移送动力缺失以及合规整改中行政机关承担法律职责不明。为助力企业数据安全合规的高效运行,加大企业数据安全领域的风险防范力度,有关部门应在明确数据安全行刑衔接基础法律问题的前提下,确立行政机关在企业合规第三方机制中的主导作用,同时,落实对涉案企业的行政从宽处罚,进一步健全行刑“双向衔接”机制,回应企业数据安全合规的现实需求。

法益恢复理论视域下企业环境刑事合规的建构

我国企业环境刑事合规治理中面临着自身属性较为复杂难以追诉、刑事治理在主体认定和后续治理存在困难和现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存在立法与实践缺憾的司法难点。法益恢复理论侧重于事后修复,可以适用于环境犯罪治理,其因与企业刑事合规存在理念上的契合而可以进行结合适用。在未来环境犯罪刑事合规的模式构建中,应首先考虑法益恢复程度和其他因素,明确适用企业环境刑事合规的适用底线,同时推广涉及心理契约模型的多元共治理念作为建构思想,从企业内外部治理机制的角度,分别从人大、检察院、法院的不同主体和立法、公诉、审判的不同阶段出发,综合开展企业环境刑事合规的制度优化。

重大涉案企业刑事合规中分案处理机制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坚持依法治国,其中依法治企是依法治国的微观部分。合法合规经营是我国企业长期发展的关键,无论是参与国际交流还是进行跨国上市活动,或是在国内发展,都需要在企业合规构建的法律、政策、交易习惯的企业合规网络内从事经营活动。我国的企业刑事合规仍处于起步阶段,未建立完备的相关制度,在涉企犯罪中存在一些理论性和程序性问题。通过探析分案处理机制在刑事合规中的适用,即将单位犯罪中的企业与自然人分别进行调查和提起诉讼,在企业暂缓起诉或附条件不起诉期间,运用合规整改考察措施改善企业内部治理,最大限度避免刑事处罚导致的“水波效应”,以推动企业良性发展。

老年偏执型精神分裂患者行基于奥瑞姆自理理论——支持教育系统的康复锻炼干预效果研究

目的:观察奥瑞姆自理理论—支持教育系统在老年偏执型精神分裂患者的康复锻炼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驻马店市第二人民医院2020年6月—2022年1月收治的123例老年偏执型精神分裂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电脑随机分组法将其分为观察组(n=62)和对照组(n=61)。观察者基于奥瑞姆自理理论—支持教育系统实施康复锻炼干预,对照组实施常规康复锻炼干预。比较两组患者康复锻炼依从性、症状改善情况以及认知、社会功能康复效果。结果:在不同干预模式下,观察组的康复依从性优良率(93.55%)高于对照组(81.9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242,P<0.05);观察组干预3、7、14 d时的简明精神病评定量表(BPRS)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2.134、48.584、46.054,P<0.05);观察组随访期间的简易认知状态检查量表(MMSE)、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评分高于对照组、社会功能缺陷筛选量表(SDSS)评分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56.641、49.347、45.253,P<0.05)。结论:基于奥瑞姆自理理论—支持教育系统对老年偏执型精神分裂患者实施康复锻炼辅助治疗可有效提升其康复依从性,对进一步改善患者临床症状、促进认知、社会功能恢复具有积极意义。

论企业环境刑事合规的制度构建

作为专项刑事合规,环境刑事合规的主要作用是应对环境刑法追诉引发的企业危机,通过查环境管理之缺、补制度之漏,建立有效的环境资源保护合规管理,企业从而获得刑法激励。企业环境刑事合规是刑罚一般预防原则与环境恢复性司法的深度融合,具有正当性。对该制度立法设计时,应当以涉嫌犯罪企业(侵权人)与被害人(被侵权人)达成调解、和解协议并适时履行为前提,衔接现有的环境侵权私益诉讼、公益诉讼。企业环境刑事合规的实施,适用对象为企业与直接责任人,具体内容包括环境刑事危机预防机制、环境刑事风险识别机制与环境刑事危机应对机制。

刑事合规制度的公益条件及其展开

刑事合规制度的宗旨是避免传统刑事追诉的负外部效应,保护涉案企业承载的公益价值。该价值是刑事合规制度正当化根据的核心内容,也是其适用的重要前提。参照立功制度在传统刑罚目的和公共利益之间的权衡方式,可对刑事合规制度的公益条件作全面、具体的限定。涉案企业的公益价值应以经济价值为基础,社会价值为补充。涉案企业经济价值的认定应遵行EVA企业价值评估模型确立的原则,对会计利润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涉案企业价值认定需滤除违法犯罪行为带来的份额,并考虑潜在竞争者替代涉案企业的可能性。如涉案企业的价值在犯罪地有明显难以替代的优势,可认为该企业已具备合规从宽的价值前提;否则,应追究其刑事责任,进行“创造性破坏”,将资源配置给遵守法律的潜在竞争者。评估涉案企业价值时,应对涉案企业自身的经营数据及其所在地的宏观数据作真实性、关联性审查,并尊重企业家精神,听取涉案企业和潜在竞争者对有关企业发展趋势的不同意见。为保护公益价值,对涉案企业不起诉是原则,对涉案自然人不起诉是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