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班律师制度的结构性分析——以“有权获得法律帮助”为理论线索

值班律师制度法律帮助职能的立法设计与认罪认罚案件中律师有效参与及刑事辩护全覆盖的应然要求存在结构性冲突。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首先明确司法实践的现实需求,进而引导值班律师供给侧制度改革,而非一概以“辩护人化”了之。基于实践需求,一方面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可以考虑明确值班律师有效法律帮助的认定标准,构建无效法律帮助程序的制裁机制,弥合值班律师法律帮助职能与律师有效参与需求间的功能悖离;另一方面,“刑事辩护”全覆盖应为辩护律师与值班律师并存的二元体系,保留值班律师提供初步、及时法律帮助的功能特性。值班律师制度理论来源于“有权获得法律帮助”,是对“有权获得辩护”原则的理论发展。在辩护权利规范运行体系相对完善的背景下,应更强调国家法律援助的义务,实现辩护权利“质”与“量”的双重保障。在此理论基础上,通过完善值班律师与法律援助律师二元划分的法律援助体系,实现律师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结构性平衡。

刑事辩护中律师与委托人的关系

在刑事辩护中 ,当辩护律师与委托人的意见发生分歧时 ,一般以为律师不应违背委托人的意愿做出有损其合法利益的辩护。然而 ,当律师认为委托人的主观意愿违背了其本身的客观利益时 ,律师应当如何选择这一问题在法学界一直没有定论。文章首先指出 :现实生活中对律师和委托人关系存在两种不同理解 :完全委托模式和诉讼代行模式。在列举了美国法曹协会和日本律师联合会对上述问题的看法和有关规定后 ,针对日美两国对刑事辩护人职能和地位的认识差异开展了比较分析。最后 ,作者提出刑事辩护和律师应当开展有利于委托人的辩护活动 ,尊重委托人的选择和主观意愿 ,并通过主动的接触和沟通与委托人建立充分的信赖关系。在辩护律师与委托人在辩护方针和策略上出现矛盾时 ,辩护律师应当加强对委托人的理解 ,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委托人。当然 ,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 (如委托人的精神残疾、死刑案件等 ) ,允许辩护律师凭借自身的判断为委托人提供妥当的辩护服务。

刑事辩护的价值与律师豁免权探析

本文试从刑事辩护的价值与制约因素的角度进行分析,主张尽快赋予我国律师的刑事辩护豁免权,从而更加充分地体现刑事辩护的真正价值,切实有效地保障人权,实现国家的刑事司法公正。

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保障研究

新《律师法》对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做了较大修改,进一步增强了律师的权利,但法律的立法体现并不等于法律的司法实现,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利目前还存在着多重障碍,首当其冲的就是刑事实体法的立法障碍。通过对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内容的概述,同时结合《刑法》第306条的规定,研究探讨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存在的主要障碍,并对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保障问题提出建议。

新刑事诉讼法背景下律师刑事辩护权的实施与思考

新刑诉法获得通过并实施后,有关律师刑事辩护权的内容得到了较大幅度的修改,一些困扰律师行使辩护权的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但是,此次修改仍然存在突破有限而留有遗憾。文章结合律师刑事辩护权实施现状,在分析了辩护权性质的基础上,提出完善及扩大律师刑事辩护权,强化辩护律师人权保护的建议。

我国刑事辩护制度二元格局的形成与发展——以刑事辩护40年发展为见证

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在过去四十年实现了从一元向二元格局的进化与转变。自1979年以来,刑事辩护制度经历了恢复重建、初步完善和快速发展三个阶段。刑事辩护的二元结构由辩护重心的二元、辩护方式的二元、辩护模式的二元以及律师身份的二元组成。刑事辩护制度二元格局的形成主要得益于司法理念的转化、司法方针的变革以及刑诉二元格局的出现。未来,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应朝着加强辩护全覆盖制度的质效发挥、畅通监委调查程序律师辩护路径以及加强刑辩律师职业保障等方向进一步完善。

辩护律师介入刑事审判后程序的法理思考

以法院庭审为界限,庭审之前的准备程序称为刑事审判前程序,庭审之后的程序,称为刑事审判后程序。这样划分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对辩护律师开庭前后的诉讼活动进行区分。应将辩护律师在休庭后择日宣判、一审判决送达后到上诉程序启动前以及死刑复核等阶段的诉讼活动纳入到刑事审判后程序中,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探究这一程序中辩护律师介入的立法缺陷、具体路径以及实践操作等层面的问题。

刑事律师执业权利保障若干问题研究

刑事律师执业权利在我国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律师的执业权利作出了一些新的规定,实现了与律师法的有效衔接,使得刑事律师的执业权利得到进一步明确。但由于立法的不完善以及司法的限制,刑事律师执业活动中"三难"(阅卷难、会见难、调查取证难)问题仍未得到根本扭转。有必要制订刑事案件律师执业细则,进一步完善律师执业权利保障机制。

浅论《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律师权利的修改——从公安机关做好侦查工作的角度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在律师权利方面的修改重在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体现在通过对律师会见和通信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等方面的修订,严格了操作规范,防止公权力被滥用。这些修订对侦查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公安机关应深刻领会《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精神,正确看待律师权利的变化,在维护侦查权正当性的同时,保证诉讼活动的顺利开展。

完善我国律师刑事辩护制度的若干思考

律师刑事辩护制度是刑事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对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和保障刑事司法公正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在分析我国律师刑事辩护制度现状的基础上 ,针对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

刑事辩护律师的地位与价值新论

律师的刑事辩护容易遭受指责甚至攻击,这是世界性的问题。而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在于,中国刑事辩护律师遭受的并不是或主要不是制度问题,对律师职业性质和地位的扭曲认识是使制度建设成本增大并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应从律师的职业性质界定入手,使公众尤其是法律职业共同体成员对律师的职业性质和辩护律师的地位、作用及其对于理性秩序建构的价值达成正确认识,才能使制度建设和运行获得公众心理支撑,使制度进步获得更实际的意义。

论刑事辩护制度的独立价值

刑事辩护制度的存在与完善程度是判断刑事诉讼制度民主科学化的重要指标,而刑事辩护制度作为刑事诉讼制度内的子制度,他的存在意义不仅在于它是实现刑事诉讼制度目的的重要功能性制度,而且在于辩护制度存在的本身就是诉讼民主、文明的标志。刑事辩护制度的存在具有与人权精神、社会伦理的高度契合性。

论从制度上保障律师辩护

律师作为刑事辩护制度的重要角色和辩护职能的主要承担者 ,应当享有十分广泛的诉讼权利。但现实中的律师在履行辩护职责时 ,于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都会遇到种种制度性障碍。主要是侦查阶段忽视律师的辩护地位 ,造成律师执业难 ;审查起诉阶段限制律师的辩护职能 ,使辩护律师无法辩护 ;审判阶段轻视律师的辩护意见 ,削弱了律师的辩护作用。为了保护受刑事追诉者的权利 ,彰显程序正义 ,实现司法公正 ,必须通过修改刑诉法及相关法律来改造并重新构建律师辩护制度。

论保障我国刑辩律师权利的必要性及措施——从经济分析的角度

当前律师在从事刑事辩护业务过程中,其享有的有关诉讼权利,往往得不到切实有效地保障和维护。对刑辩律师权利实现价值的正确认识,有助于进一步落实和完善刑事辩护制度,以保障律师及其他辩护人的各项诉讼权利。

试论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及完善

改革后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逐步走向成熟与完善,但与国际标准存在一定的差距。针对我国现行刑事辩护制度存在的缺陷及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完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对策。

大数据时代辩护律师数据权——作为新兴权利的证成

大数据技术加持后的国家追诉权愈发膨胀,而被追诉人辩护权保障不足的旧疾却尚未解决,继而进一步加剧了控辩不平等。究其原因,传统的辩护权框架对公权力的制约作用本就有限,如今更是难以覆盖司法人工智能系统产生的各种流转信息和算法信息。为化解上述问题,应当派生与构建辩护律师数据权,以丰富和补充律师辩护权、调查取证权、阅卷权等权利内涵,激活大数据时代辩护权的功能。作为一项新兴权利,辩护律师数据权赋予辩护律师得知、获取、使用与所代理案件有直接、间接利害关系之数据的权利,其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法律上的正当性以及“社会-政策”上的可行性。为了真正落实辩护律师数据权,应当充分把握既有的社会物质基础和实践基础,加快建设统一的司法大数据库,并完善间接数据信息与直接数据信息的获取方式。

律师在场权的法治探究

随着人权的进一步发展,切实保障嫌疑人正当人权已经成为其权利保护的重点。在嫌疑人人权保障的诸多规则中,律师在场权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目前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没有直接确立律师在场权,所以从嫌疑人人权等正当权利的维护效能上来看不尽如人意。律师在场制度的确立对于嫌疑人基本人权的维护,实现控辩平衡;促进讯问方式改革,完善辩护制度;促进诉讼程序完善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论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的困境及其破解——以近年刑事司法改革为视野

自从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构建以来,调查取证难的问题一直在实践中难以解决。在近年刑事司法改革的视野下,充分落实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具有重大意义。推进刑事司法改革视野下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充分落实,可以从权利本身出发,充分保障自行调查取证权和申请调查取证权,从实践问题出发,赋予值班律师调查取证的权利,从未来路径出发,探索律师调查取证的新途径。

刑事速裁程序中有效辩护的实现路径

刑事速裁程序在实践中明显提升了诉讼效率,而有效辩护是否实现则关系到刑事速裁程序在保障司法公正方面的效果。当前刑事速裁程序中仍存在着辩护权不足的问题,这一方面是受人们对刑事速裁程序价值认识偏差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受实践中辩护权保障不足状况的影响。为实现刑事速裁程序中的有效辩护,应当正确认识刑事速裁程序提升诉讼效率与保障司法公正的双重价值,确立侦查讯问阶段的律师在场权,并且应当对值班律师制度予以完善。

我国刑诉侦查阶段律师在场权制度构建研究

随着庭审实质化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我国的开展,保障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成为了诉讼模式改革的重中之重。2012年刑诉法将委托诉讼代理人的时间扩大到侦查阶段,但从属于辩护权的律师在场权却没有得到确立。律师在场权的存在有着极高的现实意义,但在我国却面临着相当大的困境。可以考虑在确定适用范围的情况下,对侦查人员的告知义务及在场律师权利义务作出说明,完善相关制度,以期在未来侦查阶段中引入律师在场权,全方位保障被追诉者的各项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