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损企肥私”行为入罪路径的体系化解释

《刑法修正案(十二)》通过将民营企业内部人员的相关背信行为,纳入刑事治理轨道,充盈了我国法律对企业利益和企业家利益的司法保障工具,加固了刑法对于我国市场经济秩序的体制性保护。对此,从刑法分则体系来看,市场经济秩序法益与民营企业内部经营管理秩序的二者之间,前者是后者的规范目的,后者是前者的保障途径。而从法律适用的角度来看,司法机关更应正视“自治主义”时代的来临,尝试以罪质的应罚性和罪量的需罚性判断,为发挥刑法权益保障机能的“突破口”,着力避免因“管制主义”的思维惯性,而引发“过罪化”之不良后果。

税收优惠促进了企业环保投资吗?——基于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的经验证据

基于2006—2016年6轮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了所得税优惠政策调整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所得税优惠政策调整显著促进了企业环保投资额增加,这一结果在进行识别条件检验,并进行安慰剂检验、预期效应检验、排除其他政策干扰和纠正样本选择偏倚后依然稳健。机制检验表明,所得税优惠政策调整通过减轻税负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而激励企业增加环保投资。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所得税优惠政策调整对小规模、得到信贷支持和存在政治关联的企业环保投资产生了更大的促进效应,但没有增加中部地区企业的环保投资。研究结论对通过产业政策与市场机制协同激励企业绿色发展有经验参考。

以合规为核心的企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民营企业家和民营企业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最近几年,国家出台的对民企进行刑事司法保护的政策已初见成效。当前,只有及时对民营企业刑事司法保护政策的正当性予以阐释和回应,并将其融入刑事法律制度予以法治化,才能令其从根本上得到社会认同,进而稳定预期、树立信心。对民企的刑事司法保护可以通过刑事诉讼中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得以实现。认罪认罚是对民营企业家和民营企业从宽保护的正当基础,合规是企业认罪认罚的高级形式。企业合规为民企刑事司法保护的正当性提供了制度回应:合规不仅有利于预防犯罪,而且有利于调查和惩罚犯罪;以合规为核心的企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利于企业改过自新、合规经营,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

论刑法对私营企业财产权的平等保护

私营企业是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助推作用。以刑法来加强对私营企业财产权的平等保护,是促进私营企业法治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从现有法律规定来看,私营企业财产权的刑法保护立法相对滞后,且与国有企业财产权的刑法保护相比,在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及追诉标准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差异,"厚公薄私"的印迹比较突出,导致私营企业财产权刑法保护的力度较弱,缺乏平等性。因此,应当通过确立平等的保护原则、建构系统的罪刑体系,以及规定统一的追诉标准来实现刑法对民营企业财产权的平等保护。

民营企业刑事合规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展开

民营企业的刑事合规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与其他企业相比,民营企业在刑事法领域面临着更大的风险,建立相应的刑事合规制度很有必要。民营企业内部设立刑事合规制度通常不能作为出罪意义上的违法阻却事由,但一般可以在处罚上酌情考虑,特殊情形下可以适用刑法中“但书”条款的规定。目前,涉罪民营企业刑事合规的检察实践探索对理论界和实务界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必须准确、全面、辩证地把握我国民营企业法律保护的政策精神。

民营企业产权刑法保护问题及其根源与对策——兼评《刑法修正案(十一)》相关条文

从最终利益享有者、产权内容、侵权形式及其保护对刑法的依赖程度等四个维度解析民营企业产权,而非简单地将其理解为企业的财产权,有助于更全面地把握影响罪刑设置的因素。通过对典型案例的统计分析可知,民营企业产权面临的主要威胁是纵向侵权、新型侵权和非物质产权侵权;预防内部侵权和传统侵权的条文,多被当成纵向侵权的通道。其制度原因是,当前刑事立法对非物质产权、新型侵权介入程度不足,部分条文有被滥用的危险,刑法对权力的节制程度不够。其思想根源在于,以传统社会为背景发展出的刑法理论与现代市场经济之间存在严重的错位。为防止纵向侵权,有必要放宽滥用职权罪的入罪条件,在管制性条文中引入实质的不法内容,贯彻立法明确性优先于公正的原则;为应对横向侵权,应根据非合作情形下的均衡保护原则、合作情形下的损害原则、持续合作情形下的“不告不理”原则调整刑法规定。《刑法修正案(十一)》的部分条文回应了民营企业产权保护的需要,但有关企业内部犯罪的规定与立法目的之间存在错位;部分值得推广的理念遗憾地停留在现象层面,民营企业产权保护的制度环境未获得体系性改善。

宽严相济:立足于有效性与法治国之间的刑事政策

正确理解宽严相济刑事司法基本政策,对刑事法治的发展和司法实践具有重大意义。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严打"政策相比较,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执行主体、对象和手段方面都发生了转变。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出发点是有效率、有效益地防止犯罪;目标是实现法治国原则;得以实现的具体原则是比例原则。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以人权保障为政策界限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实现,表现为刑事政策的法制化和刑事法的刑事政策化。

黄河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基于重污染行业民营企业的经验数据

采用黄河流域九省区重污染上市企业2006—2015年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研究黄河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对民营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黄河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推动了民营企业环保投资的增长。进一步分析表明,在经济竞争力强的地区、存在政企关系的民企中,黄河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对民营企业环保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大。黄河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要充分考虑政企互动在其中的作用,不断推动各地区协同共治,切实保障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我国刑事被害人保护与轻刑化之博弈

刑事被害人保护与轻刑化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极易产生冲突和矛盾,它们各自源于对犯罪本质与刑罚目的的不同认识而产生,在各自追求的正义目标上侧重点不同。但是,如果将恢复性司法作为理念引入并分化适用于不同刑事司法制度之中,是可以解决其冲突并实现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的统一。

试论民营经济发展的刑事法制保障

目前,蓬勃发展的民营经济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规范和保护民营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法制却比较滞后,其中刑事方面,立法和司法都存在着缺陷。为了保持民营经济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健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制环境,刑事法制的完善急需加强。

涉私募基金非法集资犯罪司法治理研究

近年来涉私募基金的非法集资犯罪危害严重且影响广泛,需要认真研究其司法治理问题。关于涉私募基金非法集资犯罪的司法治理,要正确认定单位犯罪及主体的违法性认识问题,并以违法性、公开性、社会性、利诱性来衡量和判定非法集资的犯罪行为,还要切实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并着眼于防治犯罪而完善相关监管体系,由监管机构与司法机关开展协作,建立诉讼援助机制。

从打黑除恶到扫黑除恶

自2006年开始的打黑除恶专项活动,在历经10余年后的2018年年初,高调升级为扫黑除恶专项整治活动。这是在打黑除恶已取得诸多成效,对黑恶势力犯罪形成了强势威慑的基础上,又一次更全面深入地打击黑恶势力的专项活动。扫黑除恶专项整治活动以高层"黑伞"、基层腐败、乡村恶霸、职业医闹等为扫除重点,在具体实施上要坚持法治思维,把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厘清扫黑除恶的法律政策界限,发动全社会广泛参与,保障人权,重视程序正义,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建设美丽中国、平安中国。

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的民刑衔接缺陷及其纠正——以保护民企产权为视角

刑事涉案财物处置与民营企业产权保护密切相关,我国立法在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的民刑衔接方面存在诸多缺陷,对民营企业产权保护十分不利。这些缺陷包括涉案财物的民法属性未予重视,非原物型违法所得的责任财产功能被否定,追缴、没收的民法属性和民事法律后果缺乏规定,责令退赔、返还财产边界不清,赃款赃物的善意取得缺乏依据以及犯罪工具没收范围的确定标准缺失。应当通过完善立法,对上述缺陷逐一予以纠正。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的版权保护

作为我国版权保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版权犯罪的刑法规制在维护版权市场稳定、保护版权人权利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宽严相济是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其必然对规制版权犯罪的立法和司法活动产生重要影响。应完善版权刑事立法保护,加强版权刑事司法保护,结合我国版权发展和保护实际,探索在规制版权犯罪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路径,进而提升我国版权保护水平。

总体国家安全视域下反恐刑事立法检视与应对

恐怖主义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问题,依法反恐是世界各国共同的选择,我国同样积极采取法治手段特别是刑事法治措施、坚持“零容忍”的态度和立场,对恐怖主义行为进行类型化归纳、给予犯罪化评价和开展精准式打击,以应对恐怖主义威胁与危害。考察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1979年《刑法》和1997年《刑法》出台以后的反恐刑事立法,呈现出对恐怖主义及相关行为处罚范围越来越广、力度越来越大、处罚时间点不断前移等特点和趋势,犯罪圈进一步膨胀,刑罚圈进一步扩大。认真检视既有反恐立法,仍然面临共犯行为正犯化、预备行为实行化、“打早打小”的刑事政策定位在刑事实体法与刑事程序法的衔接与协调中失衡引发过度扩张隐忧、反恐刑事立法与反恐行政前置法相互抵牾等质疑和冲突。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需要强调社会综合治理,细化反恐刑法与反恐行政法之行刑全面、精准衔接,实现步调一致和高频共振;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统领并正确理解和依法把握“打早打小”的反恐刑事政策要求,防止过度化、扩张化;进一步强化和完善刑法基础理论精细化解释以化解面临的质疑;适时适度跟进最新反恐形势,进行包括立法解释、司法解释等在内的“立法”更新,以依法、全面、有效、精准开展合力反恐、全球反恐。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民间借贷的规制

民间借贷是民间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借贷在网络时代的发展已与其传统形式有了较大不同,在具有更强生命力的同时,也具备了更大的风险隐患。国家对于民间借贷的规制可从宏观层面的整体规制、中观层面的法律规制以及微观层面的刑事法规制加以理解,其中刑事法规制应当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民间借贷进行界分,宽待其依法、合理运营部分而严惩其违法、犯罪成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指导下规制民间借贷可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及整体性降低金融风险产生积极的影响。为贯彻这一刑事政策,需要健全完善民间借贷的法律规范体系、在能动司法与审慎司法理念之间取得动态平衡,以及注重司法裁判中规范制定和援引时的明确性与稳定性。

论刑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的多重意蕴——兼评《刑法修正案(十二)》相关条文

《刑法修正案(十二)》为回应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国家政策,对民营企业内部人员损害其利益的背信行为予以犯罪化,具有合理性并符合现实需要。但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相比,在投资主体、资金来源、责任对象以及所承载的社会功能等方面具有显著不同,平等保护并不意味着相同保护,刑法基于保护目的介入民营企业中的失范行为应当保持一定的理性与谨慎,要改变“先刑后民”的思维,注重“治罪与治理并重”的综合治理手段。基此,《刑法修正案(十二)》相关条文仍然存在理性探讨的空间。

民营企业的刑法保护——兼评《刑法修正案(十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二)》对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为亲友非法牟利罪和徇私舞弊低价折股、出售国有资产罪的修改在保护民营企业中的功能定位,需要通过研究民营企业刑法保护与刑法修正之间的互动关系加以确定。民营企业刑法保护的生成与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形态的变化有关,而具体方式则根据民营企业的发展需求通过刑法修正不断更迭。这使得我国民营企业刑法保护从无到有,与民营企业有关的刑法修正从管控走向保护,从刑法的积极保护转换到消极保护,进而形成了严密管控体系、积极保护方式和消极保护模式并存的局面。未来刑法修正应对民营企业的发展,宜坚持从管控向保护的立场转变,一方面拓宽刑法消极保护的内容,另一方面通过刑法积极保护促成民营企业平等保护的实现。

《刑法》对民营企业权益平等保护的贯彻及制度改进——基于《刑法修正案(十二)》的思考

根据党的政策和宪法规定,各部门法应当平等保护不同性质企业的合法权益。但《刑法》在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方面未充分贯彻党的政策和宪法中的平等精神。《刑法修正案(十二)》对《刑法》第165条、第166条和第169条的规定做了修正,将民营企业的人员纳入相应罪名的犯罪主体,并且法定刑的配置上不再因企业性质的差异而有不同。这是刑法贯彻落实党的政策和宪法中平等保护精神的重大进步。但刑法总则关于刑法任务和犯罪概念的规定中仍有不平等因素,刑法分则有数个罪名因企业性质差异而出现构罪条件和法定刑配置上的不同。应当全面审视《刑法》的规定,删除因企业性质不同而出现的不平等规定,实现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权益保护的平等。

民营企业产权的刑法平等保护——以《刑法修正案(十二)》为分析重点

《刑法修正案(十二)》在立法伦理方面集中体现为对民营企业产权的刑法平等保护。我国涉企业产权刑事立法呈现出“公职犯罪先行,显现治理成效后再立私营犯罪”且两者趋于平等化的立法规律。无论是从常识、常理、常情方面,或是从立法意志与使命方面,还是从立法原理与技术方面来看,都需要确定刑法的平等保护原则。鉴于刑法审慎介入市场经济的立场,应基于“差异化平等”的思路,合理认定非法经营同类营业、为亲友非法牟利以及徇私舞弊低价折股、出售公司、企业资产三项舞弊犯罪。在司法上,需要进一步通过司法解释构建公私有别的差序平等保护格局,通过司法政策建立必要的民营企业决策出罪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