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院校刑法课程虚拟教研室建设研究

公安院校政治建校办学特色优势和刑法课程目标特色为公安院校刑法虚拟教研室增加了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和刑事司法职业法律运用能力培养底色的内涵。基于服务警务实战化教学,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构建学习型组织和认同教师职业身份理念,公安院校刑法课程虚拟教研室建设要坚持问题导向、共建共享、融合创新、动态调整和规范发展原则,重点在于发现教学问题、建设师资队伍、共建共享资源和构建组织文化等四个关键环节。

公安民警执法武力使用规范化探微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当前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社会利益矛盾时有发生。公安民警作为一线执法人员,所面临的执法环境日益复杂,且警务量繁多,工作压力巨大。近年来各地区都相继出现了暴力袭警事件,对公安民警的执法权威与职业安全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由于当前有关公安民警武力使用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且从司法层面对警察的保护力度相对比较薄弱,因此导致公安民警的执法权威与人身安全面临极大威胁。面对公安民警的武力使用问题,应从执法规范化角度出发,正视公安民警武力使用的级别与特点,分析当前公安民警武力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才可能找到相应的解决之策。

行刑衔接视角下公安机关参与企业合规建设路径分析

随着企业合规制度建设的不断推进,行政合规的重要性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然而由于目前行政机关尚无配合刑事机关参与合规案件的法定义务,导致行刑衔接不畅成为合规建设完善过程中不可逃避的问题之一。对合规建设之路的有效探析,仅靠检察机关合规前移的努力显然独木难支。从行刑衔接的视角出发,利用公安机关的双重属性,通过适度延伸参与行政合规,立足公安机关与企业、行政机关、社会及其自身队伍建设四个方面,进而探寻公安机关参与企业合规的有效路径,以适度参与行政合规举措完善刑事合规建设,实现行刑衔接机制的双向优化。

市区一体化:公安执法办案管理的模式创新——来自浙江省舟山市的实践样本

当前,传统公安执法办案管理中心一般是以区县为主的模式进行建设,但这一模式对于城区常住人口在100万至300万的Ⅱ型大城市和城区常住人口在50万至100万的设区的中等城市而言,往往难以统筹市区两级的主体责任,且容易出现警务资源浪费或多头重复建设等问题。为此,浙江省舟山市公安局积极探索实践,创新出一套“以市带区”“以区提质”的“市区一体化”公安执法办案管理模式。该模式以新建设的公安执法办案管理中心为载体,将舟山市区两级公安执法办案在空间和运行上实现了一体化。该模式系统回答了如何落地建设公安执法办案管理中心的系列问题,积极探索了市区两级公安执法办案中“侦”“办”有机融合的行动方案,丰富和完善了公安执法办案管理的制度体系,进一步拓展了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的具体内容,具有巨大的可推广价值。

妨害安全驾驶罪的具体危险犯构造

妨害安全驾驶罪的犯罪类型应被界定为具体危险犯,而非抽象危险犯或准抽象危险犯。妨害安全驾驶罪包含干扰驾驶和擅离职守两种构成要件类型。在行为不法上,干扰驾驶型构成要件的不法内涵在于干扰行为阻碍了驾驶者对安全驾驶义务的履行,有必要结合“干扰公共交通工具正常行驶”要素展开实质理解;而在擅离职守型构成要件中,须借助“与他人互殴或者殴打他人”要素对“擅离职守”作出限缩解释。在结果不法上,“危及公共安全”并非“干扰公共交通工具正常行驶”的同义反复,其指涉一种较低程度的公共危险。多因一果案件的结果归属须重点考察干扰行为对驾驶者履行安全驾驶义务的影响程度。从行为不法和结果不法两个方面,可以将妨害安全驾驶罪理解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预备阶段,以实现对司法实践中各类妨害安全驾驶行为的充分评价。

积极刑法观视域下的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研究

积极刑法观强调刑法在维护社会秩序和保障公民权益中的积极作用,而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作为刑法领域的重要分支,直接关系到社会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本研究探讨了积极刑法观对危害公共安全犯罪认定的深远影响,并分析了在积极刑法观视域下的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处罚原则及防治对策,能够为积极刑法观在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裁判提供有益建设思路。

夜间经济背景下警务工作困境与对策研究

我国夜间经济方兴未艾,发展规模持续增长,目前已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引擎。随之产生的夜间治安问题也日益凸显,相关场所案件频发,安全风险骤增,治安难度加大,给社会治安治理带来新的挑战和压力。警务工作在夜间治安实践中面临警力资源严重不足、应急警务运行不力、警务协作机制不畅和警察执法保障不够等现实困境。公安机关应从构建夜间警务运行体系、加强夜间警务协作、构筑夜间群防群治防线、提升警察夜间执法能力等方面积极探索改进之策。

公安机关警察权的力度、法度和温度

公安机关警察权是国家公权力重要组成部分。底层逻辑上,公安机关警察权应具有一定力度,需结合场景理论灵活适度把握警察权的“强”与“弱”。警察权作为合法暴力性权力,为有效防止警察权行使的肆意,应建立警察权“负面清单制度”,优化警察权监督机制,保证警察权在合法、正当范围内行使,即警察权应具备法度。同时,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格局下,公安机关警察权行使应有明确价值定位,遵循警察权力度、法度前提下,尤其面向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有关等特定场景,警察权行使应体现一定的温度,体现警察权的“人民性”和“权利观”。综合言之,公安机关警察权应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持续优化,不断提升警察权综合效能,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服务,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妨害安全驾驶罪的司法适用研究——基于类型化理论的剖析

《刑法修正案(十一)》将抢夺方向盘等一系列行为摆脱口袋罪而单独设置为妨害安全驾驶罪,回应社会热点的同时明确了司法适用依据,增强了司法可操作性与法益保护力度。但危害行为入罪标准的法条展示与理想犯罪模型的适用瓶颈导致刑法规范与事实案件存在割裂,各个抽象要素的模糊阐述难以囊括罪状之具体特征,因此应在除却妨害安全驾驶的固有犯罪行为模式后,另寻符合事物本质的危害行为并构建现实模型,将类型化理论融入解释路径,以本质“危害公共安全”为切入口对客观事实与行为要素进行归纳讨论,提出“要素比对——合不法属性之判断——例外情形之排除——行为入罪”的适用模式,从而发挥单独立法之明示机能,是为解决司法适用难题的最佳路径。

我国生态环境治理样态、机制及对策研究——以公安机关生态环境行政执法为视角

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合作式治理”方式一直以来是学界研究的重要内容。从公安机关参与生态环境治理中的执法行动样态入手,解读公安机关执法过程中的多元联动机制,由此构建“关系—嵌入—共生”的三重治理机制框架,以此说明其在参与生态环境治理中的行动机理。同时,从社会互动的视角出发,探索其中的多元互动和联动机制,即“复合型治理”模式。由此提出公安机关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路径,即从“制度再造”入手,促进制度渐进式改革;通过各组织间的相互融入,进而建构系统化组织治理模式;建构“复合型治理”模式,从而互构多元主体共治体系。

公安交警远程执法技术的实践与思考

交警远程执法模式是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融入“公安大脑”建设、推进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数字勤务改革的一项举措,有效地提高了执法效率。但交警远程执法作为一种新的执法模式,实践先行于理论,在技术规范、执法程序、法规依据等亟待完善。在非现场执法和移动政务研究基础上,通过与传统执法模式对比,分析了当前交警远程执法执行方式、特点、适用场景、优势和不足。从执法政策依据、社会认可、技术支撑等方面得出了交警远程执法的可行性。最后针对交警远程执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进建议和对策,从而确保执法的公正性和权威性,研究结论可为今后交警远程执法的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制定提供参考。

新时代公安工作现代化的建设路径

公安工作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起着重要作用。公安工作现代化是现代化在公安领域中的具体体现,公安工作现代化建设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和鲜明的时代要求,应从加强法治公安建设、智慧公安建设、基层基础建设和过硬队伍建设等四个方面构建公安工作现代化建设路径。

公安机关执法办案管理中心提质增效研究

执法办案管理中心模式自推广以来提升了执法办案效率,促进了执法规范化进程。为进一步强化执法办案管理中心使用管理、健全完善落实各项配套制度机制,2022年公安部出台了《关于加强公安机关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建设的指导意见》。结合A省执法办案管理中心的运行模式与实际建设情况,由于重视程度不足、相关职能部门参与度不高以及缺乏一支专业的管理团队等原因,导致当前执法办案管理中心普遍存在专业人员配备不到位、合成作战支撑度不够、场所设置单一、刚性制度与执法办案环境不匹配等现实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完善合成作战、合理规划分中心设置、优化工作流程、构建常态化全融合运行模式等对策建议,为实现执法办案管理中心的优化升级和提质增效提供建设思路和经验借鉴。

公安民警担任中小学法治副校长的现实困境与对策研究

法治副校长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公安机关参与校园安全治理的重要路径之一。公安机关的职能优势以及长期积累的宝贵经验,决定了公安民警担任中小学法治副校长具有其他群体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实践中,公安民警担任中小学法治副校长存在着制度保障不完善、职责定位模糊不清、运行机制尚未健全等阻碍性因素。有必要通过重视履职考评,强化制度保障;明确职责定位,细化校园警务内容;创新工作形式,实现有效融合等路径,提升校园安全治理能力,走出当前校园安全治理面临的困境。

法理学视域下公安执法中的私权保护

公安执法是公权力的体现,具有强制性特征,公安执法又常常涉及公民私权,这使得两者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地出现冲突。由于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社会私权意识的缺失、现行公安管理体制的制约、执法中私权保护的法律依据不完备、不重视公安执法的程序性、个别民警的执法能力不足等原因,公安执法领域还存在一些侵害私权的现象。应完善立法,健全管理体制,明确公安执法权运行规则,提高民警的执法素质并加强对公安执法过程的监督,以实现公安执法过程中的私权保护。

执法司法责任体系改革背景下公安法制员制度探究

公安法制员制度是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安机关执法内部监督的一大保障。在执法司法责任体系改革背景下,要守牢基层执法生命线,以法治助推公安高质量发展。公安法制员制度从2010年创立至今,已经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在实践过程中还存在法制员角色定位不准、法律素养层次不齐、工作积极性不高等问题。公安机关应当从完善配套规章制度、加强人才队伍培养、完善激励机制以及推进“智慧法制员”建设等方面着手,不断健全完善公安法制员制度,为深入推进执法司法责任体系改革与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基于GWO-SVM模型的公安执法规范化水平评价与提升研究

公安执法规范化水平提升是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针对规范化水平量化评价缺失的问题,从5个维度构建了11个评价指标,提出了公安执法规范化水平评价的GWO-SVM模型。和传统的SVM评价模型相比,GWO-SVM评价模型对公安执法规范化水平评价的准确率高达95.8%,远远高于SVM评价模型。将GWO-SVM模型应用于城乡公安执法规范化水平评价中,结果表明城市公安执法规范化水平明显高于乡镇公安执法规范化水平,同时近几年城市公安执法规范化水平也呈现出波动变化的趋势,这对提升公安执法规范化水平提供了数据参考。

习近平法治思想视角下“公安姓党”之探析

2020年11月召开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法治思想被确立为全面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在新时代实现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征途上,作为推动法治建设主要动力之一的公安机关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何要由党来领导公安机关,如何实现党对公安机关的领导成为必须正确回答的时代课题。从党的先进性、党和公安机关的历史渊源及其政治逻辑方面来寻根研析,并从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寻找永葆“公安姓党”的路径,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自媒体时代公安机关执法公信力提升路径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我国已进入网络环境更为复杂的自媒体时代。公安机关作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稳定的执法机关,其执法警察与人民群众接触最为密切,同时也处于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如果公安机关对涉警网络舆情处置不到位,经自媒体传播后,极易扩散、发酵。涉警网络舆情危机频现,会使公众对公安机关的信任度降低,造成执法公信力下降,不利于法治社会与和谐社会的建设。在自媒体时代,要提高公安机关的执法公信力,首先应全力提升公安民警的法律素养、执法办案能力和水平,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其次应建立涉警舆情的事前预警机制,同时及时跟进,妥善应对和处理;此外还应做好法治宣传,加强与媒体和社会公众的沟通,优化警民关系,赢得公众的理解和信任。

交通警察执法办案机制的改革探索——以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为例

随着现代警务机制的全面推广和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面临众多自身、外部的工作掣肘,亟需通过执法办案机制改革寻求破局之道。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全面推进执法办案机制改革,改变了交通警察传统执法办案模式,强化了现场执法规范,降低了争议案件数量,提升了执法办案质量和执法效率,增强了交通警察执法公信力。在新的形势下,要进一步破解执法办案机制改革过程中面临的困境,必须强化顶层制度设计和制度供给,加强法制监督,建强专业队伍,坚持数字赋能,全面推进交通警察执法工作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