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刑法立法观的规范体现与合理限度

积极刑法立法观属于刑法积极回应社会现实和参与社会治理的立法体现。刑事立法并不会直接回应社会现实,因为社会现实的立法诉求必然会经由刑事政策的判断而进一步体现为具体的刑事立法。刑事立法在回应社会现实需求的过程中不断增设新罪或者扩张构成要件的效力范围会导致犯罪圈的不断扩大,进而使得刑法规范在一些方面趋于严密。积极刑法立法观具有刑事立法顺应社会发展的必然性,但其应当保持合理限度。在《刑法修正案(十一)》中,刑事立法进一步体现出了严密化与精细化,其具体的规范体现主要是增加新的条文内容、修正原有条文内容、涉及的内容范围趋于广泛。在相应的刑事立法理念方面,积极刑法立法观与保守刑法立法观并非属于完全不同的立场,积极刑法立法观应当以保守刑法立法观中的权利和自由价值为根基,注意把握好刑法干预社会治理的合理限度并注重刑事立法的实效性。

增设新罪的观念——对积极刑法观的支持

我国刑法理论存在积极刑法观、消极刑法观与折衷刑法观的对立,但折衷刑法观的具体主张与消极刑法观并无区别。社会的发展变化,导致需要刑法保护的法益日益增加,也使得法益受侵害的程度日益严重,原本缺乏类型性的现行刑法,存在许多处罚漏洞。我国当下需要采取积极刑法观,通过增设新罪来满足保护法益的合理要求。积极刑法观不是所谓激进刑法观,并非主张随意增设新罪,而是主张按照谦抑的法益保护原则增设新罪。持消极刑法观的学者所提出的近年来增设新罪的立法仅具有象征性意义,增设新罪损坏刑法的稳定性与谦抑性,违反法益保护原则,不符合大国法治的要求等观点与理由,要么不符合客观事实,要么已经落后于时代,要么只是抽象的议论,因而缺乏现实意义。

中国古代慎刑思想研究——兼与20世纪西方慎刑思想比较

中国古代法中慎刑思想是其主流思想。它发端于西周的“明德慎罚”思想,汉代又在儒学与阴阳学等影响下进而承继和发展为“德主刑辅”的立法观。延至盛唐进而发展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此后,宋、明、清均承继之,并在慎刑措施上各有建树。中国古代法的慎刑观受经济地理、宗法血缘以及儒、道、佛三教合一的宗教文化等因素的影响,长期存在并持续三千多年之久。中外慎刑思想比较,共性在于刑法中仁爱观、教育观有其通性的一面。故而我国当今刑法改革中可吸收西方举措中人道主义的一定措施。在中国,这种吸收具有传统文化的思想积淀。

试析清末修律中礼法之争的力量对比

对于清末修律时爆发的礼法之争 ,以前的论者多以为体现了礼教派的强大和法理派的软弱。作者从奕匡力和他主持的宪政编查馆入手 ,对礼法之争从动态和静态两方面进行了分析 ,指出历史的事实并非如此。法理派并不是势单力孤 ,清政府也不是礼教派的坚强后盾 ,礼教派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并未取胜 ,法理派也根本谈不上言败。鉴于中国法律现代化的第一步是在礼法之争中迈出的 ,因此对双方力量对比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对中国法律现代化进程作出新的认识与评价。

日本近现代刑法的制定、修改及其评价

随着明治维新所开启的近代化进程，日本逐渐从中华法系的荫庇中脱离，转而接受法国刑法的影响，并制定了具有折中主义色彩的1880年旧刑法。而后，日本又转向以德国刑法为模型，颁布了延续至今的1907年刑法。日本现行刑法制定后，虽在20世纪70年代曾有过全面修改的动向但却最终胎死腹中，其刑法典自身历经20余次部分修正．以适应社会需求。日本的现行刑法之所以能够跨越从旧宪法到现行宪法的变革而在制定后超过100年的时间中作为法律保持其同一性，有其背后的立法理念、立法技术和立法体制等诸多原因。同时，关于共谋罪的创设、性犯罪的严罚化等修改动向也值得关注。对日本刑法发展史百余年历程的描述和梳理，不但具有立法史上的价值，而且对于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刑法发展而言，亦可提供一种可供借鉴的素材。

论美国的不定期刑制度

作为一项刑罚制度,不定期刑制度在新派刑法观的理论根基上建立起来,在美国特色的刑法价值取向和司法环境中壮大并引领起一场西方不定期刑的运动热潮,之后却在不足百年的时间内又由美国率先开始废止,继而掀起了“确定刑运动”。在我国加快进行法制改革探索之时,有必要对不定期刑制度在美国的兴衰历程进行一番剖析,并从这一看似理论与实践的覆辙重蹈现象中获得启示。

刑法象征性立法——批判与被批判的武器

作为象征性立法的表现,刑法象征性立法的“姿态性”“安抚性”“情绪化”和“安全感”特征,直接源自立法的“虚幻性”或“空洞性”,但其实质根源是单纯的价值宣示性或信仰说教性。此表现与实质组合成刑法象征性立法的品相。一项刑法立法是否属于象征性立法的识别标准包括“现实可能性”的事实层面和“应受刑事处罚性”的实质层面两个维度。依此标准可妥当地判断国内外诸多刑法立法例是否象征性立法。新型犯罪自然要面对象征性立法问题,而避免象征性立法则有赖于采取面向实践的方案:结合程序性和实体性标准的合理入罪机制,同时顾及刑事政策。刑法象征性立法概念对于审视刑法立法包括新型犯罪立法构成了“批判的武器”和“被批判的武器”,故能够抑制过于积极的刑法立法观和过于积极的新型犯罪立法观。

新时代刑法发展的基本立场

刑法和刑法理论是时代的产物,其更新始终烙印着时代的特征。十九大提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深刻变化"的命题,带来了社会价值观的变化。新时代同时也是人类社会的高科技时代,风险社会、信息社会和全球化社会是新时代和高科技时代的共同特征。为实现新时代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积极谨慎应是新时代刑法发展的基本立场。一方面,刑法应正视新时代给传统刑法法益保护的内涵和外延带来的变化,积极融入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法治化进程,及时调整刑法的规制范围和力度;另一方面,刑法的发展不能完全脱逸传统自由主义刑法理念的钳制,应努力实现刑法保护和保障机能的平衡和良性发展。与此相应,新时代为刑法理论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维度,在秉持刑法基本原则和传统理念的同时,刑法理论需要开启新的视角,重塑刑法知识的概念以及体系。

论环境刑法的环境观

在中国的司法资源还非常有限的现实背景下,环境刑法采取何种环境观,直接关涉到环境犯罪防控工作的效率和成败。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已经走到了历史舞台的边缘,尤其在理论界已经基本没有了市场。生态中心主义在总体上对人本身提出了相当高的道德要求,它对人的要求与标准有些过分超前,还不可能是一个社会大众能够普遍完全接受的伦理观。在刑事法中应当提倡共进的生态人类中心主义。这种环境观认可人类价值和环境价值的双重优先性,主张通过合规律的实践活动,实现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共同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