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行为人主义的辨析及其价值

刑法主观主义通常对应刑法行为人主义,刑法客观主义对应刑法行为主义,二者的争论在西方刑法学说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我国大多数学者会选择行为主义的立场,对行为人主义存在明显忽视,刑法行为人主义也曾成为众矢之的。但是,行为人主义其实不乏具有诸多可以借鉴之处,它在我国日益繁荣的刑法学研究中不应该被淡忘,对此有必要重提行为人主义,以充分发挥行为人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价值。行为人主义贯穿刑法始终,其至少应分别从刑法观、犯罪论与刑罚论三个层次逐一进行分析。近些年来的刑法修正案也涉及到诸多的行为人主义思想内容,像预防刑法、犯罪人处遇方式的发展、犯罪圈的扩张范围等。在理论上,应当主动运用行为人主义的视角与内容,去合理解释这些现实问题,对于不合理的地方也应当结合行为主义及时进行合理的刑罚限缩。在行为主义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情形下,重提行为人主义,既是对未来刑法学发展的合理预见,也是对当下刑法的范围保持清醒认知。

无辜者何以被怀疑——警察辨别真伪陈述能力的认知-行为研究述评

警察一直被认为是识别谎言的专家,注重嫌疑人的非言词行为也是中外侦查讯问的重要技巧。但近年来,域外认知-行为科学研究所揭示的一系列证据表明,使用非言词行为来判断对象是否说谎的准确度很差。这种传统讯问技巧对谎言识别还可能起反作用,使得在一些实验中,警察判断对象是否说谎的准确度甚至还不如大学生或囚犯被试。使用非言词行为来判断对象是否说谎的培训和经验也不能在较大程度上提高识别谎言能力。目前,认知-行为科学已经开始了对新的讯问过程设计,新的讯问方法和技巧等的研究。在侦查领域引介认知-行为研究,不仅有助于推动实验方法在国内司法认知与决策领域的拓展,启发国内法学(律)界认真对待传统讯问技巧的局限,而且,也有利于国内错案研究在制度-实践维度以外,重视认知-行为因素的重要性。毕竟,警察在侦查初期辨别真伪陈述的精确度直接影响着对无辜者/真实罪犯的怀疑程度和追诉强度。

行为人刑法转型与当代中国的选择

学派之争后,行为人刑法由激进向改良转型。激进派认为行为人要素在定罪阶段起决定作用,改良派虽然也认为应将行为人要素引入定罪阶层,却坚持了行为要素的决定地位。根据行为人要素体系性地位的不同,行为人刑法发展出多个分支。在当前中国社会文化和科技发展水平下,日本学者大塚仁教授的"人格刑法学"是较为理想的刑法模式。不过,如果将来我国在科学上实现了犯罪人格鉴定技术,修正的新人格刑法学无疑是更优选择。

行为刑法危机与人格刑法构想

行为刑法已经出现危机,表现为犯罪圈不断扩大、司法资源浪费严重、刑罚效能低下、重新犯罪率不断提高等。危机原因在于理论根基不牢、不考虑犯罪人格。应将单一犯罪行为本位的行为刑法,逐步转向以犯罪人为规制对象,以犯罪危险性人格为核心的人格刑法。

论骗取贷款罪的解释完善——以民营经济的刑法平等保护为视角

骗取贷款罪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入罪范围宽泛化与裁判结果对立化两大偏差。《刑法修正案(十一)》删去了骗取贷款罪“其他严重情节”这一内容,限缩了刑罚适用范围,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营经济的刑法平等保护,但未能解决罪名构成要件外延模糊的问题。法官在适用骗取贷款罪的过程中,应当秉持刑法谦抑性原则,当行为人的欺骗手段不存在引发贷款无法收回的危险性以及和取得贷款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时,不应当认定构成“欺骗手段”;在刑法定性上,小额贷款公司并无纳入“其他金融机构”的必要性;重大损失作为唯一结果性要件,应当限定为造成实际损失,且损失计算范围仅指本金,损失的计算时间当以公安机关立案为节点。

犯罪圈扩张视野下二元犯罪论体系的重构

行为刑法是古典学派构建的以“行为”为本位的犯罪论体系,行为人刑法是实证学派构建的以“人身危险性”为中心的犯罪论体系。随着时代与环境的变迁,两者之间从对立与论争逐渐走向了折衷与调和。我国刑法修正案和司法解释在立法上扩大了犯罪圈,实践中的情绪性执法、机械性司法更是加剧了犯罪圈的扩大,使得刑法过度地介入了社会生活。应在坚持以行为刑法为主轴的基础上,吸收行为人刑法的合理内核,在处理案件时要重视对人格因素的考量,构建“行为—行为人”二元的犯罪论体系。

我国刑法中行为人生物身份的当代考察

刑法中行为人生物身份的研究有利于推进对相关行为人正确定罪量刑。这类身份与年龄、精神状态、生理状态、性别和疾病有关。刑法中同这些身份相关的内容,大多是从保障行为人合法权益的角度规定的。刑法对年满75周岁犯罪人从宽处罚的规定体现了人道主义,但当人均寿命有较大增加时,应将"75周岁"标准提高,以体现刑法的公正和权威。对待聋哑人,只要其责任能力不明显低于常人,就不能因其聋哑身份而从宽处罚。

刑罚配置的双重基准——一个基于刑法微观层面的诠释

从刑法微观层面而言,刑罚轻重的配置应立足于双重基准:即刑法所保护价值的重要程度和行为人对立态度的有无及其程度。一方面,刑法所保护价值即犯罪客体的不同直接制约刑罚的轻重,在同类型犯罪中,刑罚轻重则深受对刑法所保护价值造成的损害程度的影响;另一方面,凡体现行为人对立态度及其程度的因素如犯罪故意、犯罪过失、犯罪动机、犯罪目的、中止犯、自首犯、立功犯、胁从犯、累犯等均为直接制约刑罚配置的要素。

诈术的双重视角分析

在诈骗罪中,被害人之所以上当受骗,源于行为人使用了诈术。1诈术即欺瞒,表现为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的一个互动过程。对于诈术的判断,需要结合行为人、被害人两个维度进行分析。从行为人方面看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具有危害性,从被害人角度看被害人是否需要刑法来保护。只有从这两个方面考察都能得出肯定结论的,才是诈术,才能成立诈骗罪。结合两个维度来判断是否成立诈术的方法,可以为区分诈骗犯罪行为与民事欺诈行为提供思路。

金融诈骗罪的处罚限定——以保险诈骗罪为重点

经济刑法立法的泛化带来诸多消极影响,刑法解释论有必要对包括金融诈骗犯罪在内的经济犯罪的处罚范围予以合理限定。从保护法益或“规制缓和”等视角划定处罚范围的思路未必可靠,立足于犯罪客观要件的思考有其独特价值。诈骗犯罪是社会现状的真实反映,对涉及金融诈骗犯罪欺骗行为的解释也应该考虑各金融领域的现实状况。不同交易领域双方信息义务的特殊性,会影响欺骗行为的解释。对金融诈骗犯罪欺骗行为的判断,应从经济性视角限制地阐释行为人是否就重要事项实施欺骗,同时还需要顾及刑法固有的违法性以及交易信息义务的特殊性。保险诈骗罪中的“重要事项”,仅指涉及到保险标的和保险事故真实性的事项,行为人就该重要事项进行欺骗会影响保险公司“对价平衡”这一经济交易目的实现,造成保险公司财产损失的风险。保险人对免责事项未履行说明义务的,其不能主张在“重要事项”上被骗;恶意复保险、虚报年龄的行为属于本罪的欺骗行为,但超额保险、虚构保险利益则不构成本罪;工伤保险与商业责任保险并存时,由于两者性质不同且赔付不重叠,同时获得赔付不构成本罪。

京特·雅科布斯的刑法思想介评

京特·雅科布斯教授是德国当代著名的法学家,机能主义犯罪论的缔造者之一。他非常重视刑法规范的保护目的,认为刑法要达到的效果是对规范同一性的保障、对宪法和社会的保障,也就是保障规范能够证明自己在社会中是真实的。主张犯罪的本质不是法益的侵害,而是规范的破坏。刑法的目的不是保护法益,而是保证规范不受破坏,并提出了积极的一般预防理论。在刑事归责上,他提出要以行为人的角色和法秩序确证的必要性来判断责任。在死刑问题上,他认为对市民不能适用死刑,但对敌人则可以适用死刑。

期待可能性之中国式解读

期待可能性是指在某种特定的情形下行为人客观上有无选择其他合法行为的可能性。从中国语境的角度,期待可能性理论体现中国传统的法律思想,契合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主题,彰显中国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期待可能性理论注重对人性的关怀,对常理的考量,这种价值取向与我国刑法的基本精神如出一辙。我国刑法理论中虽无明确的"期待可能性"的范式表达,但在我国刑事立法及刑事司法中却体现了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基本内涵。

司法解释中“前科降格入罪模式”探析

在从严打击某类犯罪的刑事政策的引导之下,大批以“前科降格入罪”为内容的司法解释纷纷出现,其本质是将一个本身属于行政违法的行为因具备“前科”要素而予以犯罪化。“前科降格入罪”模式以社会责任论作为理论支撑,不符合刑法禁止重复评价的要求,有违罪刑法定原则,并且在价值取向上存在向主观主义刑法立场转移之嫌。同时,“前科降格入罪现象”反映出社会治理中刑法过度泛化的问题,给犯罪防控带来了很多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