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机衔接

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机衔接,作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部署要求,具有确保反腐败格局中职能责任的依法履行、确保反腐败法网密织及流程贯通、确保反腐败执法司法公平公正的时代价值。推进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机衔接,亟需从理论上回应“结构平衡说”“监察中心主义说”等学术争议。其一,构建以监察执法为主导的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结构形式。应当从反腐败格局中的职责定位来深刻把握腐败治理与社会治理在刑事诉讼领域的差异,深刻把握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政治逻辑。其二,明确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主体责任。该主体责任是建立在监察机关履行反腐败法定职能基础之上的监察机关与审判、检察、公安及相关执法特定机构和人员所承担的法法衔接职责和义务。其三,完善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主要包括监察机关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中与审判机关的协调配合机制,如证据审查认定、审判信息通报配合等,以及与检察机关的衔接机制,如重大疑难案件提前介入、案件移送等,其要旨是通过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的配合制约,确保反腐败执法司法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解释论视野下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

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学说包括故意说、过失说、混合罪过说、择一罪过说和层级罪过说。主张本罪的罪过形式“包括过失”既缺乏文理依据,也难寻伦理依据。故意说适应了环境刑法保护法益的调整,与污染环境罪的行为构造相契合,满足本罪在司法实务中的需求。在已经采取生态学的人类中心的法益论,提前介入打击环境犯罪的基础上,刑法不应继续降低污染环境罪的罪过条件,应该恪守刑法谦抑主义,提倡污染环境罪故意说。

环境犯罪行为比较研究--以刑事立法为视角

环境犯罪行为的范围与设定模式是环境刑法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从环境刑法与环境行政法规的关联程度、对环境犯罪行为进行的程度要求、环境犯罪行为涵盖的范围以及环境犯罪行为的立法体系选择等方面入手,各国对环境犯罪行为做了不同的规定。比较考察我国环境犯罪行为的规定,则存在立法形式单一、行为类型设定简单、涵盖范围狭窄以及行为体系零散、归属错位等问题。我国环境犯罪行为的立法完善应该从注重立法形式的多样化、注重行为类型的阶梯化、适当拓展环境犯罪行为的涵盖范围、合理确定环境犯罪行为体系等方面入手。

论西方环境刑法的发展形态及其启示

西方国家环境刑法的演进历程先后经历了三个发展形态,即启蒙形态、成长形态和完善形态。这种发展历程及其特点对中国的环境刑法具有启示和借鉴作用。

论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认定和防范

黑社会组织犯罪是国际社会的公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不仅严重危害社会治安 ,损害国家机关形象 ,而且也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滋生、蔓延的重要因素。认定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应当正确把握其犯罪构成的客体、客观、主体和主观特征 ,准确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一罪与数罪的界限。为了有效防范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必须加大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打击力度 ,加强廉政建设 ,提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抗腐蚀能力 ,加强监督 ,加大对充当黑社会“保护伞”

刑法的实质解释与形式解释

在刑法的具体适用中,应坚持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相统一的观点,同时根据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提出在统一的实质和形式解释观之下,需要以形式解释为一般原则,以实质解释为重要补充的观点。

元宇宙空间刑法中危害行为的“异化”及“新样态”

在元宇宙空间中,我们应将刑法中危害行为的概念修正为“被刑法所明文禁止,表现人的意识和意志危害的举动”。这种举动既可以体现为现实世界中人的身体动静,也可以体现为现实世界的人在虚拟世界数字化身的相关举止动作。元宇宙空间既具有传统网络空间无视犯罪“时空距离”的特点,还具有全真再现现实世界中犯罪行为效果的特点,因而可以成为一种新型犯罪空间。这种新型犯罪空间将使在传统网络空间中无法实施的某些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犯罪、某些侵犯财产犯罪以及相关有组织犯罪、聚众类犯罪等,能够无视物理空间的“时空距离”在元宇宙空间中实施。

论我国刑事证据分类模式的缺陷及其完善

各国刑事诉讼或证据立法中规定的证据种类,是司法人员收集、审查和判断证据的重要依据,也是健全和完备证据规则的重要参照。各国的证据形式主要可以分为开放型证据形式、半封闭型证据形式和封闭型证据形式等三种模式,不同模式的证据形式在司法效率和探明案件真相方面存在差异,而不同证据分类模式下对物证、书证、证人证言、侦查笔录、视听资料等主要证据形式及其适用证据规则的异同,对完善我国刑事证据形式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刑法语境中的“致人重伤、死亡”

我国现行刑法典多处使用了"致人重伤、死亡"的表述,看似简单,实则复杂。在规范性质上,具体表现为结果犯中的构成要件结果、结果加重犯中的加重结果和情节加重犯中的严重情节;在刑法价值上,既影响定罪,又影响量刑;在罪过形式上,又有单纯故意、单纯过失、故意与过失相混合三种类型。并且,刑法中的"致人死亡"不应包括引起被害人自杀的情形。

刑法语境中的“致人重伤、死亡”

我国现行刑法典多处使用了“致人重伤、死亡”的表述 ,看似简单 ,实则复杂。在规范性质上 ,具体表现为结果犯中的构成要件结果、结果加重犯中的加重结果和情节加重犯中的严重情节 ;在刑法价值上 ,既影响定罪 ,又影响量刑 ;在罪过形式上 ,又有单纯故意、单纯过失、故意与过失相混合三种类型。并且 ,刑法中的“致人死亡”

大陆法系共犯种类之比较

对我国及大陆法系主要国家刑法典及刑法理论中共犯的分类进行了比较。笔者认为,可以把俄罗斯刑法采用的标准与我国大陆刑法采用的标准结合起来,认定共同犯罪并对犯罪人作出罪责刑相适应的处罚。同时认为,我国大陆刑法采用的标准,虽然在实践中用起来比较容易与犯罪人的刑事责任挂起钩来,但逻辑上存在双重标准问题。此外,对间接正犯理论进行了比较,认为间接正犯实质上是单个人的犯罪,不应当在共同犯罪中讨论。

展望控制犯罪与刑事诉讼形态——文化国视野下的理论展开

从世界刑事诉讼法发达史来看,国家形态与刑事诉讼形态,分别作为权力权利关系的政治表达与法律表达,具有必然的对应性。法制史上警察国、法治国、文化国的国家形态理论划分为刑事诉讼形态的展开提供了较为稳定的坐标与参照。归纳世界刑事诉讼法发展的经验,寻找刑事诉讼形态历史呈现与发展的逻辑,对于在人类刑事法治文明发展背景下认识与理解我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刑事诉讼活动以及刑事诉讼形态的更迭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以法治国向文化国发展为预设逻辑起点思考与评价我国刑事诉讼发展进路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以刑事诉讼中权力权利平衡的文化国视野下,刑事诉讼在立法社会参与、控制犯罪的国家犯罪刑罚观、证明制度与程序规则都呈现出具体的发展动向。充分认识与把握世界刑事诉讼发展的规律与逻辑,才能实现发展中国家在法治发展方面的"后发优势",才能在"时空压缩"的背景下实现法治国家的建设。

论刑法修正案对刑法典的修订

刑法修正案对刑法典修正的主要表现为增设新罪与完善旧罪。刑法修正案在内容与形式上都具有自己的特征。修正案的修订主体、修正案的修改内容、修正案的表现形式等方面有必要进一步完善,以实现修正案对刑法典修改的最优化。

论盗伐林木罪

盗伐林木罪是常见的破坏国家森林资源的犯罪 ,犯罪形式复杂多样。笔者对盗伐林木罪的概念、特别是犯罪构成进行了较全面的论述。就盗伐林木罪与相邻犯罪的界定、盗伐林木罪的几种特殊犯罪形式展开讨论 。

论中国轻罪制度建构的依据与程序构想

蚁穴理论即防微杜渐理论应成为我国轻罪制度建构的理论依据:只有将轻微犯罪这一破坏法治的"蚁穴"通过建构轻罪制度予以堵塞,才能避免现实中诸多危害社会的行为继续蔓延、真正实现犯罪预防;建构轻罪制度有利于形成"小恶也是罪"的犯罪观。我国刑法虽无轻罪重罪的划分,但在条文中有轻罪重罪的思想体现,许多学者也提出了建构轻罪制度的主张。刑法修正案将非法提供、获取公民信息,组织未成年人进行盗窃、诈骗等违反治安管理活动,追逐竞驶、醉酒驾驶等行为规定为轻罪,以及司法解释降低盗窃、敲诈勒索、寻衅滋事、抢夺等犯罪入罪标准,从不同角度证明了我国建构轻罪制度具有可靠的现实基础。国外有关立法可资借鉴,刑事诉讼法也应配套建构轻罪快审程序。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范围之界定

明确的案件范围是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正确实施的关键和前提。但从实践中看,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范围与独立的民事公益诉讼“同质化”现象明显,并未体现出该类诉讼的特殊性。要合理界定该类诉讼的案件范围,应坚持“刑主民辅”的基本理念,充分考虑“附带诉讼”的必要性、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目的与价值等多重影响因素,从“两诉”被告人的关系、损害事实、诉讼管辖以及起诉时间等方面入手,将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范围大于刑事诉讼被告范围的案件、公益损害事实超出犯罪事实的案件、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实行专门管辖的案件以及在一审开庭后起诉的案件等排除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范围之外。

试论单行刑事立法之范围

刑事立法模式应坚持多元性,单行刑事立法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应有一定的范围限制。在与刑法典这种基本立法形式的关系上,单行刑事立法范围的选取应坚持分工原则,协调性原则,灵活性、针对性原则,从而实现与刑法典的相互配合、协调互补,达到刑事立法的形式合理性与实质统一性的效果。

犯罪构成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大陆法系的犯罪构成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1581年意大利刑法学者法利丘提出的Corpusdelicti一语。正式起源于1676年德国刑法学家克莱因提出的Tatbestand。成型于19世纪初斯求别尔和费尔巴哈将其用作实体刑法上的概念。发展于20世纪初贝林格和迈耶将其从犯罪概念中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纯客观意义上的理论体系。完善于20世纪50-60年代墨拉哈和小野清一郎等学者的进一步努力。现今的俄罗斯继承了前苏联的犯罪构成理论,前苏联的犯罪构成理论是在对革命前沙皇俄国时期的犯罪构成理论进行改造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革命前沙皇俄国的犯罪构成理论又是在德国犯罪构成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可以说,现今俄罗斯的犯罪构成理论的起源也在德国,它属于大陆法系犯罪构成理论的一个分支。而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又是在前苏联犯罪构成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属于大陆法系的犯罪构成理论。

刑事法律推理机制的缺失与构建

传统的刑事司法实践中,重规范解读轻法官思维一直盛行。在刑事法官的思维方式当中,重形式推理轻实质推理又较为严重。在形式推理中,演绎推理是重心,归纳推理与类比推理常被忽略。形式推理的不足,会导致法官思维僵化,刑法原则遭弃,立法精神迷失;实质推理缺位,则会出现恶法亦法、司法不公及规范滞后等消极现象。构建合适的刑事法律推理机制,并对相关问题予以解读是当务之急。

对多次犯的反思

多次犯是刑法规定的以多次同种违法行为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犯罪,是我国刑法中的特有概念。多次犯不属于特定的罪数形态,与连续犯等罪数形态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根据侵犯法益的不同,多次犯的范围应当重构,内容应当考虑将多次同种违法行为累计数额,其总额达到犯罪数额起算点即构成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