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规的刑事政策起源论之否定——以中美刑事政策差异为切入

合规学者绕开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的限制,借助灵活的刑事政策搭建合规的理论基底,将宽严相济解读为轻轻重重,并将轻轻重重解读为合规的前提,主张刑事政策是合规的泉源。这不仅是对中美刑事政策的误解,也是对合规起源的误读。我国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美国的轻轻重重刑事政策在社会背景和内在逻辑上差异显著,轻轻重重刑事政策也并非是合规的理论起点,故采用曲解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重刑主义的路径并不能论证起源论的合理性,合规并不起源于刑事政策。

“两极化刑事政策”之理性辨思

黄华生博士的文章对两极化刑事政策进行了全面批判和否定,实际上是对该政策的基本含义、历史背景、理论依据等方面所进行的严重误读。迄今为止,两极化刑事政策仍然是当今诸多国家行之有效的主要刑事政策,是刑事政策发展的世界性趋势,也与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具有很大的相通性。

通过程序实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刑法的适用,刑事政策的贯彻,需要通过一定的程序。为实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当增强程序柔性;应当提高程序的个体参与性;应当增强程序的独立性;应当增强程序的多样性;应当提高内部工作程序制度的合理性;应当增强最严重犯罪案件司法程序的严格性。

论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以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中心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现行刑事法律规范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亦同样以积极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为旨趣。切实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必须在确保良好法律效果的基础上,争取更好的社会效果,并努力寻求两者的有机契合。法官应娴熟驾驭各种制度内资源,巧妙游刃于规则与事实之间,竭力在规则和制度的约束下达致平衡之美。

“两极化”刑事政策下的刑罚制度改革设想

二战后,在两极化的现代刑事政策的推动下,西方各国相继进行了本国刑罚制度的两极化改革。当前我国由原来单一的重刑化刑事政策转变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刑罚制度改革也应与之相应:一方面,对于轻微犯罪,应轻缓其处罚力度,倡导人道主义的刑罚处遇方式;另一方面,对于严重犯罪,则要在严格限制适用范围的前提下,提高其刑罚的处罚力度。

《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总置评

"两高"最新贪贿案件司法解释最引人注目之处,是关于贪贿案件定罪量刑数额标准的调整。总体而言,所作出的调整契合社会形势发展的需要,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腐败犯罪治理中的重要体现。但从微观着眼,一些具体的数额设定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两极化刑事政策之批判

近年来我国不少学者积极倡导美国的两极化刑事政策。20世纪70年代产生于美国的两极化刑事政策有其特殊的背景和成因,它是对过度的矫正刑运动的反思与调整,重刑主义是其重心和实质,在理论上存在难以克服的矛盾和错乱。两极化刑事政策并非多数国家普遍奉行的刑事政策,即使在美国也不是一项长久持续的刑事政策。两极化刑事政策既不符合我国刑事法治的现实需要,也与我国目前提倡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相违背。我国不宜实行两极化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司法适用的实质及价值取向

作为一项基本刑事政策,宽严相济适用的对象与刑法性质一致,其基本立场体现了我国刑法理论由客观主义向主观主义的倾斜。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法律适用,表面上是刑事法律适用的严与宽,实质上则是司法人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过程中司法良知的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刑法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民的功能中更加注重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充分反映了该政策的价值取向在于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司法运行情况指标体系的构建

利用指标体系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司法运行情况进行量化分析,是刑事政策研究向纵深发展的有益尝试。构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司法运行情况指标体系,是进行这种尝试的基础。该指标体系,由综合评估指标、分类评估指标与单项评估指标构成。指标的效度检测,表明该指标体系具有较高效度。构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司法运行情况指标体系,不仅是定量分析方法导入的过程,而且是对刑事政策的功能定位、作用机制,特别是刑事政策实施与刑事法律适用的协调作用深入理解、重新思考的过程。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司法运行情况评估论要

作为现阶段我国的一项基本刑事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我国刑事法制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既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对该政策内容的阐释或解析,偏重论理而忽视论证,对政策的贯彻情况和实施效果鲜有涉及;在研究方法上,注重定性分析,忽视定量研究,对政策的研究进路较为单一。本文主张将指标体系引入宽严刑事政策的研究之中,通过对政策可评估性、评估目标、评估方法等内容的分析,对刑事政策的评估问题展开研究,以期通过方法论的改进使刑事政策的研究更加深入。

宽严相济视野下的死刑司法控制

虽然死刑的控制包括立法控制与司法控制两种不同的路径,但司法控制显然具有更为现实的意义。根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在严格按照刑法总则和刑法分则的规定准确适用死刑的同时,应当更加重视死缓的司法适用,依法扩大死缓的适用范围,在司法上对死刑的立即执行进行最大限度的控制。

从人权入宪看我国刑事政策的未来走向

传统的刑事政策理论以法律绝对工具主义价值观为基础,重打击犯罪,维护国家政权,忽略人权保障,这种刑事政策以“严打”方针为集中体现;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被写进《宪法》,必将对我国刑事政策的走向产生深刻影响,人本主义理念将主导刑事政策的未来发展,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将得到兼顾,宽严相济成为刑事政策的重要表现形式。

和谐社会语境下刑事政策探析

刑事政策是国家惩治与预防犯罪的准则和措施,可分为基本的刑事政策与具体的刑事政策两种。通过历史考察,我国基本的刑事政策经历了由单纯功利主义向功利主义与人本主义相结合的转变。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和保障,应在刑事立法、刑事司法以及刑事执行各个阶段发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作用。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探析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由严厉刑事政策与宽松刑事政策构成,对刑事立法及司法具有长期、普遍指导意义的基本刑事政策。中央提出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表明更注重宽与严的有机结合,有利于纠正以往刑事政策中单纯追求"严"的倾向。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需要根据我国国情,在立法、司法等方面分别体现出"宽"与"严"的要求。

自首并非免死:关于自首在中国当下死刑适用语境中的反思——以药家鑫案、李昌奎案为探究视角

民众认为不杀犯罪人药家鑫、李昌奎不足以平民愤,许多刑法学者和法官则认为两人都有自首情节,根据自首可以从宽原则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精神应予以免死,但两被告人的最终命运都是死刑立即执行。深究之,这源于自首可以从宽是"可以"而并非"应当",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并非唯"宽"马首是瞻而需"宽严并济","少杀、慎杀"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刑事政策背后的逻辑并非"不杀"。综合考量两人实施犯罪的手段残忍、性质恶劣、主观恶性极大、动机卑劣、社会危害极其严重,因而虽有自首情节还不足以免死。

检察机关适用酌定不起诉情况实证研究

酌定不起诉制度是基于起诉便宜原则而确立的,其通过对轻微犯罪进行非刑罚化的处置,适时终结已经启动的不必要的刑事追诉诉讼程序,是检察机关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重要载体。由于在法律规定、理解适用、工作机制等方面的原因,目前酌定不起诉的适用率仍然极低,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检察机关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效果,亟待改进与完善。

“宽严相济”政策对刑事侦查的影响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对我国司法实践的经验与教训的总结。认真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将逐渐转变侦查人员的执法观念,并对侦查的整个过程产生重大影响,有利于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发展——以恢复性司法理念为观照

宽严相济是我国目前的刑事司法政策,其内涵是宽严有别、宽严有度以及宽严互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虽有人权保障的价值取向,但受我国长期以来"重打击,轻保护"刑事思潮的影响,其人权保障的使命没有得到完全彰显。恢复性司法强调被害人和犯罪人的中心地位,以恢复为犯罪所破坏的社会关系为价值目标。因此,在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以恢复性司法理念为观照,弱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功利性因素、更加注重人权保护应当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未来发展的方向。

宽严相济在惩治我国民族恐怖主义犯罪中的应用

民族恐怖主义犯罪作为一类犯罪现象,有其自身的特点。基于这些特点,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于惩治民族恐怖主义犯罪具有指导意义。在打击民族恐怖主义犯罪中,必须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总体上,坚持以严为主的基本方针,注重从宽的基本原则,坚持相济的基本方法。在具体运用中,必须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落实到预防和惩治民族恐怖主义犯罪的刑事立法、刑事司法与刑事执行各个阶段。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展开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具有开放的空间,但需要立法者、司法者和执行者在刑法基本原则的制约之下展开其具体内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当首先作为刑事立法政策指导刑事立法,而刑事立法政策、刑事司法政策和刑事执行政策应当放在整体的刑事社会政策中考察,在有关犯罪人人权保障和被害人被害补偿的刑事社会政策中进一步展开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