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打”刑事政策的理性审读

"严打"刑事政策产生于特定的时代背景:严峻的治安情势是催生"严打"的现实基础;法治经验不足是实行"严打"的决策基础;对刑事政策认识混乱是导致"严打"出台的思想基础;旧体制、旧观念影响尚未消除是"严打"产生的社会基础。"严打"现实局限性体现在:制定、执行和研究"严打"刑事政策中的误定、误行和不切实际的轻易否定和批判;"严打"刑事政策没有随着社会情势的变化而变化,导致削足适履的后果。"严打"刑事政策的准确定位,应注意从中国刑事政策完整体系中定位;从刑事政策法律化的视野中定位;从国际刑事政策"两极化"发展态势中定位。

我国食品安全犯罪刑事立法政策反思

通过梳理我国关于食品安全刑事法律规范、国家机关有关打击食品安全犯罪的文件、立法实践活动,提炼出我国食品安全犯罪化、重刑化的刑事立法政策。在此基础上,反思我国食品安全犯罪刑事立法政策在定罪政策与制刑政策方面的缺陷,进而对我国食品安全刑事立法政策应然方向进行了展望。希望最终做到: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基本导向,注重法益保护与人权保障的平衡,从"厉而不严"走向"严而不厉",坚持特定时期的犯罪化、重刑化,并以非犯罪化、轻刑化为最终的发展目标。

金融刑法立法重刑政策评析及反思

考察历年的单行刑法和刑法修正案可知,对金融刑法的修改体现了严厉刑事政策;严厉性立法政策的贯彻,不但背离刑法的谦抑性精神,还与罪刑配置规律相违背,并加大了我国金融刑法立法与国外立法在价值取向上的差距;惩治金融犯罪,刑罚的严厉性不是全部,加强刑事介入的确定性、强化行政执法的力度,及加大经济系统自身的调整等,才能起到标本兼治的作用。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数罪并罚不违反禁止重复评价原则

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特征中的“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与《刑法》第294条第4款中的“实施其他犯罪行为”存在本质区别,数罪并罚不会导致对一个行为进行重复评价的情况。由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存在多个“自然意义上的行为单数”,且刑法并未将其拟制为一个“构成要件上的行为单数”,因此,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实际上存在“行为复数”,应当按照“实质竞合原则”进行数罪并罚。同时,应当立足我国的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对罪刑法定原则进行实质解释。申言之,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数罪并罚不仅不违反禁止重复评价原则,而且能在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基础上实现罪刑均衡。

数罪并罚中的刑事立法政策问题探析

调高数罪并罚总和刑期,其主要立法价值就是要协调数罪并罚的总和刑期与最终确定的数罪并罚总和刑期两者间的合理关系,这首先应当遵循刑事立法政策的合理性原则。虽然不能完全排除数罪并罚刑期的调高与"死刑过重、生刑过轻"存在直接关系,但也不能由"死刑过重、生刑过轻"的缺陷直接得出数罪并罚刑期总和应当调高的必然结论。《刑法修正案(八)》修正数罪并罚总和刑期的结果,可谓是"重刑化"和"轻刑化"折衷的适中,是刑事立法政策在数罪并罚立法条款上的体现。

严打利弊之议

严打政策是在社会转型犯罪剧增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实施的 ,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 ,但其本身具有的局限性和运动式运作方式 ,确实存在消极的一面。在更加强调法治的今天 ,我们应当将严打纳入法治的轨道 ,对严打政策进行适当的调整。

我国职务犯罪刑事政策之思考

面对日益猖獗的职务犯罪,我国当前采用的是"厉而不严"的刑事政策,表现为死刑规定存在立案标准低、刑法规制范围不严、法定刑幅度过大、罚金刑和资格刑缺失。这种刑事政策模式过分夸大了刑法及重刑对治理犯罪的作用,减损了犯罪的治理效果并且不具有惩治和预防犯罪的功能。因此,我国职务犯罪的刑事政策应由"厉而不严"转向"严而不厉":通过拓宽刑法规制范围、细化法定刑幅度、增设罚金刑、资格刑来实现职务犯罪刑事政策之"严";通过废除死刑、提高立案标准来实现职务犯罪刑事政策之"不厉"。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恐怖犯罪立法中的贯彻及完善

宽严相济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刑事政策,其不仅指导刑事司法,也指导刑事立法。宽严相济之“严”虽然在恐怖犯罪的立法中得以贯彻,但仍存在局限;宽严相济之“宽”与“济”还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从应然的角度来看,宽严相济之“严”在恐怖犯罪中应当通过核心罪名的设置、法网的进一步严密以及对顽固恐怖主义犯罪人增设更为严厉的处遇措施等来完善;宽严相济之“宽”可以通过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宽”的精神和正当目的下的比例原则对反恐刑法进行立法限制,对共犯脱离者准用自首从而给予特殊的减免处罚,对特殊立功者减免处罚,对“预备行为实行化”类恐怖主义犯罪的预备行为人设置“迷途知返”条款,加强恐怖主义犯罪立法的“行刑衔接”等措施来达致;宽严相济之“济”通过以宽济严、宽严结合、打击与分化并举来实现。恐怖犯罪的立法,应尽量协调与平衡刑法的人权保障与法益保护机能之间的关系,这也是宽严相“济”的应有之义。

刑事政策演进视阈下的“破小案”

随着社会治安形势的发展,基本刑事政策由"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向"宽严相济"演进,随之具体刑事政策亦将由"严打"向"破小案"演进。考量法律的严肃性和执法的公正性,在刑事执法层面,警察机关应树立起"破小案"的工作理念。

从“严打”看刑罚的威慑效应

刑罚的威慑功能,经常被一国的立法者和司法者所津津乐道。威慑往往与儆戒同日而语,有着丰富的内涵。它一般包含对社会上一般人的威慑和对犯罪者本人的遏制。"严打"作为我国的刑事政策凸显着其要着力发挥刑罚的威慑效应,以实现刑罚的一般预防功能。然而刑罚威慑效应的发挥不能孤立地依赖刑罚的投入量,应密切注意它与其它相关因素的联系。否则刑罚的威慑就是刑罚的"暴力"。

未成年人毒品犯罪刑事政策研究

未成年人犯罪和毒品犯罪处于"从宽处罚"和"从严惩处"完全相反的两极,只有充分考虑二者相互背反的现实,并在二者之间进行协调,制定宽严相济指导下的"以宽济严"的刑事政策,才能实现对未成年人毒品犯罪的有效治理。

从“严打”看刑事政策的理论与实践

"严打"是一定时期刑事政策的需要。然随着时代的进步,"严打"在理论与实践上越来越表现出与刑法等法学基本理念的冲突。我国应当尽早出台更为科学的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适用

我国复杂的民族状况决定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犯罪控制具有不同于汉族地区的特殊性和难度,这就要求在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时,要注意研究该刑事政策在少数民族地区适用的特殊问题,处理好国家统一的刑事政策与少数民族习惯法之间的关系。对轻罪、重罪的不同犯罪,结合少数民族犯罪的特点和少数民族犯罪人的个别情况,做出同时具备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不同处遇措施。

理性“严打”恐怖主义犯罪

纵观当今世界,恐怖主义活动愈演愈烈。世界各国必须迅速遏制恐怖主义在全球的蔓延之势,但是全世界范围内的反恐怖任务异常艰巨。本文在介绍恐怖主义犯罪相关概念和域外反恐刑事政策的基础上,全面分析了当前中国在立法、司法、行刑上都坚持理性"严打"的反恐刑事政策,并指出应该适应时代的发展,对之不断加以完善。

论数罪并罚量刑原则的正当性依据

作为一种量刑原则,数罪并罚的正当性依据主要体现为符合刑事政策、形式公平和实质正义。在我国立法规定和刑罚执行现状下,并科原则符合三项正当性依据的要求。适用吸收原则并罚死刑立即执行与其他刑罚以及并罚有期徒刑与拘役时,也符合三项正当性依据的要求。适用吸收原则并罚死缓与其他刑罚或并罚无期徒刑与其他刑罚,以及适用限制加重原则并罚有期自由刑时均不符合三项正当性依据的要求。因此,应适当扩大并科原则与吸收原则的适用范围将更符合数罪并罚量刑原则的正当性要求。

“从严从重”刑事政策适用的司法误区及其匡正——以涉疫情司法争议案件为例

司法机关对“从严从重”刑事政策的理解存在误区,导致在涉疫情案件处理过程中出现“从严从重”的适用异化:在定罪上,“从严从重”异化为主客观标准的降低及兜底条款的偏向适用;在量刑上,“从严从重”所处理的案件忽视了“禁止重复评价”等其他法律原则。应匡正这些误区,将“从严从重”视为“宽严相济”的“子原则”,在严格把握犯罪认定标准的前提下,结合犯罪行为所侵犯的法益类别及数量、犯罪阶段、主观动机等具体评估行为人的社会危害性及人身危险性,进而精准适用相关罪名,严格把握从重范围。

相对严格责任视角下环境犯罪主观罪过探析

污染环境类犯罪由于犯罪的危害后果并非即时产生,且行为人主观上往往不具有污染环境的直接故意,由此导致当危害结果逾期产生后再去查明行为人的主观罪过难度加大。为了规避环境犯罪主观罪过的证明责任,英美刑法普遍采用无过失责任。本文通过对引入相对严格责任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进行分析后认为,我国环境刑法应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引下引入相对严格责任制度,但对其司法适用应作必要限制。

食品安全犯罪重刑化刑事政策的理性检视

食品安全犯罪的重刑化刑事政策立法体现在食品安全犯罪类罪名增多、入罪门槛较低以及刑法打击力度加大。食品安全犯罪重刑化刑事政策面临规制该类违法犯罪行为的行刑衔接不够协调、违法犯罪行为治理的信息交流不够通畅以及司法适用偏离重刑化刑事政策的轨道等问题。一方面应通过建构社会共治体系防治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另一方面重刑化立法不应超出比例原则的限制。当前拓展食品安全犯罪的环节为时尚早。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等罪名设无限额罚金刑存在不妥,应改为设上限和下限的罚金制。还要确保法院对适用缓刑的食品安全犯罪的行为人同时宣告禁止令以及规范适用禁业规定。

食品安全犯罪刑事政策:梳理、反思与重构

面对日益严重的食品安全犯罪态势,行政规制手段控制此类社会失范行为的能力让民众普遍感到失望。在此背景下,刑事立法和司法层面的具体刑事政策从一开始就有着"从严"的趋势,呈现出重刑化倾向。然而,"从严"的刑事政策在社会实践中并没有收到明显的效果,这就需要从食品安全犯罪的原因、重刑化的刑罚效果及其实践方面认真予以反思。基于此,要想真正解决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必须从食品安全犯罪的具体刑事政策、刑法和行政法规的无缝衔接、完善和转变政府监管制度与理念、加强企业自律,以及引导公众广泛参与等五个层面对我国食品安全犯罪刑事政策进行重构。

渎职犯罪主体刑事政策的审视与完善

渎职犯罪的主体在我国刑法典中更迭频繁,由国家工作人员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概念的变迁,再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现实处境的尴尬,渎职犯罪的主体涵义经历了由缩限到扩大一个与现实不断适应的过程。这一过程折射出不同刑事政策模式下对渎职犯罪的定位变化,从而延引出未来社会发展情形之下,渎职犯罪必将是"又严又厉"刑事政策的应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