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规的刑事政策起源论之否定——以中美刑事政策差异为切入

合规学者绕开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的限制,借助灵活的刑事政策搭建合规的理论基底,将宽严相济解读为轻轻重重,并将轻轻重重解读为合规的前提,主张刑事政策是合规的泉源。这不仅是对中美刑事政策的误解,也是对合规起源的误读。我国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美国的轻轻重重刑事政策在社会背景和内在逻辑上差异显著,轻轻重重刑事政策也并非是合规的理论起点,故采用曲解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重刑主义的路径并不能论证起源论的合理性,合规并不起源于刑事政策。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反思与重构

对于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而言,当前固守福利主义观或完全转向惩罚主义,都不符合现实。应该由目前一味强调教育、挽救的“从宽”政策,转向建构融惩罚和教育于一体的宽严相济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应明确惩罚亦是一种教育,不应该将其与教育对立起来。对于犯罪未成年人的惩罚,无论是在刑事古典学派还是刑事新派的理论中,都具有正当性。应该说,惩罚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为了实现积极的一般预防。应根据未成年人所犯罪行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大小,进行分类处理。

准确认定黑恶犯罪的方法论思考

准确认定黑恶犯罪是依法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基本要求。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存续的实际情况和其在整个违法犯罪构造中的地位决定了对其范围的认定应坚持限制节制的立场。黑恶犯罪构成要件的解释与认定不能偏离其本质,应注意区分“保护伞”与一般性帮助和保护行为的界限。准确认定黑恶犯罪还应重视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科学界定黑恶犯罪“参加”行为的含义与范围。实践中司法机关应避免以非刑法用语取代刑法规定。

“两极化刑事政策”之理性辨思

黄华生博士的文章对两极化刑事政策进行了全面批判和否定,实际上是对该政策的基本含义、历史背景、理论依据等方面所进行的严重误读。迄今为止,两极化刑事政策仍然是当今诸多国家行之有效的主要刑事政策,是刑事政策发展的世界性趋势,也与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具有很大的相通性。

通过程序实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刑法的适用,刑事政策的贯彻,需要通过一定的程序。为实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当增强程序柔性;应当提高程序的个体参与性;应当增强程序的独立性;应当增强程序的多样性;应当提高内部工作程序制度的合理性;应当增强最严重犯罪案件司法程序的严格性。

论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以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中心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现行刑事法律规范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亦同样以积极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为旨趣。切实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必须在确保良好法律效果的基础上,争取更好的社会效果,并努力寻求两者的有机契合。法官应娴熟驾驭各种制度内资源,巧妙游刃于规则与事实之间,竭力在规则和制度的约束下达致平衡之美。

“两极化”刑事政策下的刑罚制度改革设想

二战后,在两极化的现代刑事政策的推动下,西方各国相继进行了本国刑罚制度的两极化改革。当前我国由原来单一的重刑化刑事政策转变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刑罚制度改革也应与之相应:一方面,对于轻微犯罪,应轻缓其处罚力度,倡导人道主义的刑罚处遇方式;另一方面,对于严重犯罪,则要在严格限制适用范围的前提下,提高其刑罚的处罚力度。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司法适用的实质及价值取向

作为一项基本刑事政策,宽严相济适用的对象与刑法性质一致,其基本立场体现了我国刑法理论由客观主义向主观主义的倾斜。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法律适用,表面上是刑事法律适用的严与宽,实质上则是司法人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过程中司法良知的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刑法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民的功能中更加注重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充分反映了该政策的价值取向在于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

以合规为核心的企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民营企业家和民营企业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最近几年,国家出台的对民企进行刑事司法保护的政策已初见成效。当前,只有及时对民营企业刑事司法保护政策的正当性予以阐释和回应,并将其融入刑事法律制度予以法治化,才能令其从根本上得到社会认同,进而稳定预期、树立信心。对民企的刑事司法保护可以通过刑事诉讼中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得以实现。认罪认罚是对民营企业家和民营企业从宽保护的正当基础,合规是企业认罪认罚的高级形式。企业合规为民企刑事司法保护的正当性提供了制度回应:合规不仅有利于预防犯罪,而且有利于调查和惩罚犯罪;以合规为核心的企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利于企业改过自新、合规经营,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

两极化刑事政策之批判

近年来我国不少学者积极倡导美国的两极化刑事政策。20世纪70年代产生于美国的两极化刑事政策有其特殊的背景和成因,它是对过度的矫正刑运动的反思与调整,重刑主义是其重心和实质,在理论上存在难以克服的矛盾和错乱。两极化刑事政策并非多数国家普遍奉行的刑事政策,即使在美国也不是一项长久持续的刑事政策。两极化刑事政策既不符合我国刑事法治的现实需要,也与我国目前提倡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相违背。我国不宜实行两极化刑事政策。

《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总置评

"两高"最新贪贿案件司法解释最引人注目之处,是关于贪贿案件定罪量刑数额标准的调整。总体而言,所作出的调整契合社会形势发展的需要,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腐败犯罪治理中的重要体现。但从微观着眼,一些具体的数额设定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对少数民族地区刑事政策的法制化刍议

“少捕、少杀 ,量刑时一般从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政策之一 ,在当前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都具有其存在的基础 ,但政策的局限性使其作用没有得到全面的发挥。本文着重分析了其利弊与实现的途径。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司法运行情况指标体系的构建

利用指标体系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司法运行情况进行量化分析,是刑事政策研究向纵深发展的有益尝试。构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司法运行情况指标体系,是进行这种尝试的基础。该指标体系,由综合评估指标、分类评估指标与单项评估指标构成。指标的效度检测,表明该指标体系具有较高效度。构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司法运行情况指标体系,不仅是定量分析方法导入的过程,而且是对刑事政策的功能定位、作用机制,特别是刑事政策实施与刑事法律适用的协调作用深入理解、重新思考的过程。

惩治金融犯罪的刑事政策论要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惩治金融犯罪的基本立场。这一方面表现为当严则严,即为了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顶层设计下,充分发挥罪刑法定的法益保护机能,践行法秩序统一性原理的从属性;在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当宽则宽,即为了加强企业产权保护和优化营商环境,以法益对构成要件的解释规制机能来限制不当入罪,以“但书”及其涵摄罪量要素保留合理的出罪空间。在坚守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基于立法严密与司法限缩相结合的实践进路,应当在严密金融犯罪刑事立法的同时,着力完善司法解释与指导性案例,通过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司法适用架构,为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提供指引。

认罪认罚从宽:从政策到制度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试点工作已经展开并取得成效,但有关认罪认罚从宽的讨论仍未停止。本文基于刑事政策的立场,探讨了认罪认罚从宽的定位,主张应循着从政策向制度演化的路径来认识认罪认罚从宽;推行认罪认罚从宽,不单是诉讼经济或效率的考虑,还有更深层的实体法依据(如实现刑罚预防、修复社会关系、彰显宽恕精神、体现刑罚谦抑)和刑事政策或公共政策根据(彰显犯罪治理的自信,鼓励犯罪人与国家司法合作);最后结合试点工作办法,就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创新进行了初步探讨。

宽大抑或宽纵:战后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处置论析

战后国民政府秉持蒋介石"以德报怨"的对日处理方针,对日本战犯采取宽大政策。这一政策取向既反映了国民政府试图实现战后中日两国和解的良好意愿,又是战后若干内外现实因素影响的结果。国民政府基于自身战略利益的考虑,一方面借重投降的日军配合其接收沦陷区,另一方面为保持与美国的盟友关系而追随其对日政策,这两方面因素都直接导致其对日处置的宽大取向。在对日本战犯审判过程中,由于国民政府对日军罪行证据的调查尚不全面,从而造成引渡战犯的困难,使得中国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存在一定的缺失。从整体来看,战后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的处置在政策层面表现为宽大,而在实践层面不免失之宽纵。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司法运行情况评估论要

作为现阶段我国的一项基本刑事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我国刑事法制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既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对该政策内容的阐释或解析,偏重论理而忽视论证,对政策的贯彻情况和实施效果鲜有涉及;在研究方法上,注重定性分析,忽视定量研究,对政策的研究进路较为单一。本文主张将指标体系引入宽严刑事政策的研究之中,通过对政策可评估性、评估目标、评估方法等内容的分析,对刑事政策的评估问题展开研究,以期通过方法论的改进使刑事政策的研究更加深入。

宽严相济视野下的死刑司法控制

虽然死刑的控制包括立法控制与司法控制两种不同的路径,但司法控制显然具有更为现实的意义。根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在严格按照刑法总则和刑法分则的规定准确适用死刑的同时,应当更加重视死缓的司法适用,依法扩大死缓的适用范围,在司法上对死刑的立即执行进行最大限度的控制。

从人权入宪看我国刑事政策的未来走向

传统的刑事政策理论以法律绝对工具主义价值观为基础,重打击犯罪,维护国家政权,忽略人权保障,这种刑事政策以“严打”方针为集中体现;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被写进《宪法》,必将对我国刑事政策的走向产生深刻影响,人本主义理念将主导刑事政策的未来发展,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将得到兼顾,宽严相济成为刑事政策的重要表现形式。

和谐社会语境下刑事政策探析

刑事政策是国家惩治与预防犯罪的准则和措施,可分为基本的刑事政策与具体的刑事政策两种。通过历史考察,我国基本的刑事政策经历了由单纯功利主义向功利主义与人本主义相结合的转变。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和保障,应在刑事立法、刑事司法以及刑事执行各个阶段发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