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修正案(十二)》下行贿犯罪的均衡适用

《刑法修正案(十二)》对行贿犯罪的修改,旨在实现与受贿犯罪惩处的实质均衡,并增强行贿犯罪处罚条款的积极预防功能。这体现的是对行贿犯罪的预防性严惩,而非单纯对其进行严厉惩治。司法应遵循该修法精神指引,确保罪名适用的稳健性。为实现修正案关于贿赂犯罪的处罚均衡性目标,需要将预防性严惩的修法精神与宽严相济、从严治吏等一贯的刑事政策相结合,将“入罪认定总体稳健,量刑评价适度从严”作为新法适用方向。贿赂犯罪的保护法益为职务行为的自主决策权,对行贿犯罪的惩处力度取决于侵害该法益的具体形式,而非“受贿行贿同等罚”。新增的行贿罪从重处罚情节仅为量刑情节,应根据从重处罚的实质依据对各个情节进行目的性限缩解释,以确保司法适用的精确性与均衡性。

行贿罪现存困境及规范路径研究——以《刑法修正案(十二)》为视角

行贿受贿双方基于利益勾连形成的内部壁垒,导致贿赂犯罪难以遏制。以《刑法修正案(十二)》为视角,对行贿罪的立法沿革、立法缺陷以及司法适用困境进行梳理,应当结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我国现行《刑法》所规定的行贿罪选择两方面的完善路径:一是构罪要件上将行贿对象“财物”修改为“不正当好处”,将行贿方式从“实际给予”扩大至“提议、许诺、实际给予”,细化“不正当利益”;二是刑事责任方面应提高罚金刑适用、构建资格刑制度以及限缩特别减免条款适用。

行贿罪从重情节的法律适用问题研究——基于《刑法修正案(十二)》的解读

为响应“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反腐败政策方针,理论上出现了“行贿与受贿并重”的惩治主张,与司法实践中“重受贿轻行贿”的传统立场存在激烈争论。行贿与受贿尽管具有对合性,但各自的不法与责任程度是独立的,政策上强调要加大惩处力度,并不意味着必须全面依照受贿罪的处罚作为参考坐标轴进行调整,行贿行为的刑事可罚性有其需要独立判断的内容。《刑法修正案(十二)》对行贿罪处罚规定的三处修改,贯彻和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其中,新增设的七种从重情节在司法实践中可能面临多种复杂情形,为了减少实务上的争议,必须准确把握立法修改的精神,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下进行解释与适用。充分运用本次立法修改为分层次处罚建构的“弹性”空间,推动行贿罪的量刑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

行贿犯罪从严查处的合理性及实现路径

作为贿赂犯罪的刑事政策,“受贿行贿一起查”是对当下存在的“轻行贿、重受贿”现象的纠偏,借助于社会各界对受贿犯罪惩治已有的重视程度,提高对行贿犯罪惩治的关注度,强调对行贿犯罪予以从严查处。在立法层面,对行贿犯罪的从严查处,并不意味着提升行贿罪的惩罚力度,而是通过对行贿罪构成要件要素的修改和降低入罪数额标准的方式,将更多的行贿行为纳入《刑法》的处罚范围。根据“囚徒困境”理论,在贿赂犯罪的处罚范围上,对行贿罪和受贿罪应当采取对称模式;对行贿罪的特别自首制度,有必要针对其存在的处罚过严的问题做出趋宽的调整;在贿赂犯罪的刑罚配置上,应当采取不对称模式,即考虑到行贿犯罪和受贿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差异及刑事政策差异,行贿罪的刑罚严厉程度理应低于受贿罪。

“受贿行贿一起查”视野下行贿罪的立法完善——《刑法修正案(十二)》(草案)对贿赂犯罪的修改述评

十八大以来,贪污贿赂犯罪已作二次重大修改。《刑法修正案(十二)》(草案)仍沿袭加重行贿罪刑罚的立法思路,这种立法思路虽然克服了对行贿罪量刑偏轻的问题,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对行贿犯罪打击不力的问题。立法机关要实现“受贿行贿一起查”刑事政策,必须转变立法思路,从提高行贿罪的法定刑转向行贿犯罪构成要件的修改上来,即废除所有行贿犯罪中的“谋取不正当利益”主观要件,同时废除行贿罪中的特殊减免处罚情节,并进一步完善行贿罪从重处罚情节。

论我国刑事悬赏制度的完善--从法律经济学的规角

刑事悬赏是公安机关和举报人为适应日趋复杂多变的刑事侦查工作和举报风险需要而联合实施的一种制度创新。这种制度创新既能促进警民之间的合作,产生合作剩余,又能节约侦查成本、维护社会稳定和减少犯罪行为的发生。为提高悬赏的制度收益,降低悬赏的制度成本,国家应在立法上界定悬赏性质,进一步规范悬赏双方、悬赏赏金及举报人权益的保护,从交易性质、交易主体、交易利益和交易安全四个方面完善我国的刑事悬赏制度。

行贿罪的量刑

《刑法修正案(九)》降低了受贿罪的法定刑,但没有相应降低行贿罪的法定刑,形成了行贿罪的前两档法定刑高于受贿罪的不合理现象。认为行贿是腐败的源头或者行贿与受贿同害,以及主张对行贿与受贿并重惩办的观点,不符事实、不合法理、不切实际。行贿罪的不法与责任轻于受贿罪,对行贿罪的量刑必须贯彻罪刑相适应原则。对行贿罪基本犯所科处的刑罚不得高于受贿罪基本犯的最高刑(即对行贿罪的基本犯不得科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作为法定刑升格条件的"情节严重"与"情节特别严重",仅限于因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情节严重或者特别严重,而非泛指行贿情节严重或者特别严重;根据行贿数额、次数、对象等认定情节严重与特别严重的做法,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刑法》第390条第2款的从宽处罚规定属于特殊的坦白制度,应当采取宽和态度、进行扩大解释,以便使该规定充分发挥揭露、惩罚、预防受贿犯罪的作用。

关于诱惑侦查的法律思考

诱惑侦查是刑事诉讼中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也是国内外学术界颇有争议的话题。诱惑侦查通常分为“犯意诱发型”和“提供机会型”两种类型。“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因可能引起诸多违法的后果而应被坚决禁止,而“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有其合理性,但有必要从适用前提、适用主体、适用范围、适用对象、行为方式和程序控制等方面进行规制,以将其纳入法制化的运行轨道。

论我国行贿犯罪立法的缺陷及完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及部分外国刑法之规定为比较视角

同《公约》及部分外国刑法规定相比,我国行贿犯罪需作如下完善:其一,在罪种上新设对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和对有交易影响力人员行贿罪,前者可以提升我国行贿指数(BPI)排名,后者能够弥补行贿罪惩治范围的不足。其二,在主观上取消"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并代之以"意图收买职责行为",惩罚为正当利益而行贿者不存在刑法强人所难。其三,在客观上修改贿赂内容为"利益"并扩大行贿方式为"许诺、提议或实际给予",可以通过行贿行为定罪和行贿后果量刑的方式来解决提供非财产性利益行贿的认定难题。其四,在刑罚结构上调整罚金刑的设置并增设资格限制刑等。

《刑法修正案(十一)》若干要点的解析及评论

《刑法修正案(十一)》修改、补充了以下三个要点。一是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形成与已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相对应的,一个更低的相对责任年龄阶段——已满12周岁未满14周岁的人,对故意杀人罪和故意重伤犯罪两种罪行负责,并附以更为严格的限制性条件:故意杀人罪限于致人死亡或者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且情节恶劣的情形;故意伤害罪限于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且情节恶劣,不包括故意重伤致人死亡的情形。二是惩罚妨害安全驾驶罪、危险作业罪是典型的预防性刑法规范。高空抛物罪与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不是表述预防性刑法规范的犯罪。三是提供假药、劣药行为,是销售假药、劣药的特殊方式,是有对价的有偿性提供。"无偿""无对价""免费"提供假药、劣药的,不能构成"提供假药罪""提供劣药罪"。总之,严格解释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责任范围,准确地适用预防性刑法规范,正确理解适用修改和补充的罪状描述,是司法机关正确适用《刑法修正案(十一)》所面临的三大要点与难点。

诱惑侦查的理性分析与法律规制

诱惑侦查是世界各国普遍适用的刑事侦查手段,具有打击犯罪的高效性和侵犯人权的高风险性。基于理性的立场,借鉴美日等国的成功经验,诱惑侦查不能因为我国立法上的空白而被完全禁止或完全放任,诱惑侦查可以使用,但必须在法律规定的限度内。排除"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的合法化,肯定"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的合法化,对诱惑侦查的实施主体、适用范围、适用对象等予以明确合理的法律规制,以寻求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

刑事悬赏问题探析

悬赏经常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之内是1999年开始的事。我国所以采取悬赏制度有其经济、文化的背景。悬赏存在着争议，但从价值取向考虑，悬赏获得了大家的认可。悬赏的法律归属于契约，是一种特殊的契约。实践部门运用悬赏应注意区别举报人的动机和保密的问题。

网络服务商不作为刑事责任的边界

除了法律、行政法规的明确规定,先行行为可以成为网络服务商作为义务的来源。技术中立不能成为免责事由,刑事违法性判断的关键在于,网络服务商是否实施了可期待的作为,以及客观上该作为是否具有规避法益侵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刑法修正案(九)》增设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罪,存在法定刑设置不合理、前置法缺位制约罪名适用等问题,立法效果仍待实践检验。

行贿罪之司法困境与立法完善

目前我国行贿罪案件数量远远低于受贿罪,行贿罪的处罚量刑认定上远远低于受贿罪,体现出行贿罪与受贿罪处罚失衡的司法困境。这些问题既与行贿罪的立法的法理原因有关,也与行贿罪的立法的法律原因有关。因此,破除行贿罪的司法困境,从根本上应完善行贿罪的立法缺陷,以立法效果论为方法论,注重刑事一体化,并在受贿罪中增设特别自首条款,方能在《刑法修正案(九)》出台的大背景之下对行贿罪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论我国刑事证人依法作证的权利及其保护

学术界主流观点和司法实践中均认为刑事证人依法作证是一种义务,本文另劈溪径,认为依法作证同时也是刑事证人的一项权利,任何人和任何机关不得侵犯,对完善刑事证人这一权利提出建议。

刑事悬赏问题探析

马加爵案件再次引起人们对刑事悬赏问题的关注,我国尚没有关于刑事悬赏的专门法律规定,理论界的探讨也多限于民事悬赏广告,我国刑事悬赏仍然体现了群众路线,在法律性质上属于单独法律行为,悬赏人只能是司法机关,而赏金的给付应区别对待。

悬赏在侦查实践中的运用

侦查中的悬赏是一种以特定信息交易为单方法律行为 ,它基于侦查机关与案件知情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而产生。它具有超越执法资源限制、促进侦查公开、预防犯罪等功能 ,也会因公开案情具有一定的负面作用。因此如何规范悬赏在侦查实践中的适用以及如何保障举报人的合法权益等问题凸显重要。

试论诱惑侦查

现代社会在各种高度的隐蔽性、组织性、复杂化以及高超的反侦查手段等无被害人犯罪日益增多的情况下,对传统的侦查方法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诱惑侦查作为一种特殊的侦查方法以对付那些使用传统的侦查手段已无法或难以侦破的犯罪案件,其作用显得尤为突出。本文试从诱惑侦查的有关问题出发,对其进行分析。

论证券欺诈发行犯罪的刑法规制之完善

证券欺诈发行犯罪是世界各国证券市场的普遍"顽疾"。从我国实际情况看,这一违法犯罪类型屡禁不止的制度原因有刑罚设计不够科学、规制主体不够明确、分类不够合理等,实践原因有证券发行的高盈利性、证券欺诈发行行为暗数大、惩处力度偏软等。要切实有效遏制证券欺诈发行违法犯罪行为,保护证券市场及投资者利益,就要将证券欺诈发行犯罪刑事政策从宽和转向适度严厉,扩大规制的行为类型范围,对保荐人和主承销商加以特殊规制,设计合理、科学的量刑体系。

招安“民间刑事悬赏”,整合刑事悬赏制度

在我国,刑事悬赏制度虽然已经有法可依,但存在单一化启动的缺陷,实质上是“依职权式刑事悬赏”;公民个人刊登悬赏通告缉拿凶犯,即“民间刑事悬赏”,是新近出现的现象,它具有双重属性,需要建立合理的配套制度方能发挥其优良的效用。把握两者的结合点,融合“民间刑事悬赏”与“依职权式刑事悬赏”,建立具有“依职权”和“依申请”二元启动模式的刑事悬赏制度,应当是我国刑事悬赏制度改革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