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身监禁制度扩大适用范围的正当性及路径

终身监禁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对贪污罪和受贿罪慎用死刑的重大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在慎用死刑、削减死刑罪名的趋势下,终身监禁扩大适用范围是其发展的必然趋势。探索终身监禁扩大适用范围的路径,应对比借鉴域外国家立法经验,考察国外司法现状。终身监禁扩大适用范围的正当性在于其兼具报应和预防的刑罚功能,在死刑改革背景下承担着限制和替代死刑的使命。终身监禁应在严格限制适用条件的前提下构建扩大适用体系,同时以特赦制度作为救济途径,彰显刑法的人道主义精神,对罪犯进行教育和改造。

终身监禁新规法理争议问题论要

《刑法修正案(九)》中增设的贪污受贿犯罪之死缓犯终身监禁制度具有替代死刑立即执行和严肃惩治严重腐败犯罪之双重功能,其属于依附于死缓制度而存在、刑罚严厉性介于死刑立即执行与一般死缓之间的死缓执行方式。依据修订前《刑法》规定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还是应判处死缓来判断终身监禁新规是否具有溯及力较为科学。现阶段被判处终身监禁的死缓犯不能适用关于重大立功的规定,未来立法修改时,基于促进犯罪分子的教育改造和发挥终身监禁的制度优势之考量,可考虑对其增补适用重大立功的规定。对相关制度的改革应综合考虑死刑改革的大局,审慎扩大死缓犯终身监禁制度的适用范围。

终身监禁的法律定位与司法适用

终身监禁是依附于死刑缓期执行制度、无期徒刑执行制度存在的特殊刑罚措施,是介于死刑立即执行与纯粹死刑缓期执行之间的中间刑罚,兼顾着废除死刑和限制死刑替代措施的双重功能。其适用对象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偏重,单纯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偏轻,适用终身监禁罚当其罪的贪污受贿犯罪人。终身监禁可以溯及原本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贪污受贿犯罪。被决定适用终身监禁者有重大立功表现而减为有期徒刑后,应依法执行有期徒刑,不执行或不再执行终身监禁。

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制度的异化

原本用以限制、减少死刑立即执行数量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制度,在其实际运用过程中,由于标准的混乱、其内在包含的死刑性和无期徒刑性的冲突,反而使其在实践中走向异化,并且由于司法人员对其的误用,更加加深了这一趋势。对这一悖论进行探讨。

死缓变更为死刑立即执行核准程序之构建

死缓变更为死刑立即执行的核准程序与死缓犯的权益息息相关,但现有立法和司法解释对该程序却鲜有涉及。该核准程序之构建应当以对新罪提出指控的检察机关为适格主体。程序启动时间以新罪判决生效后15日申诉期届满为宜。为了便于核准程序操作,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宜增加定罪不量刑的判决形式。核准程序应采取公开审理、全面审查和一致裁决方式。

人格刑法理论视域下终身监禁的裁量因素分析

终身监禁是在我国新形势下兼顾"少杀、慎杀"与"严惩贪腐"的一项具体刑事政策,它是以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为前提,以不予减刑、假释的无期徒刑为内容的新举措。其与死刑立即执行、死刑缓期执行之间的刑罚界限问题,须注焦于犯罪人的内部特征,以行为人的反社会性人格强弱与改造可能性大小为裁量依据。立于行为背后的人格才是责任非难的对象,而人格之形成乃系全部生活经历之结果,具体应考察犯罪人性格、成长经历及境遇、一贯表现等人格因素,从而发挥其在重大贪污受贿犯罪中的刑罚裁量作用。

死刑替代措施研究

死刑替代措施的研究有助于推动中国死刑制度改革。国外死刑替代措施的立法例与构想有四种:以绝对的无期徒刑替代死刑;以相对的无期徒刑替代死刑;以有期徒刑替代死刑;以不定期刑替代死刑。在我国应当以特殊的无期徒刑替代死刑。以特殊的无期徒刑替代死刑时,我国刑法总则和分则的内容要作出相应的调整。

刑罚结构的立法完善——以剥夺自由刑为视角

在我国刑法剥夺自由刑体系中,存在着无期徒刑严厉性不足、有期徒刑上限过低、拘役教化不足等问题,导致剥夺自由刑的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目的不能充分实现。为最大限度实现剥夺自由刑的目的,就需要对其进行立法完善,包括:设置25年不得假释或减刑后服刑期不得少于25年的无期徒刑;提高有期徒刑上限至20年;有期徒刑数罪并罚上限根据其并罚总和刑期的不同,实行区别对待;以及设置各种拘役替代措施。

终身监禁死刑替代功能的立法反思

终身监禁制度是《刑法修正案(九)》增设的一项新制度。从规范内涵看,我国的终身监禁不是独立的刑种,而是针对特重大贪污受贿犯罪死缓犯创设的死缓执行方式,其实质是特重大贪污受贿犯罪死缓犯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不得再对其进行减刑、假释。"不得减刑、假释"的刚性设计,使终身监禁治理腐败的政策宣示功能得到了彰显,但激励性的缺失和必要性的不足,又使其面临正当性的责难。终身监禁并不具备替代死刑立即执行、限制和废止死刑以及防止服刑期过短的功能,其与死刑一样,都是残酷、不人道的,不符合刑罚轻缓化的时代潮流。无论是作为当前的死缓执行方式,还是未来的具体刑种,终身监禁都难以承受死刑废除之重。我国刑罚不存在"生刑过轻"的问题,死刑废止的症结也不在于有无终身监禁,即使全面废止死刑,我国的刑罚体系仍然是重刑体系,没有可供终身监禁等替代刑植入的空间。

终身监禁的适用范围及立法走向

终身监禁的性质是死刑立即执行的替代措施,但表现为死缓和无期徒刑的执行方式。司法实践中,死刑立即执行和死缓的适用条件之间的界限本来就非常模糊,要在两者中间试图再为终身监禁确定独立的适用条件几乎不可能。既然终身监禁是死刑立即执行的替代措施,那么其适用条件也应与死刑立即执行基本相同。对于原本依法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犯罪,应以终身监禁替代之。终身监禁是为了应对贪污受贿犯罪死刑存废的两难困境,协调处理对贪污受贿犯罪分子的引渡所面临的难题而作出的制度安排。因此在立法上,应将其仅限于贪污受贿犯罪,而不宜扩大至其他犯罪。

终身监禁替代死刑之路径与实现——兼论四例终身监禁判决之妥适性

终身监禁对死刑立即执行的替代功能是其本位归属。但在替代效果的呈现上,却面临直接替代与间接替代分层之趋向,而终身监禁的间接替代的模式是一种重刑化的处遇方式,不仅与刑罚文明演进走向相背离,自身也面临诸多理论悖论,理应摒弃。在终身监禁的适用路径上,有递进式路径与收缩式路径之分,递进式路径式以间接替代模式为内核,四例终身监禁判决亦是此思维路径下的产物,对此,应当及时校正该终身监禁司法适用上的偏差,确立起以直接替代模式为主张的收缩式路径,以确保终身监禁死刑替代实现上的妥适性。

死刑的制度变迁及历史命运——兼及《刑法修正案(九)》的刑罚理念

死刑的发展历程是人类刑罚文明进化史的缩影。古今中外,死刑的变迁经历了从野蛮到文明、从恣意到规范的发展变化过程。无论是欧美、亚洲国家,还是作为文明古国的中国,死刑的正当性都受到过强烈而有力的质疑。但死刑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及不断消逝的发展趋势表明,死刑的正当性得到了较为广泛的确认,同时因为死刑的残酷性其也正不断受到抑制和消解。我国历次刑法修正案不断缩减死刑罪名,《刑法修正案(九)》明确确立的终身监禁制度进一步压缩了死刑的适用空间。死刑的命运,将会经历一个不断缩减直至消亡的历史过程。

日本终身刑替代死刑制度研究

日本终身刑导入指的是以死刑废除为前提,设置不可假释的无期刑作为最高刑代替死刑以推动死刑废除。目前日本死刑与执行10年可假释的终身刑之间存在“鸿沟”致使无期刑呈现终身刑化趋势,一方面为了改进这一刑罚失衡问题,另一方面在死刑废止的背景下,终身刑替代死刑成为最高刑也成为死刑废止的重要课题。《创立重无期刑及设立死刑制度调查会等相关法律案》及《创立重无期刑、判处死刑判决特例等法律案·概要》两部法案确定了终身刑的定义、适用条件及法条修正,虽然最终未正式通过国会支持,但日本终身刑的理论前提探究与司法实际仍为我国提供了一定域外经验。

我国刑期折抵制度的立法缺陷与制度完善——针对死缓、无期徒刑的探讨

刑期折抵作为我国法律明确规定的一项制度,对于因未决羁押而被牺牲的实体权利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救济途径。我国《刑法》和2012年《刑事诉讼法》对此均有明确规定。从字面上看,法律仅允许了管制、拘役和有期徒刑这三种自由刑的刑期折抵,对于死缓、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后是否适用刑期折抵却没有规定,司法实务中也秉持不予折抵的态度,理论界对此则存在争议。其实,不管是对司法实务的总结,还是对现有法律的理解,又或是从理论层面的分析,都不难发现司法实践中不予折抵做法的不合理性。应透析司法现状的弊端,检思制度,查找法律的漏洞,探讨允许折抵的理论基石,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途径。

贪贿犯罪终身监禁适用下死缓虚置问题研究

终身监禁的设置是为了弥补死刑立即执行与死缓之间的空挡,通过对贪贿犯罪中死缓适用的变化量实证分析发现,终身监禁并没有弥补空挡,反而是普通死缓适用虚置的原因之一;同时发现终身监禁适用的数额跨度过大,无期徒刑与普通死缓的数额适用区间存在重合,普通死缓的数额适用空间被压缩,其原因在于立法与司法解释没有明确死缓与终身监禁的适用标准界限。通过厘清《刑法》第383条与《解释》第4条的逻辑与内涵,扩大贪贿犯罪中死缓适用的数额区间,量化"特别重大损失"从而可以解决贪贿犯罪终身监禁适用下死缓虚置的问题。

死缓无期罪犯心理特点及监管改造对策研究

对随机抽取的39名死缓无期罪犯进行瑞文联合型智力测验和艾森克个性测验。结果表明:死缓无期罪犯的智力水平与一般人智力水平没有显著差异;死缓无期罪犯的精神质(P)、内外向(E)、神经质(N)得分显著低于一般罪犯的得分,但掩饰性(L)得分显著高于一般罪犯。研究建议:(1)个性稳定性为主要参考指标,结合智力水平和掩饰性对死缓罪犯进行分类,将其分为三个危险等级,分别采取相应的监管改造措施;(2)对死缓无期罪犯的监管改造要充分考虑到服刑时间因素和监狱环境因素对罪犯心理的影响,建立罪犯心理档案,定期进行跟踪非常有必要。

对终身监禁制度设立的思考

《刑法修正案(九)》尽管新增了许多新的罪名并修改了一些原有条文,但终身监禁制度的出现,是对我国刑法最大的改变。《刑法修正案(九)》在原刑法第383条的基础上,增加了不得减刑假释的终身监禁,这一款规定的增加,表明我国正式以立法的形式对重大贪污受贿犯罪确立了终身监禁这一制度。

死刑改革的重要进展——以《刑法修正案(九)》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九)》在《刑法修正案(八)》首次削减13个罪名的死刑基础上,进一步削减了9个罪名的死刑,且不像《刑法修正案(八)》那样仅限于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罪名,而是扩大到军职罪和不严重的暴力犯罪。同时,《刑法修正案(九)》还提高了死缓执行死刑的门槛,增设了死缓执行的期间重新计算制度;并将绑架罪、贪污罪和受贿罪的绝对确定死刑修改为相对确定死刑。这些修改拓展了中国死刑改革的视野,为下一步继续推进死刑改革提供了积极信号。

无期徒刑如何兑现“无期”——以死刑替代功能之充分发挥为着力点

限制死刑适用方面的重要举措之一就是设置死刑替代措施,而与死刑的严厉程度和威慑效果最为接近的无期徒刑理应发挥立法上最佳的死刑替代功能。鉴于目前中国刑法中规定了减刑和假释制度,实际上使得无期徒刑并非“无期”,从而影响了死刑替代功能的良好发挥。因此,对无期徒刑进行改进,设立终身监禁型的无期徒刑实属应有之义。《刑法修正案(九)》启动了立法试点,对特别重大贪污贿赂犯罪引入终身监禁制度乃是一大亮点,应当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探讨终身监禁适用范围之扩大,从而使无期徒刑的制度设计真正做到名副其实、名至实归。

论终身监禁制度的适用及救济

终身监禁是我国《刑法修正案（九）》新增加的一种刑罚措施。从立法定位上讲,我国终身监禁制度是一种死刑替代措施,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为前提,是无期徒刑的一种变更执行方式,不仅为了限制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也贯彻了我国强力反腐的刑事政策。我国终身监禁制度具有溯及力,对其适用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同时也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在适用过程中,被判处终身监禁的被告人不得减刑、假释,也无法适用重大立功后减刑的规定,更无法适用暂予监外执行的制度,但可以通过特赦制度赋予其一线生机。我国终身监禁制度仍然存在不人道和浪费司法资源的弊端,其未来应当向附期限的终身监禁方向发展,或随死刑被一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