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边境跨国婚姻问题研究--以广西大新县隘江村为例

中越边境跨国通婚比较普遍。在这样一些特殊的家庭里,母亲没有中国国籍、户籍,她们在国民身份认同方面出现危机,并导致婚姻关系不稳定,家庭功能无法正常发挥。同时,由于母亲是外国人,父亲是中国人,而且位于偏远的边境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这些婚姻家庭中的子女的社会化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面对这些问题,有必要用新的思维来解决这些母亲的国籍问题,要更多地关注这些家庭中的子女。

西南边境地区跨境婚姻家庭发展能力问题研究

跨境婚姻在西南边境地区已成社会常态,其地域性和民族性特征表明了跨境婚姻将在边境地区长期存在,此类婚姻形成的家庭在生物性功能、生产性功能、心理性功能以及社会化功能方面均存在实践困境,进而影响着跨境婚姻家庭的健康发展以及边境地区农村的社会稳定。因此,对西南边境地区跨境婚姻家庭问题的思考应从外籍配偶“个体”转向其家庭“整体”,通过家庭发展能力的提高来推动其家庭功能发挥的正常化,进而缓解跨境婚姻家庭与边境社会和谐发展的矛盾。

中越老缅边境跨境婚姻治理的佐米亚困境

中国云南边民与越老缅国边民长期以来都保持通婚传统,跨境婚姻植根于边民共同的族群、语言和宗教文化。按照詹姆斯斯科特的“Zomia”理论,这些生活在亚洲山地的各族群拥有逃避国家统治的社会文化策略。在婚姻缔结与维系方面,边境地区不同民族边民保持本民族婚姻习俗,默认本民族的事实婚姻,逃避民族国家的婚姻登记、逃避边境出入管控也是他们“逃跑社会结构”的延续。现代民族国家如何管理Zomia区域跨境民族前现代的婚姻?这是当下边境地区社会治理需要给予解答的难题。基于对德宏州中缅跨境婚姻的田野研究,文章把“外籍新娘”置于跨国移民理论框架中分析,在地缘-族裔-性别维度下探讨中越老缅边境“外籍新娘”社会治理的Zomia难题,呈现地方政府对边民跨境婚姻的相关政策和治理实践,揭示外籍新娘、少数民族边民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

从“上升婚”到“同质婚”——以中日跨国婚姻中国女性为视角的分析

通过对跨国婚姻女性的访谈,考察全球化时代中日跨国婚姻的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多数女性因追求自由的生活方式而发生跨国流动,由于喜爱中国或从事中日贸易而来中国的日本男性增多,这增加了婚姻双方相遇的机会。不同于以往因国家之间经济差异、为追求阶层上升而发生的“上升婚”,中国女性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主体性等因素的影响下,大多选择了学历、阶层类似的“同质婚”。跨国婚姻模式的转变,既有全球化时代世界经济格局变动带来的影响,也有女性在出生国经历的家庭关系以及个人自我主体性带来的影响。任何形式的选择都充满偶然性,跨国婚姻女性拥有越多的“移民特殊资本”,越能应对“同质婚”里的偶然和未知。

论中越边境地区边民非法跨境通婚治理机制的创新

非法跨境通婚的治理是中越边境地区突出的治理难题,呈现出跨境通婚有法难依、“三非人员”治理措施难以奏效和非法入境通婚人员“国民待遇化”的现状。边民非法跨境通婚治理机制的创新必须充分认识当前现状下非法跨境通婚治理的目的和任务是通过有效的手段解决边境治理实践中的现实问题,而非从法律上解决边民跨境通婚的非法属性。因此,边民非法跨境通婚治理机制的创新首先必须要警惕以“法律退让”方式解决边民跨境通婚非法属性的思路,而后在充分发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优越性的空间内,探索契合中越边境地区实际情况的创新治理机制。

云南边疆民族地区跨境婚姻与社会稳定研究

跨境婚姻已成为边疆民族地区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并在人口学特征、地域特征、社会结构特征等方面呈现出新态势。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差异、性别比失衡、传统小社会三大社会现实问题是跨境婚姻形成的主要动力机制,跨境婚姻的大量存在,给边疆民族地区带来一系列显性或隐性的社会问题,成为影响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重要变量。

跨境婚姻人群艾滋病健康教育必要性及教育形式探讨

目的:分析在跨境婚姻人群中开展艾滋病健康教育的必要性及其形式,为今后在该人群中开展健康教育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在云南省腾冲县18个乡镇中,抽取13个乡镇的821户跨境婚姻家庭,进行社会学特征、艾滋病相关知识和健康教育形式需求的入户问卷调查。结果:跨境婚姻人群艾滋病知晓率低,仅为78.8%,并且对于艾滋病具体传播知识还存在模糊、错误的认知。在健康教育形式方面,80.1%的人群选择以电视作为传播媒介来开展艾滋病健康教育;其次,44.3%认同乡村医生作为艾滋病健康教育的主力军,为其开展宣传活动;而对于培训、讲座、文艺表演等方式,接受程度较低。结论:十分有必要在跨境婚姻人群中开展艾滋病健康教育。同时,应结合跨境婚姻人群特征,提供多样化且符合目标人群需求的健康教育。

中越跨界通婚的类型与促成途径

鉴于在中越边境居民跨界通婚研究中田野方法所存在的局限性,笔者在进行个案调查的同时开展了一项较大范围的抽样调查。调查结果表明,中越跨界通婚在我国边境地区较为普遍,但不同地区的婚姻类型、促成途径均有显著差异。

缅甸籍跨境媳妇HIV感染现状调查研究

[目的]了解云南省龙陵县缅甸籍跨境媳妇及其中国籍配偶艾滋病病毒(HIV)感染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为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治措施提供依据。[方法]2011年对龙陵县缅甸籍跨境媳妇进行横断面调查并采集静脉血进行HIV、梅毒检测。[结果]共采集缅甸籍跨境媳妇血样845人,HIV感染率为0.7%;采集中国籍丈夫血样664人,HIV感染率为0.6%。单因素分析表明,原籍婚姻状况是缅籍跨境媳妇HIV感染的主要影响因素。[结论]需加强对跨境媳妇的监测,倡导该人群进行婚前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有效阻止HIV在配偶间的传播和母婴传播。

滇桂边境地区跨境婚姻的现状、特征与原因

利用宏观县区政府统计资料和定性个案访谈资料,对滇桂边境地区跨境通婚进行调查分析,结果发现:滇桂边境地区跨境通婚数量在不断增长,地理通婚圈由边境向内地延伸,通婚辐射范围越来越广,一部分跨境婚姻即将演变为内地跨国婚姻;婚入人口性别结构严重失衡,边境国家女性嫁入中国的数量远远多于中国边境女性嫁到邻国;跨境婚姻中夫妇双方整体教育文化素质偏低,多以小学和初中为主,呈现出教育资源的弱弱结合;跨境通婚的结婚登记率较低,大多以"事实婚姻"的方式在中国组成家庭,并且这些家庭早婚多育现象比较严重,不利于中国计划生育的有序执行;夫妇年龄差偏大以及跨境通婚具有代际传承等特征。进一步分析发现:导致滇桂边境地区的跨境通婚不断增长的原因与地理空间的邻近性、跨境民族文化圈子的同源性、等级通婚圈的封闭性、边境邻国→中国边境→中国内地的二级经济阶梯推动性、中越两国人口性别结构的互补性、不同国家婚姻制度"错位性"和边境地区政治形势的不稳定性存在密切的关系。

中越边民跨国婚姻法律问题探析

中越边民的跨国婚姻自古以来就存在,因为他们地域相连,文化相似,语言相通。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睦邻友好政策的进一步实施,这种跨国婚姻必定越来越多。目前,这种跨国婚姻还存在办理结婚登记手续难、申请加入国籍难、加入户籍难等问题。这些问题给家庭、社会带来诸多影响。要解决这些问题,有必要采取系列措施,尤其是在法制方面进行一系列完善。

中越边民通婚:制度困境与国家治理

中越边民通婚是中越边境地区跨境民族的惯常行为,但在现实中遭遇到诸多国家间制度排斥。入境我国通婚的越南边民在结婚登记、入出境、居留、户籍国籍申请等方面面临着诸多的制度困境,也给我国主权国家的边境管控和边疆治理带来了一系列难题。对现行与中越边民通婚相关的法律制度进行适当的调适,已成为中越边民通婚国家治理的现实吁求。

跨境婚姻行为的人口学分析

云南省边境一线地区的跨境婚姻问题近十多年来非常突出,重点边境乡镇跨境婚姻人数年增加幅度超过10%,最高的甚至达年均30%以上。跨境婚姻问题属于人口学的结构性研究范畴,也与社会经济、个人因素、文化和习俗、价值观等非结构性因素密切相关。跨境婚姻行为并非由简单的个体因素引发,事实上是由很深刻的人口因素和社会因素所推动。从总人口性别比、农村人口性别比、适婚人口性别比以及流动人口的数据,从婚姻挤压的角度来分析边疆农村青年择偶的跨境选择,一定意义上解释了跨境婚姻行为的合理性。婚姻挤压因素造成的边民择偶外溢,是缓解贫困大龄边民的婚姻、家庭困扰的合理方式,同时也存在很多管理困难和潜在风险,期待着国家层面的法治化和规范化管理。

云南边境跨国婚姻的现状与问题——基于云南省勐腊县勐满镇大广村委会的调查

对中老边境跨国通婚现象进行实地调查,有助于分析中老边境村寨跨国婚姻和我国现行法律规范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为系统构建对中老边境村寨跨国婚姻规制的应对措施提供依据。本文主要通过对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勐满镇大广村委会的边境村寨跨国婚姻问题进行调研,研究中老边境村寨跨国婚姻的现状,分析由边境跨国婚姻引发的一系列影响边境地区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问题,为解决边民跨境通婚问题与构建和谐边疆提供决策依据。

选择与困境:云南边境跨国婚姻的社会学分析

从社会选择的视角看,云南边境地区的跨国婚姻,是边民基于跨疆界传统小社会作出的主体性选择。在历史、文化、习俗等非正式制度影响下形成的跨国婚姻社会事实,是跨境边民"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事件。从跨国婚姻的行为结果来看,跨国婚姻在社会控制与主体性选择的冲突中面临明显的制度困境。

跨境婚姻行为选择的主体性特征及制度困境——以云南边境地区为例

跨境婚姻社会事实作为跨境边民"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事件,是客观社会环境结构作用的产物,更是边民基于跨疆界传统小社会的主体性选择的结果。在"事实"与"制度"的冲突中,非正式制度影响下的行为选择与正式制度的社会控制职能之间的矛盾使得跨境婚姻面临制度困境。

论滇越边民跨境通婚的治理

受复杂因素的影响,滇越边民跨境通婚多为未经国家法律承认的非法事实婚姻关系,但在民间社区,这种跨境通婚获得了"合法性"承认,为通婚家庭提供了在当地社区谋生的空间,这一矛盾使国家对边境地区的治理遭遇挑战,需要在经济、国际合作等多方面探索解决路径,并最终落脚于法治的具体应对措施。

跨境婚姻的法律属性及其困境突围

我国边境地区存在大量的跨境婚姻,其中没有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跨境婚姻实际上应定性为"涉外非婚同居"。关于跨境婚姻的法律属性,经历了"事实婚姻""非法婚姻""非婚同居"等不同的认识变化过程,对其进行治理的相关规定也随之发生变化。同时,与跨境婚姻相关的立法、司法、执法及守法等环节存在诸多问题,最终导致对其治理逐渐陷入困境。虽然《备案登记证管理规定》需要进一步完善,但也许是一种可能的突围路径。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在边境地区实现良法善治,需要处理好法治实施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关系、法治发展的客观规律与容错机制的关系,不能以某个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作为对其进行完全否定的理由。

中国跨国民族研究的脉络与趋势

中国跨国民族研究已发展成为理论性较强、研究内容广泛、多学科交叉和相对独立的学术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跨国民族研究在“边政学”母体中孕育,在历史学滋养下发轫于民族学学科,至今在跨学科对话中成为研究热门。其当今研究重点聚焦在概念争论、跨国民族认同研究、跨国婚姻研究、跨国民族问题与国家安全研究和边民跨国流动研究等方面。中国跨国民族研究方兴未艾,未来的发展任重而道远。

中越边境跨国婚姻中女性婚姻迁移的原因和影响——以云南省文山州为例

中越边境跨国通婚数量逐年上升,越南女性通过婚姻迁入中国现象突出。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我们发现云南边境跨国婚姻主要是由经济差距的推力和拉力、人口性别比例失衡、女性婚姻观念转变、传统习惯等原因导致;越南女性的进入对云南边境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它改变了两地人口结构,形成新的移民文化,对户籍、婚姻、生育管理制度形成挑战,并引发某些社会和公共安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