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刑事证据审查判断的要素检视

择一或叠加适用人民法院所在地与取证行为地法律的证据合法性审查模式,不能解决跨境刑事证据审查判断的实践难题。这是因为,跨境刑事证据审查判断包含的事实性要素和权利性要素相互分离,无法由准据法的选择适用模式进行整合。事实性要素具有共通性,若人民法院在进行审查时对有差异的中外取证程序进行功能比较,实际上就适用了双重准据法。但是,境外取证程序中的事实性要素未被全面识别,使得功能比较无从参照。对权利性要素差异性的片面强调,会阻碍辩方参与司法证明程序,带来事实认定错误的风险。目前,应从三个方面融合两类要素,优化跨境刑事证据的审查判断:一是在进行双重审查的基础上,弥合权利保障要求的差异;二是从功能主义立场出发,实质解释取证程序中的事实性要素;三是加强对辩方程序参与权的司法保障,彰显权利性要素在提升事实认定准确性方面的功能。

从侵犯商业秘密罪看全球化背景下刑民法之界域

1997年侵犯商业秘密罪进入刑法典以来,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很多问题。这就需要对侵犯商业秘密罪进行立罪反思,当前在侵犯商业秘密罪之立罪上,存在着立罪理念困惑、立罪依据迷茫以及立罪技巧混沌等问题。其症结在于侵犯商业秘密罪上存在着刑民之交叉互动,未能对其进行界定,面对着全球化背景的冲击,必须在刑民之间厘定一条相对明晰的界域,来达到更好的对商业秘密保护之目的。

界限与协同:破产程序与刑事程序适用顺位辨析

目前,我国立法中还没有关于非法集资犯罪审理与破产程序衔接和协调的明确规定,司法实践对于此类民刑交叉案件的处理缺乏统一的标准,在面对破产程序与刑事程序交叉时,存在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债权人、集资受害人利益受到侵害的现象十分普遍。在此类案件中,对于民刑交叉的处理,不能单一地以"先刑后民"或"民刑独立"为标准,而是遵循"民刑协同"的路径,区分非法集资企业破产案件中的民刑界限,协调推动破产程序与刑事程序并进,平衡刑事受害人与破产债权人财产利益之救济,以妥善解决破产程序与刑事程序交叉案件的复杂利益纠纷。

跨境证券犯罪刑事管辖及法律适用探讨

境内与境外的证券市场适用不同的法律监管体制,跨境证券犯罪的跨境特征可能使境内境外对相关证券犯罪均具有刑事管辖权,从而引发刑事管辖冲突。对于跨境证券交易的监管和法律适用,无论是在法律规定层面还是在司法实践层面,均应遵循“主场原则”。应明确监管职能上的分工以避免适用不同法律法规的混乱情况,应体现最大的监管效能并减少区际法律冲突。跨境证券犯罪的刑事管辖权归属应充分尊重行政监管原则和考虑前置性法律的适用,并与行政管辖权归属保持一致。跨境证券犯罪的刑事管辖权归属应考虑犯罪行为社会危害的主要发生地。以内幕交易为代表的跨境证券犯罪的主要行为是“交易”,根据区际刑事管辖冲突的解决规则,应由交易行为的发生地管辖,按照交易地的刑法对相关行为进行刑事评价。

从刑行交叉视角看待行政犯罪及其惩罚

刑行交叉是研究行政犯罪的关键,基于刑行交叉的视角,将行政犯罪界定为违反国家行政法律规范而又触犯刑律,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犯罪行为。同时,基于此视角,探讨了行政犯罪惩罚的根据即其法律责任,得出了刑事责任优先的刑事、行政双重责任的结论,进而强调实现行政犯罪的惩罚关键要做好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针对实践中的问题提出对策。

清代回疆法律适用的调适——以刑事司法与民事司法的考析为视角

清朝政府在对回疆进行司法治理时,既运用了国家法,又有条件地保留和吸收了以伊斯兰教法为核心的当地民间法,使二者在适用的过程中找到契合点。这种在法律适用方面所做的调适,使得上述两种法律体系在调整回疆的各种社会关系时具有互补性。

滥用本人银行卡行为的刑事法理分析——兼评民刑交叉案件的法律适用路径

滥用本人银行卡具有典型的民刑交叉属性,其中持卡人身份和银行卡操作流程均具备合法性外观,这给刑法适用带来了困惑。在银行卡法律关系中,存款的占有判断标准和ATM机的法律属性,应结合民法和刑法各自特征分别做出。对于利用ATM机故障恶意取款、存入假币换取真币以及挂失取走本人银行卡中他人钱款的行为,应结合钱款的归属、钱款的受控状态以及实行行为特征,分别认定为盗窃罪或诈骗罪。在民刑交叉案件的法律归责中,不能一概采取先民法后刑法的法律适用路径,而应结合自然犯和法定犯的不同特征,确定法律归责方式。

论经济案件中刑民交叉的法律适用

部门法律之间的交叉是经常发生的,民法和刑法之间也是如此,选择哪一种法律适用,体现着一个社会的价值理念。建立法治社会,必须要有民本思想,以维护民法的基础地位。

论民间融资刑法规制的基本立场

刑法介入民间融资活动必须有其基本立场。在价值追求上,必须是为了促进民间融资而非禁锢民间融资。在法律和事实的解释上,要与现实适应、与时代同步。在犯罪界限上,必须以社会危害性为标准严格区分违法和犯罪,然后再通过刑法第13条"但书"来评估行为非犯罪化的可能性。在刑事责任承担上,要充分考量行为和行为人双重因素的影响,尽可能扩大非刑罚责任形式的适用。

民刑衔接视角下《民法典》第191条之理解与适用

《民法典》第191条仅将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延迟至其成年后开始起算,并未对受害人成年后的诉权设置实体、程序上的限制条件,也未限制其成年前的诉权且不排除其成年前的刑民程序处理。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中,性侵害行为往往具有高度的民刑同构性,在受害人成年前可归纳为未得到处理、非判决性处理和已判决处理三种类型。由此第191条的适用会面临受害人成年前民刑责任追究的多元情形与成年后民事损害赔偿请求的对接难题。适用争点的制度本质在于民事权益与未成年人利益特殊保护间的平衡、特殊民事权益法定代理的有限性、特定民事请求权在刑事程序的特殊运行模式。具体衔接路径在于,不论受害人成年前如何处理,其成年后依据第191条均可诉讼主张损害赔偿,且指向典型的民事侵权之诉;以典型的民事损害赔偿标准为基础,结合其成年前的处理分情形予以酌减、补充等司法适用的考量。

刑民交叉案件审理模式探讨

刑法学与民法学是看似相互独立、泾渭分明的两种学科,但在纷繁复杂的司法实践中,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交织在同一案件中的现象却多如牛毛,其中所涉及的案件性质认定、刑民责任划分、程序适用等问题也一直是困扰着各级司法机关的疑难问题。当前司法实践中主要有先刑后民、刑民并行、先民后刑三种刑民交叉案件的审理模式,三种模式可以说是互有优劣并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本文通过对三种审理模式进行利弊分析,提出了依据刑民交叉案件类型灵活选择审理模式的观点。

海峡两岸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比较研究——兼论大陆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之完善

中国大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实践操作中存在较多的问题,而通过与台湾地区相关立法就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立法状况、当事人、范围、法律适用、裁判等方面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大陆立法之不足是主要原因。本文期望能从此比较分析中得出对即将修改的大陆刑事诉讼法的相关启示。

刑民交叉问题的适用原则与法治路径

刑民分立的立法模式要求合理界分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与民事法调整的社会关系,以满足法律规范责任形式的差异性。但囿于现实生活中违法行为的复杂多样,刑民法律在规制同类社会关系时出现了交叉现象,影响了对同一行为适用法律规范的得当选择。以罪刑法定、刑法谦抑原则以及民事关系前置原则为指导,改进立法技术、规范应用性解释,是协调刑民法律规制交叉情形的基本路径。

刑民交叉案件审理模式之选择适用

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涉及到程序和实体等方面,在审判实践中表现得十分复杂,文章立足于紧贴司法实务,从法院审判角度尝试架构我国刑民交叉案件的审理机制,以利于审判实践中既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便于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提高对该类型案件的审理效率。

论清偿效果之于三角诈骗的认定

互联网金融与商品交易相结合而产生的二维码案引起了诸多定性争议。以三角诈骗定性二维码案需要回答为什么被骗人处分自己的财产却使被害人受到财产损失的问题。为此,需要将清偿制度的民法效果纳入三角诈骗的刑法判断。以刑民交叉为视角,当债权的准占有、善意取得、表见代理的条件得以满足时,债务人(受让人)向第三人(无处分权人)的错误支付对债权人(所有权人)发生清偿效力,债权人丧失债权(所有权人丧失所有权)。二维码案符合债权的准占有的情形。其中,被告人是债权的准占有人,顾客基于被告人的欺骗行为而善意且无重大过失地向被告人错误支付,对商户发生清偿效力(处分行为),顾客因而不是被害人。到达被告人账户的顾客的银行债权的法律属性为商户的货款,顾客处分自己的银行债权与被告人处分商户的货款在清偿效力发生之时同时发生,被告人取得商户的货款,商户失去自己的货款。因此,二维码案及其类案应当认定为三角诈骗。

民刑交叉视角下商标刑事保护边界研究

民事救济与刑事制裁均是保护商标权的有效手段,对两种保护方式的加强使二者在范围上产生了重合的趋势。加强商标权的刑事保护,应当从降低犯罪门槛入手,而不应增加商标犯罪的行为类型。盲目扩大商标刑事保护范围反而会降低商标符号资源的配置效率,不利于营商环境的优化。基于民法与刑法所保护法益的差别,二者应当在规制的对象、行为方式和行为程度上有清晰的界限。商标刑事犯罪的对象应当以获得注册为条件,包括商品商标、服务商标、集体商标和证明商标。假冒注册商标罪的判定中不存在"混淆可能性"标准适用的空间。通过新设罪名的方式对仿冒等一般侵权行为进行刑事制裁亦不可取。降低数额在罪量因素中的权重,可以在明确民刑保护界限的同时,加大对商标犯罪的打击力度。

民刑交叉案件实体裁判规则研究——以合同效力、责任认定为中心

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相互交叉、交织时,由于刑法与民法评价视角、调整对象及保护法益等方面的不同,行为人涉嫌刑事犯罪并不必然导致其以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名义与相对人缔结的合同无效,合同效力应根据民事法律的相关规定及结合具体情形予以判断。在认定行为人所在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对受害人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时,无论受害人提起的是合同之诉还是侵权之诉,其所诉请的赔偿损失范围应是刑事程序对行为人财产追赃未能实现的部分,实为特定范围的补充赔偿责任,且根据民法的“与有过错原则”,均应考量行为人所在法人或非法人组织与受害人自身的过错程度,并严格限定“替代责任”的适用范围。此外,刑事程序取得证据、刑事裁判认定的事实在民事诉讼中也有不同先决效力。

成立表见代理情形下代理人行为的刑法定性

成立表见代理情形下的刑事案件之处理在实务中存在争议。传统的“先刑后民”程序需要予以转变,在民事关系的理清具有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重要意义时,“先民后刑”的程序具有必要性。表见代理的成立与合同诈骗罪不能并存。依据整体财产减少说,善意第三人不存在财产损失而不认定为财产犯罪的被害人。同时不能任意对合同诈骗罪作出扩大解释,因而被代理人不是合同诈骗罪的被害人。依“先民后刑”程序顺序,区分被代理人为单位或个人,行为人行为可分别认定为职务侵占罪或盗窃罪。

刑事附带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适用困境与完善

在我国,刑事附带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现在仍处在初级探究阶段,在理论界和实务界中存在诸多纷争与不足。由于法律制度供给不足和"民刑交叉"程序的复杂性,导致全国各级法院在审理刑事附带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时产生了法律适用不一、裁判不一等问题,严重侵害了法律的统一性和司法的权威性。因此,亟需在现有的体制和框架内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诉讼类型,做好理论指引和制度完善工作。

为“先刑后民”正名

"先刑后民"是指一个案件中同时有刑事和民事两种法律关系,两者是一种交叉关系时,法院先对刑事犯罪进行审理,再对涉及的民事责任进行审理,或者在审理刑事犯罪的同时,附带审理民事责任的诉讼程序原则。其来源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通过对比刑事和民事的后果承担、举证责任以及证明标准方面的不同对其必要性进行了论证,从而为"先刑后民"正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