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岭东基督教本土化与性别书写研究——以冯铿、张资平作品为例

运用文学社会学研究法,对20世纪初岭东基督教本土化背景下的书写文本进行研究,以冯铿、张资平的作品为例分析西方现代基督教与中国传统乡村相遇的多重面影,揭示“原罪”“救赎”意识、“宽恕”“仁爱”教义、男女平等观等与岭东乡土官本位思想、自我中心意识以及封建社会“贞操观”“节烈观”之间产生的剧烈冲突。将性别书写置于女性主义理论视域中考察,剖析现代化转型的阵痛期里,新女性以积极“介入”的姿态不断进行探寻试错,拒绝成为被男作家物化的“客体”,勇敢反抗封建伦理和基督教道德规范的心路历程。

2020年艺术学理论学科发展报告

2020年是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学科的第十年,也是艺术学理论成为一级学科的第十年。十年来,艺术学界在学科建设、学科发展方面艰辛探索,艺术学理论学科从初创逐渐走向成熟,在学科体系、学术研究、人才培养、期刊平台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学界对此做了认真回顾与总结,并对未来予以了展望。在基础理论及学科建设方面,学界围绕中国艺术学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这“三大体系”的建构、“新文科”背景下“新艺科”建设,以及如何加强艺术学理论学科的主体性与学科共同体建设、坚守学科之初心、使命以行稳致远,还有艺术媒介等问题,展开广泛讨论,形成广泛共识。在艺术史方面,学者立足于视域的拓展融合,聚焦艺术史研究的跨学科、跨媒介、跨门类、跨文化、跨地域之融通的必然与可能,围绕艺术史的对象、视野、方法、路径等进行深入探索。艺术批评方面,本年度突如其来的全球新冠疫情,让我国体现着鲜明时代精神、民族精神的“抗疫文艺”以及紧紧跟踪其步伐的抗疫文艺批评得到充分聚焦;艺术批评中的一些“元批评”理论问题得到了更深入系统的探讨。在交叉、应用学科领域,围绕艺术教育的讨论引人瞩目,比较艺术学、艺术人类学、艺术社会学,以及艺术管理、文化产业、文化遗产等也得到了更为深入的探讨。

“文史互证”方法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文史互证”是源于传统的训诂考据学方法而参以宋代以来的史学方法以及近代西方史学、语言学、诠释学理论精华的一种既打通汉宋，又融合中西的史学研究方法。此方法之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意义，主要在于史料之拓展和解读之深入。魏晋南北朝诗文的史料价值，大致有二：一，在政治、思想、文化、社会风习、个人生活等方面，可补正史之阙。二，大量个人情感心态成分本身即构成当时历史的一个侧面。用此时期诗文证史，在解读时应做到：一，能感之。“其所感较深者，其所通解亦必较多”。二，对作者其人其文，“具了解之同情”。其三，对诗文典故，要按陈先生的原则，仔细而审慎地考辩其中之古典今典，分析论证解释其真正意义所在。

诗中有史不是史,史蕴诗心终非诗——事实与价值视域下文史关系的哲学辨正

史学因其"诗性"的当代凸显而面临"史即诗"的学科尴尬,循陈寅恪"诗史互证"理路而来的重材料考辨且迷恋"原意"或"本意"的诗学史学化走势,共同把文史关系逼入了困境。"诗中有史"根自古典诗学的诗可以观、物感说和兴寄传统,"史中有诗"看到了历史著述先天固有的主体性因素。文学创作的现实性与历史著述的主体性正是上述极端之论的逻辑根源。若从事实与价值的"二向度思维"看,历史之追求客观性和真实性与文学之祈向超越性和创造性,皆为价值理想,绝非文学实际上无法完全摆脱现实、史乘根本上必带主观这类"事实"因素所能取消和否证的。

“外国文学史”编写中的主观性问题

本文通过对跨文化重构的目的与手段、文学史的"真实性"本质、"外国文学史"的性质三个方面的论证,为"外国文学史"编写中的主观性辩护。跨文化重构是一种借权力实现制控的再创造活动,主体性介入是其必然的文化逻辑,是确保重构目的实现的重要手段,文化逻辑中的内在冲突是可以克服的。文学史具有主观真实性,这为跨文化重构中的主体性介入提供了可能。作为跨文化重构形式之一的"外国文学史",尽管其观照的对象是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学发展的历史,但其实质是对多国文学所共有事实进行的总体文学研究,属于文学研究范畴。作为文学研究,它所产生的就不只是客体本身的知识,同时还包括主体对客体的价值判断。

唐、五代笔记诗话纠缪——以刘禹锡事迹为例

以唐代著名文学家刘禹锡的事迹为例,将唐、五代笔记诗话中的有关记载,逐一考证,去伪存真。

《欢娱的巅峰:唐代教坊考》的方法论意义

盛唐文化繁荣的一个重要表征是诗歌创作与演唱达到了历史的巅峰,唐诗成熟与繁荣又和唐乐有重要关联。唐诗在唐代的重要表现形式是"歌诗","歌诗"的发展则与唐教坊关系密切,唐教坊作为一个准娱乐行政机构,在唐诗创作与传播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王立著《欢娱的巅峰:唐代教坊考》,从制度层面对此做一解读,并在方法论层面上做出了系列突破。

张鸿勋先生与敦煌俗文学研究——纪念张鸿勋教授逝世三周年

天水师范学院已故张鸿勋教授是著名的敦煌文学研究专家,尤其在敦煌俗文学研究方面成绩卓著,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是他那个时代敦煌文学研究的代表人物。他的学术研究起步早、起点高,运用"跨文化"的研究方法,将文学和民俗学、人类学等相关的学问联系起来考察,将俗文学和雅文学、敦煌文学和外国文学结合起来进行比较,从而能够站在学术前沿,并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和好评。

论百年四川乡土小说的军阀叙事

军阀叙事是四川乡土文学自发轫以来绵延不绝的一个叙事传统。它通过对军阀暴力统治的书写,揭露出四川地方和乡村社会在20世纪前半叶经受的历史创伤,表达了四川作家们对地域暴力文化的反思以及对文学反军阀统治的现代化实践,其书写带有明显的"文史互证"倾向。然而这种军阀叙事独特的文学价值还未完全受到文学批评的关注,因此,本文旨在打捞乡土小说中悲情难抑、沉痛发力的军阀叙事,通过分析其中的四川军阀及其特征,来探索其背后独具特色的地方经验及历史意义。

“以文证史”的考据困境与《穆天子传》研究的范式转型

经过学术界的长期争讼,《穆天子传》以小说、神话为主并兼具多学科价值的文学类文献的体裁性质,逐渐成为学术界绝大多数学者的普遍共识。正因为《穆天子传》的文体具有固有的复杂性,从而引发学术界在《穆天子传》所载史事是否可信的问题上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激烈争论。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看,无论认为《穆天子传》所记几无一件“真确可信”,抑或认为《穆天子传》为周穆王“西征纪实”,“《穆天子传》所记确为事实”,显然均不符合历史实际。晚清民国时期不少学者错误地将原本为文学小说的《穆天子传》视为凿凿可信的史地著作,混淆文学作品中寓意与纪实的区分。滥用文史互证法,不仅不能做到文史结合,还给古史研究造成了一系列混乱。在新的学术背景下,多学科视野下的《穆天子传》研究应做到以下几点:(1)正视《穆天子传》以小说、神话为主并兼具多学科价值的文学类文献的体裁性质,准确把握《穆天子传》的产生背景、著述动机和意图;(2)尊重现代学科的独立性,推进《穆天子传》研究在学术分工的基础上向着专业化方向发展;(3)重视综合与比较研究,拓展与深化《穆天子传》研究的新旧领域;(4)推进《穆天子传》研究范式从传统考据学向文化阐释学与跨文化研究转变。

小说与历史的互证——以《假虎威古玩流殃,奋鹰击书生仗义》为例

明朝成化年间,王臣在苏州索括书画、古玩,引起了秀才的抗议活动,这在史学典籍和小说中都有记载。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地位立场、关注角度和操作方式的不同,两者在记述上呈现出不同的侧重,从而使小说对此事件的记载有弥补史学典籍不足之作用。本文的研究表明,小说虽有虚构成分,但如果采用合适的运用方式,小说也是很好的史料。

出土文献在历史学本科专业教学中的作用

在现今大学历史学本科专业教学中,无论教材还是教师的讲解,都较多地依赖传世文献对历史的阐释,但是,要构建完整的、客观的、鲜活的历史原貌,出土文献的作用也十分重要。金文、甲骨文、汉晋简牍、吐鲁番文献、敦煌文献、黑水城文献及其他文献就给我们提供了一条与各种传世文献相印证的史料体系,体现出重要的作用。

学理境界与价值体认的双重突破——评刘起林《胜景与歧途——跨世纪文学的多维审视》

《胜景与歧途——跨世纪文学的多维审视》突破学术界既有框架和思路,从文学现实本身的特征与规律出发审视二十世纪最后十年到新世纪前十年的文学,用"跨世纪文学"的概念来命名这一具有内在统一性和生长性的文学历史进程。从民族精神文化多元而健全地发展的高度,选择和探索文学创作的主流,辨析其演变特征、文化逻辑、价值得失及应予提倡的发展方向。采用宏观态势考察与典型文本细读相结合的论述方式,持论有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自觉的价值持衡立场,实现了创作与批评、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的良性循环,显示出学理境界与价值体认的双重突破。

美国华裔女性文学之文化身份研究综述

以谭恩美作品中的主题转变为横坐标,以其作品的出版时间为纵坐标,全景式地回放围绕谭恩美展开的美国华裔文化发展的历史画卷。通过这一历史回放,力求展现出清晰、完整的谭恩美历史脸谱,进而对谭恩美做出客观、全面的历史评价。最后从研究结论层面和研究方向层面来分析华裔美国文学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审检中西文化融合的进度。

论《潮水集》跨文体写作的艺术张力

散文集《潮水集》的跨文体写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史交融,作者建构了一个三维情感世界,使作品在文学与历史中穿行;二是均衡之美,表现在"叙事—抒情—叙事"和"议论—抒情—议论"两个创作模式上。

台港澳文学入史的思考

台港澳文学入史已成为现当代文学史撰写的新趋势,但在现有的著述中,台港澳文学的地位和特性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彰显。"越界"和"整合"的思路,有助于台港澳文学真正楔入现当代文学的内在框架,更完整、客观地还原现当代文学的历史生态。

融合之域·香港文学史的构筑——论《香港文学大系1919—1949》

香港,一座参与了百年来中国历史裂变的城市。从文化地理空间而言,香港虽处边缘,却深刻地纪录了百年来中西文化的变迁与演绎,不仅敷演了中国从晚清以来的文化流变,更汇流了殖民主义带来的西方知识系谱,这块土地上不断地重复着人、文化、政治、思潮的越界并积累成重层的历史记忆,镶嵌在变动的时间中。中国学者在"九七"的历史时限前,以中国文学为母体召唤香港文化,书写香港文学史;进入21世纪后,因回归赋予的正统化,香港文学研究成为中国文学研究框架下的分支。就在香港文学史问世30年之久的2009年,由现任香港教育大学的陈国球教授任总主编,开始编选香港在地的首套《香港文学大系1919—1949》。十二卷的大系从2009年着手,2016年全部完成出版后,7月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导言集》。将附于各选集之前的导言汇整成集,以利读者所用,同时也提供不同读者群阅读线索,有效地引导读者进入"香港文学",并且给予"史"的建构。不仅纵向承继了中国文学史传统,在形式、内容上则又注入西方的文学批评养分,鲜明地展示着香港文学的独特性,也呼应自身重层的历史经历。

中国文学的跨文化理解——孙康宜文学史观念简析

孙康宜主持编写的《剑桥中国文学史》集合了北美的中国文学史研究精英,力图写出新的文学史。按照孙康宜的设想,这种新的文学史是文学文化史。将文学史放置于中国文化史的大格局中来理解,突出了文学的文化意义,也彰显了文学作为文化核心的价值。而文学文化史的读者对象是北美的普通读者,目的是以文学史为中介,进行跨文化的交流。

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的视野层面与方法路径

中国的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离不开三个核心词:文献、学术、思想,由此可构成包括文献史料学、学术史与思想史在内的交互阐释网络。学术史的基础是文献史料的搜罗考订与编年整理,需要特别注重中国语境里外国文学研究的原典性文献的搜集、整理及评述。学术史课题必须要放置到思想史语境才能得到有效和深入的阐释,因为思想史的方法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所展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想象逻辑及情感特质,并思考在不同时代环境与文化氛围中,人们所做出的对外国文学经典及思潮观念的诸种选择。同时,我们希望能从学术转型与文化转型、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的关系角度,对外国文学研究的时代转型进行观照,阐释其动因、范式与内在机制。外国文学在中国的研究历程,既折射出中国不同时期的特定文化需要与意识形态诉求,也显示出外国文学在异域文化背景中的接受变异特征。

以文学史料开拓研究视野——台湾《文讯》杂志与大陆当代文学

《文讯》杂志创刊于1983年7月,是台湾发行最久的书讯杂志。长期以来,《文讯》除了立足台湾、关怀本土之外,也关注大陆文学的发展,并将视野投向世界华文的趋势。对于大陆当代文学在台湾的传播发展,《文讯》不仅藉由杂志专题、座谈会议、动态报导、研究资讯等,兼顾深度与广度,还以长期搜集整理刊载的文学史料,为台湾读者提供认识和研究大陆文学的渠道。《文讯》杂志创设了一种新的文艺传媒范式,以文学史料开拓研究视野,型塑出一种文化探索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