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式监督:人民政协民主监督的责任逻辑、制度体系与实践路径

协商式监督是对人民政协民主监督的概念凝练与理论回应,具有责任政治的内在逻辑和较为稳定的制度框架,并通过责任政治建设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人民政协在长期实践中积累形成了相应的责任监督传统,协商式监督具有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内在特质,在责任关系与民主程序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监督责任对现代民主具有重要价值。对于责任型协商民主监督体系而言,人民政协不但是执政党与参政党互相监督的责任本位型制度平台,而且也是民主监督的责任驱动型专门协商机构,在以人民为中心的责任导向型监督体系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因此,要在协商式监督中合理认识权责结构,不断精准优化监督职责的匹配,创新完善民主程序的究责机制,实现责任政治与协商政治的理论融贯与形态耦合,保障协商治理与协商监督的责任落实。

轻罪治理背景下协商性辩护机制的完善路径

随着轻罪治理体系在我国逐步构建,为保障被追诉人的正当权益,应当构建协商性辩护机制。协商性辩护机制具有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提升司法质效、实现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相统一的重要价值。但在运行中,却呈现出辩护进程追诉机关主导、“辩护”形式化的现状,为化解适用规则阙如、程序设计原则、信息掌握不平衡的运行阻碍,应探求通过提升协商性辩护质效、健全协商性辩护程序规则、完善协商性辩护细则、建立控辩双方的证据开示制度等路径,完善轻罪治理背景下的协商性辩护机制,丰富轻罪治理的中国实践。

全过程人民民主视域下的人民政协职能拓展——基于四川“有事来协商”平台的分析

政协协商向基层拓展,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层实践和探索。四川政协搭建了“有事来协商”平台,通过组织各种小微协商活动,践行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发挥了政协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政协职能拓展对于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具有显著的作用和优势。政协协商向基层拓展,应厘清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的边界,推进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推动政协制度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制度的二元解释论辩正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制度中存在着平等协商的理念,这体现了私法自治的特点,但如果仅从私法角度解释该项制度显然不能真正体现该制度内涵,存在解释力不足的问题。现代行政管理职能演变的轨迹昭示,协商方式并不是私法领域所独有的解决争议的方式,行政机关在解决现代公共性问题时,已然逐步采用了包括协商在内的新的行政管理手段。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双方当事人就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相关问题进行协商,目的是通过平等对话的方式,合作解决环境问题。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的过程中,应当合理把握行政赋权和行政控权的关系,既要赋予行政机关一定程度的裁量权,最大限度地维护公共利益,又要从内外部两个方面对行政机关进行控权和监督,防止行政权滥用造成协商的不平等和严重失衡。同时,要在法律上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制度,真正体现该制度的独特优势。

论政党协商与政协协商的互动关系

政党协商和政协协商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两者之间的互动效应显著:合力共筑了双层互动的国家政治决策模式,成为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动力机制。通过提升民主党派建设水平、完善政党协商与政协协商自身运行的制度平台、创新发展政党协商与政协协商的协同联动机制等对策能够进一步优化政党协商与政协协商的互动关系。

从松花江污染事故看跨界污染损害赔偿问题的解决途径

假定松花江污染事故造成了跨界污染损害,就有了如何对待跨界污染损害赔偿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有国家赔偿、国际民事赔偿以及外交谈判和协商三种基本的方式。基于法律解决国家赔偿和国际民事赔偿的选择不是最佳的,基于外交解决的谈判与协商应是中俄双方应当采取的妥善的解决办法。

从集体协商到集体谈判的转变

为了与国际接轨建立自己的集体谈判制度,实现从目前的集体协商制度向集体谈判制度转变,我国应当建立强制性的集体谈判程序,确定适宜的谈判单位,发展自己的谈判结构并尊重当事人确定集体谈判代表人权限的权利。

审计人员谈判咨询、客户谈判知识与审计谈判判断

审计谈判是影响审计质量和资本市场会计信息质量的重要因素。本文采用实验研究方法,检验了审计人员谈判咨询、客户谈判知识对审计人员谈判判断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审计人员能够获得谈判咨询支持的情况下,审计人员的谈判判断更有利于审计人员;在与谈判知识较多的客户谈判时,审计人员的谈判判断更不利于审计人员;在客户谈判知识较多的情况下,能够获得谈判咨询支持的审计人员,其谈判判断转而有利于审计人员。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的法律性质及规范构造

赔偿磋商是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在我国大力推行。但实践表明,赔偿磋商的法律性质尚不清晰。置于协商行政谱系来看,磋商行为属于协商性行政执法,磋商协议属于行政契约。在规范构造层面,需要强化公众参与,构筑赔偿权利人、赔偿义务人、专家、证人、第三方中立组织的磋商主体;凸显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的承担及履行,确定磋商内容;兼顾权力控制与权利保障的消极面向,以及面向行政效率的积极面向,建构磋商程序;采用非诉行政执行程序,进行磋商救济。

PPP项目竞争性磋商评审指标的应用研究

为提升PPP项目竞争性磋商指标的专业性,结合竞争性磋商的特点分析已有PPP项目评审指标,梳理其描述不准确、变动效率不高、覆盖不全面等问题,提出改进、完善的建议,并对相关注意事项进行阐述,以此强化竞争性磋商评审指标的实用性。

协商合作: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趋向和选择——浙江温岭案例启示

温岭协商合作式治理实践,是我国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一种有益探索。协商合作式治理模式有助于优化乡村治理格局,构建协商合作式模式既是乡村治理的未来趋向也是推动乡村发展的理性选择。构建协商合作式治理模式,需要注意六大因素:明晰乡村公共生活主体的权力来源及其彼此边界;主体多元;以合作代替冲突,以协商代替竞争;职能互补;参与方式力求多样;在互动中实现共识。

雅尔塔协定、中苏条约与重庆谈判

雅尔塔协定、中苏条约与重庆谈判之间具有相当密切和直接的关系。当时 ,美苏通过雅尔塔协定和中苏条约 ,所协调和确立起来的两国共同支持国民党而不支持中共的对华政策 ,对战后国共重庆谈判的举行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商定 ,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甚至发挥了主要作用。但到关键时刻在关键问题上 ,美苏的影响和作用又是相当有限的。我们对此必须要有辩证的清醒的认识。

政治民主化的破坏与现代化进程的延误——抗战胜利后至内战爆发前的中国政局

抗日战争的胜利给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带来了重新起步的又一次历史机遇,民主和平抑或专制独裁成为中国两大政治威权的不同价值取向,重庆谈判、政协会议相继召开为政治民主化进程展现了新图景,但南京国民政府一意孤行使得和平民主的希望化为泡影,进而迟滞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和平协商土地改革对川、康、藏地区的影响

从1955年初到1958年9月,云南分批在边疆部分民族地区实行了和平协商土地改革。从改革一开始,就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以谈话、会议发言、会议纪要等多种方式对四川少数民族地区和西藏的土地改革产生影响。具体说来,云南和平协商土地改革对川、藏地区和平协商土地改革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四川少数民族地区、西藏虽然在土地改革前后发生了叛乱,但总体上还是保持了和平协商的方式,甚至四川的做法比云南的还要缓和。二是从内容上来看,主要都是对多余的土地实行没收或者征收、征购,其它生产、生活资料进行保护。

集体谈判的“中国特色”及其反思

我国工会体制的特殊性决定了我国集体协商机制从建立之初就与西方集体谈判制度存在完全不同的逻辑。西方国家的集体谈判遵循的是市场化和契约化的基本理念,而我国的集体协商则存在着较为明显的"逆市场化"特征。现有的集体协商是基于国情并借鉴西方折中式思维所形成的极具"中国特色"的集体谈判制度,其不仅存在一些违背常识的问题,而且实施效果也不理想。完善集体谈判制度应该按照集体谈判的本质要求,从构建企业与工会的平等地位、改变集体谈判主体与集体合同主体分离以及加强工会的责任体系建设等方面着手。

我国调整劳资关系的三方协商机制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三方协商机制是调整劳资关系的重要机制,并已成为许多国家的一种社会对话方式。我国调整劳资关系的三方机制建立时间短,还存在协商主体代表性不足、角色定位不准和协商范围窄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才能发挥三方机制应有的作用。

提升工资集体协商代表谈判素质的启示

工会干部是工资集体协商的具体参与者和推动者,其谈判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的质量,因而应从六个方面来提升其自身的谈判素质:一要全方位地树立自己的品格形象;二要养成良好的思维方式;三要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四要拥有高超的语言艺术;五要善于倾听对方的讲话;六要具备人际交往能力。

提案办理协商的现状与前景

提案办理协商是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重要形式,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进入新时代以来,提案办理协商制度框架逐步确立,各级政协积极开展提案办理协商活动,在党和政府科学民主决策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但当前我国提案办理协商也存在着提案质量和办理质量不高、提案者和承办单位缺乏深入沟通以及协商程序不规范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建立系统、规范、长效的提案办理协商机制,以增强提案办理实效,推进人民政协协商民主深入开展。

新时代语境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边界:以有限行动谋有效协商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新时代语境下已经得到了广泛、多层、制度化的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框架的建构在我国已经初步形成,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政府治理与政策过程中的重要地位日益彰显。基于新时代语境进行考量,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应该是一种具有行动边界的、有限度的民主形式,这个限度包括:以《宪法》为协商行为准则;以角色认知为协商前提;以议题场域为协商范围;以政治文化为协商环境等四个维度,从而使民主且广泛的协商对话既具有可行性,又具有可能性。新时代语境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边界的确定是一种以有限行动谋求有效协商的必需路径。

农村基层协商民主的困境与对策

农村基层协商民主是民主治理的一种形式,是中国民主政治在农村发展最广泛的实践。作为村民自治的一种实践探索,对于提高村民自治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等意义重大。近年来,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在运行中面临一系列困境,主要表现为:村民参与不足;协商主体结构失衡;协商机制不健全。农村基层协商民主要走出困境,需要提高村民的参与程度,提高参与主体的素质;优化参与主体的结构;建立健全协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