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ngapore Convention on Mediation and Its Ratification in China

China has signed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greements Resultingfrom Mediation 9 namely the Singapore Convention on Mediation,on August 7,2019,making it possible for China's domestic courts to resolv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disputes by implementing settlement agreements resulting from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mediation.Relying 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BRI),numerous commercial mediation organizations have successively established and integrated mediation in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in making effort for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a's commercial mediation syste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mproving diversified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s.Based on the status quo of commercial mediation in China,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connection and convergence between China's practice and the principle of the Convention,as well as discusses the rationality for its ratification.

金融素养对农村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研究——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

金融素养是个体具有的一种金融能力,对金融决策行为产生重要影响。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9)数据,利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实证分析金融素养对农村家庭商业保险参与行为和参与深度的影响。研究表明:金融素养会显著促进农村家庭商业保险参与行为,对农村家庭商业保险参与深度有显著促进作用,对农村高收入家庭商业保险参与促进作用更加明显;家庭收入和风险态度在金融素养对农村家庭商业保险参与影响中存在中介效应;家庭总资产、户主受教育程度和年龄会显著提升农村家庭商业保险参与。因此,文章提出加强农村金融知识普及教育,提升农村居民金融素养和金融能力;积极发展农村商业保险,提高抵御风险能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等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的中介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和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是促进居民消费的重要推动力,能否切实推动居民消费以扩大内需,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研究亟须探究的重要命题。利用2011—2021年间我国省际平衡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的作用及其内在的中介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显著助力居民消费和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且商贸流通业的高质量发展是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居民消费的重要传导途径;覆盖广度的扩大对居民消费和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的推动效果最为显著,而对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的增强效果较为有限;数字普惠金融的持续发展能有效拉动城乡居民的消费增长,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在城镇发挥的中介效用较大,而在农村则较小;数字普惠金融对各地区居民消费均有推动作用,但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的中介效应仅在东西两部显现。因此,应当持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向纵深发展,强调城乡与区域间的和谐共进,积极缩小发展鸿沟,深入挖掘并释放消费市场的潜在能量,提升居民消费品质与水平,为宏观经济的高质量跃升贡献消费端的重要力量。

新加坡商事调解制度化及国际化路径研究——以《新加坡公约》的实施为背景

新加坡商事调解从中国式和马来式调解为代表的传统调解发展成为独立的商事调解制度,实现了商事调解国际化的发展,为我国商事调解制度构建提供了完整的路径参考。同时,新加坡是条约的首个批准国和生效国,在调解程序构造、适用标准、救济方式和救济申请程序等方面与《新加坡公约》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况下,新加坡颁布《2020年调解法案》,落实该公约规定的国际义务并采用了双轨制衔接路径,为我国如何与《新加坡公约》衔接提供了经验参考。

论我国调解职业化发展的困境与出路

调解职业化发展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人民调解、行业调解、商事调解迎来了职业化发展的契机,但也面临着从业队伍不稳定、职业管理机制缺乏、经费保障不足、市场基础不完善等现实困境,应整体考虑三种调解类型的具体问题,从构建科学的职业管理体系、培育职业技能与职业素养、提升职业权威与职业认同等方面寻找突破口。

互联网金融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基于沪深股市上市商业银行的证据

立足资产价格波动理论和长尾理论,文章阐述了互联网金融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机理,然后运用条件风险价值法测算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并结合2007～2016年中国沪深股市14家上市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互联网金融通过冲击商业银行资产业务和负债业务,进而影响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和流动性风险,显著提高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因此,商业银行可通过加强金融创新、增加互联网消费信贷的投放比例、积极调整利率政策等手段应对互联网金融的冲击。

我国发展“一带一路”商事调解的机遇、挑战与路径选择

商事调解因其具有能实质高效解决争议、维持友好关系等独特优势,日渐成为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的通行方式。面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商事争议解决需求不断增长且日益多元的趋势,国家适时出台《关于建立"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的意见》,为发展"一带一路"商事调解提供了巨大机遇。然而,无可否认的是当前发展"一带一路"商事调解仍面临着诸多现实挑战。唯有以共商共建共享为方向指引,重塑"一带一路"商事调解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原则,并通过培育现代国际商事调解组织,建立国际商事调解职业队伍,明确商事调解协议执行机制,构建国际商事调解信用体系,方能有效应对发展"一带一路"商事调解的现实挑战。

《新加坡调解公约》背景下我国商事调解制度的完善

我国的商事调解存在基本法缺位、调解员认证机制缺失以及调解员职业守则统一化、国际化程度不足等制度性问题,其弊端将在《新加坡调解公约》对我国生效后显现,迫使法院不加区分地承认商事类争议的国际和解协议的效力,而其中某些类型的争议可能是我国立法本无意授权调解予以解决的,这损害了国际商事调解的正当性,减损了调解对于当事人的吸引力。为此,我国应当制定一部商事调解基本法,就可调解事项、调解的保密性以及和解协议的执行等当前立法盲点问题作出规定;引导民间机构建立调解员认证机制;制订调解员职业守则范本,并将职业守则的遵守情况与调解员认证挂钩;以调解员认证和职业守则为手段整合机构调解、律师调解和行业调解,推动我国一体化市场调解机制的形成。

营商环境与商贸流通效率——基于PSM模型的经验证据

新常态下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对营商环境改善和商贸流通业提质增效的内在要求同步且并不相悖,但营商环境水平较低的地区,其商贸流通效率提高任重道远。本文研究表明,营商环境改善可显著提高商贸流通效率,但该积极作用既存在一定的门槛效应,也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度、政府干预等决定地区流通市场需求规模因素的影响。同时,只有营商环境水平较高的地区,营商环境通过作用于地区人力资本、金融发展以及研究开发活动并进而影响商贸流通效率的中介效应才显著存在。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就如何改善营商环境并进而提高商贸流通效率给出有关政策建议。

我国商事调解协议的执行力问题研究——以《新加坡公约》生效为背景

2019年8月开放签署的《新加坡公约》通过明确肯定国际商事调解协议的执行力,正式强调了国际商事调解独立解决国际争议的价值。在我国,商事调解的发展起步较晚,长期以来调解协议仅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地位,国内现行的执行途径与公约构建的国际商事调解协议跨国执行机制存在较大冲突。考虑到《新加坡公约》所体现的全球调解发展趋势,我国应当尽快建立起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国内商事调解法律制度,包括加强调解员队伍的建设与制定独立的商事调解法,以良好衔接《新加坡公约》规则。

商事调解立法体系的递进式构建研究

中国“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构想的实施和《新加坡调解公约》的批准生效,亟待商事调解立法体系的构建。在权衡依法治国战略部署和现实发展迫切需求之下,商事调解立法体系应当采取“三步走”递进式构建方案。近期由国务院先行制定“商事调解暂行条例”,快速弥补现实中的迫切需求。同时,国家立法机关遵循科学立法原则对《人民调解法》进行与时俱进的整合修改,使之转化为一部综合“调解法”,把“商事调解暂行条例”中的条文提升至商事调解专章中。在未来民事程序的法典化编纂中,则在“民事程序法典”中设立“协商解决纠纷”专编,其中的“调解”专章整合前述“调解法”的全部条文,该章下设商事调解专节,包含商事调解的特殊条文。

涉外商事纠纷调解新模式探寻——以义乌市涉外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为例

近年来,义乌作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涉外商事纠纷时有发生,由于此类案件的审理周期长、成本高,所以诉讼并非解决纠纷的最佳方式。为此,义乌市司法局专门成立涉外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商事调解替代司法诉讼。该委员会依托丰富的司法资源,创新调解程序与形式,创造性地采用"以外调外"机制,并配合诚信档案机制解决了大量商事纠纷,为我国商事调解提供了新的实践模式,也为我国商事调解立法提供了重要的实践经验。

论仲调结合在“一带一路”商事纠纷解决中的运用

根据"一带一路"商事纠纷的显著特征,其解纷机制应满足形式灵活多元、合意性较强、跨国执行便利、专业水平高等需求。仲调结合作为一种复合型纠纷解决方式,与诉讼、商事仲裁、商事调解相比所具有的优势更能满足以上需求。目前,仲调结合主要存在"先调解后仲裁"与"先仲裁后调解"两种实践模式。为了优化仲调结合在"一带一路"商事纠纷解决中的运用,应丰富仲调结合形式与设置具体操作规则,加强仲调结合组织建设与解纷人才培育,充分赋予当事人选择权以克服程序质疑,健全错误仲调结合结果的救济机制,订立多边条约与承认互惠关系以优化跨国执行等。

商事调解的域外发展及其借鉴意义

随着全球对ADR的愈加重视,域外商事调解在调解机构和调解员的共同努力下经历了大发展的时期。一方面,商事主体对商事调解反应积极,调解员收入增加且队伍日益壮大。另一方面,调解机构的发展喜忧参半,国际商事调解虽有一定发展,仲裁仍然为国际商事纠纷主要解决手段。但无论如何,商事调解都有其不可替代的功能,商事调解市场也会更加成熟。域外商事调解的发展为起步中的中国商事调解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货币政策、金融杠杆与商业银行绩效——基于中国214家商业银行的非平衡面板数据

基于2005-2019年中国214家商业银行构成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考察政策周期内货币政策变化对商业银行绩效的影响,并重点分析杠杆率在货币政策影响商业银行绩效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货币政策会对商业银行绩效产生逆周期影响,且商业银行绩效对价格型货币政策更为敏感;(2)宽松货币政策下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和同业杠杆率都呈下降趋势;(3)杠杆率在货币政策影响商业银行绩效过程中充当中介变量。在分组研究中,低杠杆、小规模和上市银行组中渠道效应更加显著。

海南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的国际商事纠纷调解机制研究

调解是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弥补诉讼和仲裁在国际商事纠纷解决中的不足而兴起,现在已经发展成一种不可取代的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方式。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过程中涉及的国际商事纠纷具有显著特征,需要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作支撑,而调解以其独特的制度优势可以满足自由贸易港国际商事纠纷对解决机制的要求。下一阶段,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过程中,可以从国际调解中心的建立、国际仲裁院中调解与仲裁的结合、联合调解机制的发展、诉调对接平台的建设以及对律师调解的支持等方面着手,发挥调解在国际商事纠纷解决中的重要作用。

商事调解与民事调解的区分原理及其实现路径——基于2012～2013年中国商事调解研究文献的分析

受“民商合一”立法体例的影响，中国民商事调解一体化思维应运而生。纵观2012～2013年我国商事调解研究文献，商事调解始终受制于民事调解的既有研究结论，严重妨碍商事调解的理论发展并束缚实务部门对商事调解的实践探索。相对于民事主体而言，商事主体更符合经济理性人假设，商事活动也较民事活动更加注重对效率的追求，因而，尊重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作出的处分行为并维护商事调解协议的外观效力的正当性基础显著高于民事调解协议。

《新加坡公约》与我国商事调解制度的对接

《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的出台预示着全球商事纠纷解决制度的一次重大革新。《新加坡公约》《纽约公约》和《选择法院协议公约》这三部公约将会建构起调解、仲裁、判决的全球执行框架。我国加入《新加坡公约》后将会面对的最大的软肋便是我国商事调解制度的缺位。为了能够更好地发展我国的商事调解制度,顺利落实《新加坡公约》,我国宜采取两步走的战略。第一步是最高人民法院需积极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做好《新加坡公约》的适配工作。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做好公约项下的和解协议的审查、公约的明示保留和利用"一带一路"典型案例制度。通过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达成公约在我国的初步适用。第二步则是通过加入《新加坡公约》倒逼我国商事调解制度的建设。依靠第一步所积累下的经验教训,最终制定出既符合我国国情又紧跟世界潮流的中国的商事调解制度。虽然《新加坡公约》会带来某些挑战,但是加入公约可以发展我国的商事调解制度,最终为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设增添助力。

关于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实践中若干问题的思考

随着我国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深入,高校后勤企业已从规范剥离阶段向独立发展阶段提升,高校必须进一步完善和强化后勤行政管理职能,通过建立有效的监控机制和充分发挥其协调职能,既要为学校的教学、科研提供高效优质的后勤保障,同时也要积极培育和扶持后勤企业的发展和壮大,以确保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