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区域国别音乐研究”?——基于对民族音乐学学科史的回顾与反思

区域国别音乐研究主要以国别或国别中的区域音乐为切入点,借助于语言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人类学等交叉学科思维,将海外音乐置于全球史或“世界性社会”维度中,针对其蕴含的民族性格(心理)、文化功能、社会功能、政治功能、宗教功能等展开长期居住式的田野考察,为洞察海外社会、文化、政治、民俗、宗教等历史发展与当代变迁问题提供研究依据。从世界民族音乐到跨界(境)族群音乐研究再到区域国别音乐研究三者之间的学术生成语境与历史演进来看,似乎看到了“音乐政治学”研究的回归。比较音乐学、民族音乐学研究与区域国别音乐研究在研究理念、研究目的等方面有诸多共性与细微差异之处,其概念生成既是为了贴合国家主流意识的形态学术话语,整合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领域关于世界民族音乐、跨界族群音乐研究两者学术边界划分过细的问题,也是对比较音乐学、民族音乐学学科研究方法与研究目的的修正与反思。区域国别音乐研究不但可以有效助力中国“区域国别学”的研究进程与整体性研究,而且有助于从艺术学领域推进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整体性构建。

论我国民族音乐理论的初期建设(1949-1966)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66年,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研究形成第一个高峰。该时期理论成果主要是对民间音乐的收集、整理,研究与探讨主要集中于唱法问题、形态研究、历史演变、继承与改革、语言与音乐的关系等方面。对少数民族的音乐研究,多在采集、整理层面;宗教音乐也开始纳入学者的视野。中国民族音乐理论的初期建设呈现出“形态描述、乐种梳理与史学贯通”的三大学术传统,以及“音乐→文化→音乐”与“音乐、文化”一明一暗的学理路径。当代音乐研究应重视并继承我国本土的传统研究方法。

二十世纪马来西亚华人传统音乐文化的主题变迁

在实地田野考察和搜集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对20世纪马来西亚华人传统音乐文化的变迁进行了梳理和探讨,论述了其从传统地方性到新式统一性再到本土化发展的内在联系。华人传统音乐文化的变迁,使得马来西亚华人传统音乐文化从华人移民音乐成长为华族音乐文化,成为当地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变迁中,社团起到了很重要的支持作用。

联横合纵:中国少数民族音乐迈向“多元分层一体格局”的跨世纪转型

近70年来,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经历了从“族群–地域–定点”向“民族–区域–多点”转型和“走廊”连通“板块”的学术历程。在前期阶段,聚焦于一时一地的“族群–地域–定点”个案研究是一个基本的学术定势;到了中期(20世纪末叶),一种以单一民族为基本范畴,在不同省区展开“跨族群–地域–个案”研究的现象开始出现;而至后期(20-21世纪之交),由单一民族的族性音乐文化研究转向多民族、跨区域(跨省区、跨国界)的“区域音乐文化板块”研究以及借助“历史音乐文化走廊”连通不同“区域音乐文化板块”,以形成中华民族音乐文化“多元分层一体格局”的进一步转型又成了一个新的亮点,其中贯穿了一条由定点个案研究到多点比较研究的音乐人类学/音乐民族志学科方法论红线。田联韬先生与他的学生们几乎全程经历和体验了这个微观学术史课题研究的基本过程。

民族音乐与民族文化主体性

民族音乐是现代人和现代文化必然追捧的具有引领性的深刻概念,它是民族文化主体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世纪初至今的我国社会历史进程中,在一个较为宏观的理论框架下认识民族音乐,可以看到,民族音乐内涵的确立,与我国现代化进程和新文化建设的历史过程密切相关。在我国,民族音乐学还较早地进入了现代学科建设体系,并具有跨学科的属性。它在理论和方法上的贡献,不止于音乐学,也让民俗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多学科受益。在新中国史上,以民族音乐学的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民族形式的文化建设,为民族音乐学赢得了自己的历史地位、学术认同和社会关注,促进优秀民族音乐成分成为社会主义新文化构建的基本元素。当代民族音乐正在世界文化多样性保护的新格局中发挥作用,同时也遭遇了流行音乐和网络思维异化民族音乐的巨大风险,其中一个主要的风险源就是前教育传统的消失和市场经济的侵入。民族音乐学经过新一轮理论提升和拓展应用空间,可以使民族音乐成为当今文化多样性世界中既能保存差异、又能展开跨文化交流的内核文化部分。在新时期加强高校民族音乐优秀传统教育和人才培养,有助于使民族音乐释放出其所蕴含的无可替代的文化价值观,促进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推动人类"在思想中构建和平"。

探求汉族与少数民族音乐交融关系的教学实践与学术思考——以中央音乐学院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方向为例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央音乐学院创立了我国第一个也是迄今唯一一个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方向,并开始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该方向创建伊始,田联韬先生就敏锐地意识到汉族与少数民族音乐交融关系问题在教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体现出其高远的育人理想和深沉的家国情怀。在田先生的开拓与引领下,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方向学术共同体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为核心教育理念,在以单一少数民族音乐事象为主要研究对象同时涉及该民族与汉族及其他民族音乐文化间的交往互鉴、民族杂居区多民族音乐文化共生与混融、"文化线路"视阈下多民族互动及音乐传播交流状况等领域展开教研结合的探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并形成稳定有序的代际学术传承。

对东北少数民族锡伯族音乐的探究

东北少数民族有多种音乐形式和内容,如鄂伦春族音乐、鄂温克族音乐、锡伯族音乐、满族音乐、朝鲜族音乐等等。锡伯族音乐是东北少数民族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我国少数民族音乐的保存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现在更多的音乐工作者和爱好者关注并投身到少数民族音乐采集和整理工作中,让这种积淀了几个世纪历史文化的民族民间音乐更加悦耳动听。

藏彝走廊、茶马古道与南方丝绸之路--田联韬与学生们的川滇黔藏缅语族音乐文化研究

川滇黔是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腹心区域,也是藏彝走廊多族群文化交汇之处。在田联韬先生的开拓和引领下,三代学人对藏彝走廊、茶马古道和南方丝绸之路音乐文化的分布格局进行了学术观照,展现了多点民族志视野并兼具“民族区域音乐板块”和“历史音乐文化走廊”研究的特征。由此,从音乐文化的广泛采集,到音乐形态分析、历史文化阐释、方法思维解读的多模态研究;从定点个案研究,到汇聚为整体的、多点的“通道”研究;廊道交错、圈层互生不仅成为西南地区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特色,也铸就了川滇黔藏缅语族音乐研究的学术性格局。

中国南方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价值和意义再认识

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的音乐具有多重价值和意义 :“人本主义”音乐价值观 ;世界音乐文化的构建 ;历史研究的途径 ;中国传统音乐的发展 ;以中华文化为母语音乐教育体系的构建 ;

1979—1999年中国民族声乐理论研究回顾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习俗和风土人情。当然,能歌善舞的各族人民也有着五光十色、丰富多彩的民族歌曲。多年以来,随着民族文化的融合和西方外来音乐文化之间的交流,民族声乐在保留其传统的同时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该文通过对我国民族声乐艺术理论研究的回顾,对以往的理论研究进行思考和探索。通过对一些民族声乐理论文献的研读和探究,初步领悟到声乐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从理论中寻找到前人总结出的经验,在认识民族声乐理论研究所处现状及其今后发展趋势的理论基础上不断丰富我们的实践,同时在实践上不断地武装自己。

“环北部湾”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四十年的实践与反思(1980-2020)

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四十载的研究实践,其学理视角从早期对西方学科理论的“套用”,逐渐开始转向本土化理论建构与“中国经验”的探索和积累。在这期间,无论是对传统研究对象的静态共时性书写,还是新兴对象的动态关注,少数民族音乐研究都为其打开了“新视界”,其内部存在的多重可能性也为国际民族音乐学理论的中国实践提供了多样化的范本。其中,由琼、粤、桂、滇形成的“环北部湾”区域的少数民族音乐亦成为民族音乐学论题(Issue)的重要“发生地”。

蒙古族特色专业音乐基本乐科教学研究

音乐类各专业的基本乐科主要包括视唱练耳和乐理两门课程。这两门课程是所有音乐专业学生必修的两门音乐基础理论课。内蒙古地区蒙古族学生较多,从事长调、马头琴、呼麦、四胡等民族特色专业学习的学生很多,如何将这些蒙古族特色专业的学生从口传心授的学习模式转变为正规学院教育,同时又保持自身良好的民族特色是值得我们研究、摸索和实践的。

新疆区域音乐文化资源库建设探析

建立新疆区域的音乐文化资源库是推进新疆由文化资源大区向文化发展大区转变的举措之一。新疆音乐文化资源库的建设需要信息化的技术支持、公益性的传媒实体承载、组织机构的引导与管理。

朝鲜民族跨界音乐研究现状

从审视民族音乐学跨界研究的已有整体成果和价值看,针对"朝鲜民族"的跨界音乐研究力度还比较薄弱。文章以"朝鲜民族""朝鲜民族音乐""跨界"为研究界线,以"事实研究方向"为划分依据,从朝鲜民族"宫廷音乐""民间音乐""宗教音乐""近现代音乐""离散族群音乐"五个方面对该领域的跨界研究进行综述研究,从"音乐描述中的分类不明""音乐解释中的模式化""音乐描述和音乐解释脱离"三个方面对其研究现状、存在的问题与价值进行总结、界论,并提出建议——在跨界民族音乐研究中树立"跨界民族音乐分类学"的意识。

消亡民族音乐史研究的新进展——《中国古代契丹-辽音乐史料图文集》、《中国古代契丹-辽音乐文化考察与研究》漫议

消亡民族音乐史是中国民族音乐史不可遗缺的组成部分。契丹-辽乐舞源自唐五代,对辽全面接受中原文化起到了推动作用。《中国古代契丹-辽音乐史料图文集》、《中国古代契丹-辽音乐文化考察与研究》两本著作中,著者展示了在散布于辽、吉、内蒙、冀、陕、京、津等地遗存的契丹-辽文物中搜求到的370张音乐文物图片,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对契丹-辽的乐器发展进行了细致研究,考察研究了拍板、唢呐、琵琶、三弦、奚琴等乐器,从中可以窥探各民族音乐形成发展之端倪;对契丹-辽锨琴及琴谱、琴歌提出讨论,推进了此领域研究的进展。本文在点赞两本著作的同时,其意也在于希望多有道合者共同致力于对消亡民族音乐的研究。

杨民康的中国民族音乐学本土化实践与理论贡献

1980年后中国民族音乐学获得了长足发展,这与各领域学者们从理论与实践上积极推进民族音乐学本土化不无相关。杨民康作为中央音乐学院首位自己培养的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及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方向研究生,后又于香港中文大学获得哲学(民族音乐学)博士学位,他从开始学问就建立了民族音乐学本土化的目标追求,并由家乡云南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研究起步,通过对象领域的不断拓展与理论研究的层层深入,主要在中国南方少数民族暨跨界族群音乐(泛传统音乐)研究、音乐民族志与民族音乐学本土理论体系建构等方面取得了瞩目成就。他从理论和实践层面上平衡中西、古今学统,始终以开放、立体、多元、动态的眼光看待并解释不断变化着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基于对中国传统音乐及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特征的深层认知和对中西方多学科理论成果融会贯通与创造,提出了如“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多元分层一体化”“以仪式为中心”“以表演为经纬”“泛传统音乐”等概念,“音乐文化本位模式分析”“圈层丛”“蛋糕夹层”论说,有关仪式音乐民族志、仪式音乐表演民族志方法论,以及为将音乐与文化、汉族与少数民族、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与中国民族音乐学其他两个分支学科、与艺术学、与其他人文学科贯通的诸多尝试,为当下中国乃至世界民族音乐学学术体系提供了一份个性化的经验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