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越边民跨国流动与社会稳定研究——基于国家、地方与边民的视角

血缘关系使滇越边民频交簌往在中越两国边境,影响着国家疆域的巩固和边疆民族社会秩序的稳定。国家安边守土的治国思路,使边民得到惠施的同时,也为边商创造了跨境从商的机会。边商的边境从商行为又为两地边民务工创设下良好环境,进而泛化滇越边民的跨国越境行为,滇越边境的正常社会秩序面临更大挑战。维稳滇越边境关键在于国家、地方和边民三者之间构织起一个有序的会通和并接环境。

《网络安全法》时代数据跨境传输的企业合规挑战

近年来,中国政府已开始逐渐关注数据跨境传输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的通过标志着中国从法律层面首次对数据的跨境传输进行限制。虽然世界各国在限制数据的跨境传输方面有着不同的规范体系及模式,但《网络安全法》仅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数据跨境传输进行限制。目前中国的网络安全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建立,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具体范围尚不明确,有待后续规定的落实。可以预见,《网络安全法》的有关规定将为在华运营的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带来新的合规挑战。在商业运营中,企业应完善自身合规制度,密切关注后续实施细则的制定与实施,依法进行跨境数据传输的安全评估工作,并做好数据本地化的技术准备。

跨国人口流动视域下边境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例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朝鲜族跨国人口流动在我国少数民族中属于典型,其边境农村人口空心化、老龄化、贫困化问题尤为突出,加之自然灾害和跨国突发事件交织,乡村振兴战略在这一地区的实施更为艰巨和复杂。边境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离不开人才、民族传统文化和产业的支撑,要因地制宜地开发人力资本,推动乡村人才振兴;拓宽扶贫渠道,增强边民内生性发展能力;坚持走民族文化保护与特色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之路,与此同时,应重视边境自然灾害及突发事件的预防。

区域、疆界及治理视域下的滇越边民跨境流动问题

在历史长时段里,滇越曾同隶于中央政权之下,并无疆界问题,直到进入宗藩时代始有此疆彼界之分。所谓边民跨境流动问题,对于边境地区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只是一件并不存在疑问的生活琐事。跨境而居,虽然使得边民身份在政治层面发生着分化,但在社会生活层面则延续了共同的传统和习俗。何况古代国家对于疆域尽头,在管理上原本鞭长莫及,边民的跨境流动,自始便是一种自然且政治上无意识的日常内容。所谓“边民的跨境流动问题”,便是一个纯粹政治疆界视角的边境治理问题。随着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设想的提出,以边民跨境流动所依赖的相同、相似民族特性,恰成为这一进程在地域上推进的系统性社会基础。

面向“移民时代”的人口管理一体化新格局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人口管理不仅是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基础工程,更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工程。在全球化浪潮推动下,世界从20世纪中叶开始进入“移民时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管理的对象先是在传统“户籍人口”“常住人口”基础上,基于人户分离逐步增加了“暂住人口”“流动人口”等内容;后又基于跨境流动增加了“跨国流动人员”“境外人口”等内容,发展成为“实有人口”管理。现阶段人口管理呈现分散化的特征,具体表现为:从对象看,人口包括公民和非公民;从范围看,管辖已经涉及境内和境外;从身份看,可能同时存在多个身份且动态变化;从体制看,职责分工配置相对分散;从技术看,缺少覆盖复杂身份类型的唯一身份代码。面向“移民时代”的人口管理新格局,应当体现更加有利于保护权利、促进发展、维护安全、增进融合的原则,并在实现路径上以系统化的理念为引领,以协同化的机制为保障,以数字化的平台为驱动,以一元化的体制为愿景,推动人口管理格局由分散化向一体化方向演进跃迁。

跨国流动中的社会交往与文化沟通——城市传播视角下的越南边民跨境生计研究

跨国生计和实践促成的流动,使越南边民成为边境城市文化的参与者。而在与中国人及当地社会生活展开交往互动的过程中,中越两国边民共同构筑起一个交叠着地理生态、经济市场等特征的新的社会文化空间。从城市传播的视角入手,将这种充满跨国文化和复杂网络的社会文化空间视为"可交往城市"。在这个空间中,越南边民不仅通过商业往来、职业选择等流动的方式融入当地社会,同时,更通过微信等社交媒体和国内国外社群保持线上的联络与沟通,从而将"可交往"更深入地延伸至网络空间。聚焦中越边境口岸城市越南边民的跨国流动,通过呈现流动中草根群体的城市生活与日常交往,分析因流动的空间、交通工具、职业、信息、社会关系编织和型构起来的新的城市网络,从而探讨越南边民与中国当地居民共同塑造出的"可流动性"。最终,探讨跨国流动如何成为一种塑造新的城市文化与空间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