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赌博犯罪的罪名体系与法律适用

随着一系列司法解释的出台和《刑法修正案(十一)》的立法修订,我国网络赌博犯罪的罪名体系日益完备,但与此同时其罪名关系和法律适用也越发复杂。赌博罪和开设赌场罪构成一般法条和特别法条的法条竞合关系,网络语境下两罪的界分不仅应强调赌场概念的高度组织性和对外开放性,而且应注重开设行为的经营性特征。赌博罪和组织参与国(境)外赌博罪同样构成一般法条和特别法条的法条竞合关系,对仅仅组织在线参与国(境)外赌博的行为,出于法律适用明确性和罪刑均衡的考虑,原则上仍按照赌博罪论处较为妥当。开设赌场罪和组织参与国(境)外赌博罪存在行为性质上的差异,但当行为人通过组织参与国(境)外赌博行为的方式来经营赌场时,仍可构成开设赌场罪和组织参与国(境)外赌博罪的法条竞合,开设赌场罪作为特别法条应优先适用。

跨境网络赌博犯罪治理研究

在互联网日益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网络黑产犯罪的负面影响日益突显,社会危害极大,以跨境网络赌博犯罪为代表的网络黑产犯罪具有隐蔽性强、产业专业化与危害辐射广等特点。跨境网络赌博的形式繁杂多样、套路层出不穷,公安机关需要对跨境网络赌博犯罪的案发态势、犯罪机理进行系统梳理总结,通过优化组织警力依法查处、强化侦查措施等手段确保精准打击跨境网络赌博犯罪黑色链条,抓紧犯罪打处关键环节,巩固网络空间秩序,实现跨境网络赌博犯罪治理。

信息时代网络赌博犯罪治理困境与路径

信息时代的网络赌博犯罪与传统赌博犯罪相比,呈现出时空跨度广、存续时间长,文化程度低、犯罪人员年轻化,技术手段新、犯罪模式多样化等新特点。在网络赌博犯罪的治理中存在着实体要素与虚拟要素交织、赌博犯罪呈现链条形态、跨境合作存在诸多障碍、资金流向错综复杂、诈骗与赌博交叉融合等困境,应当充分发挥大数据技术的机能,阻断网络赌博的推广渠道,加强对链条型犯罪的打击治理,提升公安机关合成作战的内部合力,促成社会力量参与网络赌博治理的外部合力,加强重点群体的宣传教育,逐步提升我国应对网络赌博犯罪的治理能力。

东南亚地区中国公民跨境网络犯罪及治理研究

2020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涉嫌网络犯罪14.2万人,同比上升47.9%,最高检成立惩治网络犯罪、维护网络安全研究指导组,统筹协调深化打击治理网络犯罪工作。东南亚地区已经成为中国公民跨境实施网络诈骗、网络赌博犯罪的主要目的地。大量中国公民跨境到东南亚各国实施针对我国境内民众的网络犯罪,不仅给国内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巨大威胁,也造成与流入国民众的紧张关系。通过2011年至2019年期间东南亚各国移交回国的网络诈骗人员情况分析,发现移交人数总体上升,并在2019年达到峰值。从犯罪窝点的空间分布和转移来看,实施网络诈骗和网络赌博的犯罪者对犯罪窝点的选择,其考虑因素各有不同,前者主要考虑经济成本和惩罚成本,后者更多受政策法律和执法力度影响;在多种因素作用下,犯罪窝点地有从遍布东南亚向缅甸北部聚集的趋势。从犯罪特征的变化来看,具有犯罪组织公司化、主犯隐蔽化和从犯胁迫化、犯罪的上下游产业链条化以及网络诈骗和网络赌博融合化等特征。有效治理东南亚地区中国公民跨境网络犯罪,需要采取完善打击跨境网络犯罪及其周边产业的法治体系,创新机制推进国际执法合作,严控重点人员出境与回流,全链条管控网络犯罪周边产业等综合策略。

大数据背景下网络赌博犯罪特点及侦查对策

在大数据时代,网络赌博犯罪嫌疑人利用“数据技术”创造各种有利犯罪条件在网络虚拟空间大肆实施网络赌博犯罪行为,污染网络空间社会风气,影响社会秩序稳定。网络赌博犯罪在信息流转快速的大数据时代呈现出隐匿性、有组织性、产业链条性、欺诈性及涉赌资金流转多渠道性等特点,这些特点生成增加了侦查及打击处置网络赌博犯罪案件难度。在网络赌博犯罪案件侦查实践中,面临着案件线索发现难、侦查取证难、资金调查难、涉赌犯罪嫌疑人抓捕难等问题。基于此,立足于大数据的时代背景,从大数据技术助推侦查的视角探析应对网络赌博犯罪案件对策,具体从发挥大数据预警监测功能、强化大数据驱动侦查、利用大数据技术完善对涉赌资金流查控、强化大数据支撑下的合成作战模式等方面思考打击治理网络赌博犯罪案件的侦查对策。

网络赌博犯罪中帮助收取赌资行为的司法认定

文章针对一宗网络赌博案件,详细阐述了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协助赌博网站代理之间款项结算行为的定性分歧观点及理由,以法理的角度从三方面论证分析了该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帮助赌资流转的双向结算行为及其金额已达到犯罪标准,构成网络赌博罪。

论我国网络赌球治理的困境与对策

我国对网络赌球规制的相关法律规定不健全,使司法实践存在着诸多困境,表现为在惩处普通赌客时力度较轻,缺乏威慑力,而在惩处足球相关从业者、第三方支付商时又缺乏合适的罪名等。对于利用网络进行赌球这一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也没有规定从重处罚的量刑情节,对于网络赌博的打击仍然存在不少盲点。需要完善现有立法、创新监管机制,从而杜绝网络赌球的发生。

微信群聊赌博刑事案件的法理解析

大数据显示,利用微信群聊赌博行为通常被认定为重罪即开设赌场罪而非轻罪即赌博罪,这种以重罪化震慑潜在犯罪人的裁判倾向是受预防性刑法观影响的结果。预防刑法对激活刑事立法的犯罪治理功能具有重要指导作用,但在刑事司法中却不可恣意扩张。有关开设赌场罪的最高人民法院第105号和第106号指导性案例指示了控制性和持续性要素,但并未明确阐释具体认定规则。利用微信群聊赌博行为构成开设赌场罪的,应符合类型化的标准,即行为人建立微信群的营利性、行为人对微信群的支配性和微信群的开放性。

网络赌博犯罪的特征、认定与刑法完善

网络赌博犯罪是依托于互联网技术发展而衍生的一种新兴犯罪形式,其与传统赌博犯罪相比较,拥有主体隐蔽、犯罪成本低等特点。对于网络赌博犯罪,不仅要明确其概念,更要解决罪与非罪、"开设赌场"等司法认定问题。基于网络赌博犯罪的特殊性,应增设网络赌博罪,进一步完善刑事立法。

治理网络赌博法律模式的完善

网络赌博是赌博与信息时代相结合的产物。与传统赌博相比,网络赌博的社会危害性更大,主体更广泛,客体更复杂,犯罪形式多样化。我国网络赌博的相关立法存在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要对网络赌博罪主体进行科学分类,加重网络赌博行为的法定责任,严格禁止赌资流动,搞好国际间反赌博合作。

网络赌博中开设赌场罪的若干问题探讨

网络赌博犯罪是新型犯罪方式,其中利用计算机网络开设赌场罪呈高发趋势,只有充分认识网络赌博中开设赌场罪的特点,才能对此罪作出准确的界定。司法部门在打击网络犯罪的同时,还应当采取各种措施预防犯罪。

论网络赌球的刑法规制

刑法学视角下的网络赌球是侵害社会秩序法益的跨地域、规模化并以网络为工具的团伙式新型赌博行为。法律实务中司法解释类型化缺失和共犯、罪数认定模糊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网络赌球犯罪行为的刑法适用。在行为刑法的立场下,运用类型化思维将网络赌球分为参与型和组织型两类,应以法益侵害和犯罪行为的三性原理规范赌博罪和开设赌场罪的法律适用问题,主张以行为共同说解决网络赌球共犯问题,按数罪并罚或择一重处对网络赌球罪数问题予以处置。

打击跨境网络赌博犯罪的难点与对策研究

近年来,跨境网络赌博犯罪高发,严重危害我国经济安全和公民的财产安全,损害我国国家形象,亟需加大力度打击整治。分析犯罪特征是感知犯罪的重要方式,也是打击犯罪的重要手段。利用中国裁判文书网数据,通过文本筛选和数据整理,进行关键字段提取,分析犯罪发展态势、地域分布特征、主体特征和犯罪形式特征,归纳打击难点,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加大宣传、预警防控、源头治理和国际协作的打击对策。

网络赌博犯罪环节及治理对策研究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地下赌场逐渐将赌博相关业务转移至网络。为规避侦查,网络赌博团伙常采取网站多域名、服务器在境外、多维度推广等形式进行招赌吸赌活动,犯罪隐蔽性强、危害大,造成了取证难、抓捕难的现象。通过分析网络赌博各犯罪环节,即产生动机阶段、犯罪预备阶段和犯罪实施阶段,理清各环节犯罪团伙的心理或行为,提出以综合治理消除犯罪动机、以反制手段建立事前预防,以追踪溯源阻断犯罪实施,进而遏制并全面打击网络赌博犯罪。

网络赌博犯罪的原因及防范对策--犯罪经济学的视角

在互联网时代,网络犯罪呈现高发态势。网络赌博犯罪作为一种新兴的网络犯罪,具有犯罪成本小、短期犯罪收益明显、查缉难度大的特点,因而成为困扰基层办案机关的一大难题。传统的打击思路在于通过网络溯源的方法锁定网络赌博平台和涉赌人员,然而借助犯罪经济学有关供需模型、成本收益模型、博弈论等理论,可以帮助公安机关从网络赌博参赌人员、网络平台的维度分析网络赌博犯罪高发原因,并形成相应的防范对策。

网络赌博犯罪跨境电子取证的中国路径构建

电子证据是打击网络赌博犯罪的最有效证据,网络赌博犯罪的跨国界发展,使跨境电子取证成为我国打击网络赌博犯罪的重要取证方式。基于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模式的电子取证难以发挥效力,单向取证模式也存在一定弊端。因此,我国需要对内完善国内法律规范,对外发挥我国法律的域外效力并加强国际合作,同时探索侦查机关向网络服务提供者直接取证模式,加强侦查人员能力建设,以期构建网络赌博犯罪跨境电子取证的便捷、高效模式。

网络赌球犯罪分析与侦查对策研究--以浙江省网络赌球案件为视角

近年来,一些犯罪团伙利用社会公众对足球的关注,建立起以足球赛事为主要玩法的网络赌球平台,企图从中牟利。网络赌球犯罪作为典型的非接触性犯罪,因其手法隐蔽、犯罪成本低、牟利大、形式多样等原因日益猖獗,严重危害了社会管理秩序,成为影响当前社会稳定的消极因素之一。为维护社会秩序,打击网络赌球犯罪,对中国裁判文书网收录的部分网络赌球犯罪裁判文书进行分析研究,基于文献计量法和内容分析法梳理出当前网络赌球犯罪侦查工作存在的发现难、追缴难、取证难和协作难困境,进而从线索来源、侦查理念、取证能力和侦查协作四个方面提出侦查对策,以期对网络赌球犯罪侦查工作有所裨益。

论网络棋牌对局游戏与赌博罪的界限

网络棋牌对局游戏被广为接受,但这不足以说明所有游戏行为的合法性。基于教义学的视角审视,部分游戏行为侵害了赌博罪的法益,符合"以营利为目的"的主观要件,与"聚众赌博"或"以赌博为业"的客观要件相契合,赌博罪成立。有必要明确合法网络游戏行为与赌博罪的界限,一方面由于网络游戏平台对法益的危险发生领域的支配能力有限,同时其积极阻止平台下的赌博行为,原则上无罪。另一方面由于违法判断标准"数额"的存在和平台的约束,只有极少数游戏行为是赌博行为,构成赌博罪,不会造成处罚范围过大,不会降低公众对刑法的认同感。

跨境网络赌博犯罪侦查取证困境探析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人类社会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使得跨境网络赌博犯罪形势日益严峻。作为一种典型的跨境犯罪,跨境执法面临着国家层面刑事管辖权冲突问题,导致侦查机关跨境收集电子证据面临着各种法律和技术困境,因此侦查机关需要更新侦查理念和手段,在坚持维护国家网络空间主权与安全的基础上,推进传统刑事司法协助取证模式发展,完善远程跨境电子取证的流程和规则,积极寻求国际合作,共同打击跨境网络赌博犯罪。

互联网深化与网络犯罪治理——基于2008~2020年中国裁判文书网数据的实证分析

网络犯罪已成为危害国家政治安全、网络安全、社会安全、经济安全等的重要风险之一,加强网络犯罪治理是实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战略的底板工程。本文以网络赌博犯罪为切入点,基于中国裁判文书网提取2008~2020年中国各地级及以上城市网络赌博犯罪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互联网深化对网络赌博犯罪的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第一,网络赌博犯罪具有与传统接触类犯罪类似的空间集聚特征,互联网深化不仅对网络赌博犯罪具有推波助澜的效应,而且对周边地区的网络赌博犯罪产生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经过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第二,互联网深化对网络赌博犯罪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方向性:发达地区的互联网深化对欠发达地区的网络赌博犯罪产生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中心城市的互联网深化对非中心城市的网络赌博犯罪产生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反之则不成立。第三,互联网深化对网络赌博犯罪的空间溢出存在地理衰减特征和边界效应,最强作用距离为500km,衰减边界为800km。研究结论为加强网络安全监管、实施区域差异化防控策略和构建共享共治新格局提供了科学决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