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群体何以遭受电信网络诈骗?——基于布迪厄的探究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形势严峻,青年群体是主要受骗者。质性研究发现,劣场博弈、惯习迟滞及无资对抗是青年群体遭受电信网络诈骗的前置因素,而贯穿于电信网络诈骗实践全过程的误识才是青年被骗的核心所在。误识是青年受骗者对电信网络诈骗场域建立的一种信念状态,具体表现为:在入场阶段对幻象的误识,在诈骗方争取合法性阶段对规则的误识,在诈骗方资本掠夺阶段对象征权力的误识。误识不仅是青年受骗者发生身体化运作的原因,还是场域结构得以长期维系的原因。因此,要从主体性视角来预防和消除青年群体对电信网络诈骗的误识,改善其安全情境与理性思维。

新质公安战斗力:公安机关社会治安治理的实践创新——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治理为视角

进入新时代,科技创新不断推进生产力发展,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新质生产力应运而生,反映出生产力的质变。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治安领域出现了新常态,而社会治安新常态又带来了新的社会治安治理需求,具体表现在安全新需求、效率新需求、秩序新需求以及伦理新需求等方面。为了满足社会治安治理的新需求,公安机关应积极创新,以新能力、新模式、新关系、新措施以及新融合来助力形成新质公安战斗力,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公安力量.

关于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侦查用谋的思考

应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高发态势,仅从技术层面创新侦查技战法、优化侦查技术策略存在一定局限。公安机关应秉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路,在进一步强化信息技术作用的前提下,高度重视侦查谋略在此类案件中的运用和创新。运用侦查谋略,能够弥补信息技术手段在侦查中的不足,充分发挥侦查主体智慧优势,进一步查明案情、获取证据、抓获犯罪嫌疑人。侦查此类犯罪案件,侦查人员应审时度势、因势设谋,通过攻心夺气、奇正相合、示形用佯、迂直相寓等谋略,积极主动开展谋势、谋人、谋事、谋证等方面工作。

电信运营商客户信息管控的研究与实践

为解决近年来运营商客户信息频繁泄露导致的电信诈骗问题,采用OCX验真、双重校验、笔记仿真等技术手段,建立智能稽核平台和二次稽核机制、机器人外呼机制,并加大宣传引导力度等。这些举措可综合管控客户信息源头,旨在防止运营商客户信息被泄露、篡改和冒用,从而打造一道坚不可摧的客户信息保护防线,对于减少电信网络诈骗、提升电信网络诈骗治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大学生电信网络诈骗受骗易感性问卷的编制

目的:编制大学生电信网络诈骗受骗易感性问卷(CSSTNFQ)并检验其效度和信度。方法:结合文献分析与深度访谈,拟定大学生电信网络诈骗受骗易感性理论结构和指标体系编制初始问卷。选取大学生429人进行条目分析和探索性因子分析,845人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与内部一致性信度检验,其中62人2周后重测;另外选取593人进行效标关联效度检验,以受骗易感性量表(VFS)作为效标工具。结果:CSSTNFQ共25个条目,分为网络使用习惯、网络信任倾向、信息加工方式、防诈知识储备、需求偏好和自我控制6个因子,可解释60.33%的方差变异。验证性因子分析表明6因子结构拟合良好(χ2/df=3.42,GFI=0.92,CFI=0.93,IFI=0.93,TLI=0.92,RMSEA=0.05,SRMR=0.05);效标效度检验显示,CSSTNFQ总分及各因子得分与VFS总分均正相关(ICC=0.12~0.62,均P<0.01)。CSSTNFQ总问卷与各因子的Cronbachα系数为0.73~0.88,重测信度(ICC)为0.77~0.93。结论:本研究编制的大学生电信网络诈骗受骗易感性问卷具有较好的效度和信度。

基于事理图谱的受骗网络行为风险演进研究

基于真实案件数据,从电信网络诈骗受害人的网络行为视角对受骗网络行为风险进行研究,能有效提升电信网络诈骗的防治能力。为此,文章首先利用LTP工具对相关数据进行处理。其次,通过模板匹配的方法从相关的语料数据中抽取受骗网络行为风险事件及事件之间的事理逻辑关系,并构建受骗网络行为风险的具体事理图谱。然后,文章构建了基于自编码器的深度聚类模型,对提取的风险事件进行泛化聚类,并根据泛化结果构建了受骗网络行为风险的抽象事理图谱。最后,基于所构建的具体和抽象事理图谱,利用案件流程分析模型与复杂网络分析技术,剖析受骗网络行为风险的构成与规律。文章将电信网络诈骗的受骗网络行为风险划分为接触风险、信任欺骗风险、心理漏洞利用风险和行为控制风险4个环节,并总结了各风险环节的时序、构成等规律。

电信网络诈骗中罪名认定争议及其教义学应对

对近五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判决书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该种犯罪的罪名认定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关联犯罪上下扩散、罪名群内部认定混乱、帮助行为定性分歧等问题,而这主要是由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法益、行为要件、既遂标准的不明确所引发。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侵犯的法益具有复合性,即在财产法益之外还有网络公共秩序法益。法益复合性决定了单以诈骗罪无法完整地评价电信网络的诈骗行为,既有的司法解释忽视了电信网络诈骗在行为方式上的特殊性,采用拟制方式将其纳入诈骗罪评价范围考量,导致司法人员在罪名适用时无所适从。因此,必须通过教义学的途径明确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上下游关联行为的罪名归属,从而妥善解决司法适用中的难题。

高校电信网络诈骗案研究与启示――六所高校数据对比与分析

本文对华东地区某市6所高校2017~2021年发生的1000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进行分析研究,并与2012~2016年发生在该6所学校的1074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进行对比分析。从实证角度分析,发现近10年高校电信网络诈骗的演变,既存在稳定特征,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为高校电信网络诈骗防范工作提供强有力的事实依据。

电信网络诈骗非法提供两卡行为司法治理研究

当前法律规范下,大量为电信网络诈骗非法提供两卡行为被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认定并处之以刑罚,不仅难以实现刑法惩罚与保护的目的,反而可能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造成刑事司法资源的浪费。对其中形式上符合犯罪构成要件但实质上不需要判处刑罚的案件,在司法裁判中作出罪处理不仅具有必要性,还能够从损害可弥补、被侵害的法益可修复等角度找到理论支撑,在我国现行实体、程序法框架中也是有据可依的。非法提供两卡构成犯罪案件,如果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和再犯罪可能性低、行为本身危害性小、行为人事后认罪悔罪并积极退赔退赃或有其他轻微情节,可以考虑在司法裁判时免予刑事处罚。

“成本—收益”视角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治理研究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治理已成为全球性难题,仅依靠既有的常规研究方法,容易陷入“除完善自身逻辑体系外再难有实质创新”的僵局。引入犯罪经济学中的“成本一收益”理论,结合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基础成本、机会成本、犯罪惩罚成本、犯罪收益等相关因素,发现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具有犯罪收益和惩罚成本高、犯罪基础成本和机会成本低等特点。应展开多元主体治理,全面打击上下游犯罪产业链,改变成本收益比失衡现状,增加犯罪成本,积极开展群众路线,从而提升治理能力和水平。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发展趋势及侦查治理路径

多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国家持续推动相关立法工作的开展,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治理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得到了生动的诠释。但是,反诈工作任重而道远,溯源治理、综合治理的执法任务仍然艰巨。本文分析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的发展趋势,发现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具有交易诈骗与交易纠纷难辨别、信息公开隐患难除、诈骗阻断与反阻断对抗加剧、境外大型犯罪集团正在形成的发展趋势和治理困境,在总结经验和提出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提升犯罪预测预警能力、完善法律制度体系、优化个人信息管理机制、促进全球共同治理等侦查对策与治理途径,以此来提高侦查效率,提升治理效果。

新时代“枫桥经验”视角下新质公安战斗力提升路径研究——以电诈犯罪治理为例

新质公安战斗力的形成和提升是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公安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新时代“枫桥经验”为新质公安战斗力的形成和提升提供了实践路径。以电信网络诈骗治理为例,梳理治理难点,可从警务运行机制、多元主体参与、社区警务模式和执法规范化建设四个方面着手,加快形成和提升新质公安战斗力。同时,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成效也可以检验新质公安战斗力和队伍素质建设水平,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推动公安工作高质量发展。

高校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类型及防范措施研究

近年来随着社会环境和金融手段的发展,校园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目前以电信网络诈骗为主的相关案件在高校呈现出高发态势,高校师生生活和校园安全受到严重影响。基于高校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实证分析,提出了高校电信网络诈骗案件防范措施和思路,以推动高校数字化平安校园建设。

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脚本分析及干预对策

近年来,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形势十分严峻,该类犯罪具有犯罪组织严密、犯罪手段隐蔽性强、链条化运作和涉案者年轻化等特点。以2018年至2021年中国裁判文书网上61例冒充公检法式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信息公开案件为样本,归纳分析冒充公检法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的犯罪脚本。通过对犯罪脚本准备阶段、事前阶段、实施阶段和事后阶段等四个阶段的分析,发现当前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治理仍存在年轻人易轻信诱惑、出入境管控仍存在漏洞、“两卡”问题突出等多个薄弱环节,导致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高发。通过脚本分析设计情境干预措施,引导年轻人树立正确就业观,加强出入境管控力度,加强“两卡”问题监管,实现对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的有效治理。

论互联网平台的反电诈协助执法义务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源头治理与综合治理离不开互联网平台在“第一道防线”的在线控制,《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对互联网平台向公安机关、监管部门提供技术支持和协助执法作出了原则性规定,但技术支持与协助的具体内涵及程序规则尚存在大量的法律留白,亟待细化和完善。对此,应全面梳理反电诈协助执法义务的程序法渊源与治理法基础,结合平台协助执法的丰富实践,探究协助执法义务的基本内涵,把握平台协助执法的初步计算、筛选计算、循环计算属性,厘定响应协助与主动协助两种类型,提出比例调证、紧急协助、跨境调证、在线调证、分级担责、算法备案、实时监测、紧急止付、情况反馈等具体协助规则,从而更好地发挥互联网平台的数字看门人功能。

电信网络诈骗以诈骗罪为核心罪名的逻辑展开与犯罪控制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具有成员群体化、体系链条化、手段多样化的特性,从犯罪生成过程来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形成了以诈骗罪为核心、以网络黑灰产业犯罪为周边的犯罪链条。司法机关仍然以打击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等末端犯罪为重心的治标思维无力纾解现今网络诈骗犯罪屡禁不止的司法治理难题。实现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标本兼治的关键是构建“源头治理”的司法战略,重点打击核心诈骗行为、严惩诈骗行为人,特别是诈骗团伙的组织者、骨干成员。“源头治理”要求从犯罪发生始端加强事前防范和预防犯罪,抓住网络诈骗的核心犯罪原因,在“网络犯罪场”理论中消解、弱化致罪因素,实现全民反诈目标。

高校电信网络诈骗的现状及对策分析

大学生群体近年来已成为电信网络诈骗受害的“重灾区”,年轻的大学生受到不法侵害后,因为涉世未深,心理承受能力又较为薄弱,很容易在受骗之后产生财务损失之外的更恶劣的后果。本文从电信网络诈骗的现状、产生的原因以及如何预防三个方面对高校电信网络诈骗进行分析,以期为电信网络诈骗的预防提供一些可供参考的建议。

电信网络诈骗治理的理念调试与路径抉择:一个技术的分析框架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在严厉打击下仍然呈现高发态势,严重危害了国家利益、社会秩序稳定和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当前对电信网络诈骗的治理基本遵循重罚打击、事后回应的传统模式,面临规定僵化、取证困难、管辖权难以确定、财产保护滞后等困境。针对这些问题,需要从理念革新与路径选择入手,倡导符合革新治理、精准打击、源头治理等要求的治理理念,通过构建反诈知识图谱、强化易感人群识别、升级网络拦截技术等路径,不断强化技术支持,从而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全方位技术防范机制。

我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时空分布及社会人口特征

随着我国互联网的普及和用户规模的不断扩大,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已成为当前最突出的刑事犯罪类型。以裁判文书网中相关案件的一审判决书为依据,基于犯罪地理学视角,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时空特征和社会人口特征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我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存在犯罪的时间、地点明显聚集,涉案嫌疑人年轻化、受教育程度较低等显著特征。为更好地预防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相关部门应有针对性地采取差异化防控策略,同时加强宣传教育,创造就业机会,力求从源头上遏制此类犯罪的发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行政处罚的困境及对策研究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发案率居高不下,存在破案率低、出境打击困难、止付挽损迟延性高等问题。由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治理事关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以部门法合作规制的方式,寻求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协同作业的新模式,全面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更好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但是,在实践过程中也存在“明知”认定标准模糊、行政处罚程序混乱、行政处罚金额差距过大、行刑衔接仍有滞塞等一些问题。经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分析,并结合国家相关政策文件、真实案例等,探讨该法弥补行政处罚的缺位对个人产生的行政责任影响,提出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法理念、对“明知”的推定加以限制等优化对策,以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