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人工智能:检察改革的“阿里阿德涅线团”?

新一轮司法改革旨在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为此,改革在公诉证据领域进行了一系列制度重构,以期衡平证据形式价值与实质价值、贯彻证据裁判原则。制度改造路径意期建立证据的外部监控机制以保障证据质量,然则这亦导致证据“事实确证”实质价值与形式价值难以衡平。法律人工智能由于具备高度形式理性,与改革目标具有同构性,被决策者寄予了作为“阿里阿德涅线团”、架设建立在司法主体上的内在辅助机制、重构证据制度结构、衡平证据的形式价值与实质价值的功能预期。但是,法律人工智能作为主体外的辅助机制,终究不能作为改革的治本之策,不然可能导致“伊卡洛斯之翼”式的悲剧。唯有从根本上提升司法人员的素质与意识,结合技术路径,才能造就改革真正的“阿里阿德涅线团”。

监察体制改革视阈下检察机关提前介入职务犯罪监察调查的困境与出路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未动摇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监察调查是落实监检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关系的重要机制,兼具履行法律监督与实现诉讼职能的双重价值属性。现阶段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监察调查实践中普遍存在提前介入时间不充裕、角色定位错位、提前介入率过高和被调查人权利救济机制缺位等难题。消解的路径宜从提前介入时间节点的合理选择、检察机关角色的应然定位、限定适用提前介入的案件范围,以及明确监察调查阶段被调查人获得法律帮助的权利等方面加以规范。

论检察权的定位——兼论我国检察机构改革

作为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一种过渡性权力,检察权兼具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双重属性。与此相适应,检察权的运作也遵循着检察一体与检察独立的双重机制。检察一体,包括组织一体和心理一体两个层面;而检察独立,则包括组织独立与功能独立。检察权独立行使,是其承担法律监督功能的基础。为此,必须通过相关制度设置,从资源、身份、资质、权利等方面保障检察权的独立行使。在我国,虽然《宪法》规定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但是由于宪法和法律对保障检察机关组织独立的具体措施缺乏规定,致使检察机关独立行使职权面临着诸多障碍,其中主要是检察权地方化问题。因此,当前我国检察机构改革的方向应当是保障检察权的独立行使。

“以审判为中心”视角下检察工作的挑战与应对

"以审判为中心"改革的推进,是当前司法改革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其目的在于建构现代化的刑事诉讼程序。审判中心主义表面指向审判,实则统领刑事诉讼的全过程,对侦查、起诉、审判以及法律监督职能的行使都将产生深远影响。检察工作贯穿刑事诉讼的始终,对其职能范围与职能关系的调整不仅是改革的要求,也直接关系改革的成败。为顺应这项改革,检察机关在侦查工作中,应加强公诉与侦查监督部门对侦查工作的引导作用,创新职务侦查案件的侦查模式与理念;在审查起诉工作中,应加强对案件的实质性审查,并提高公诉人员的出庭技能;在法律监督工作中,应大力提高侦查监督的实质化程度,严格审判监督职能的适用。

从清末检察制度的创立谈法制变革的阻力

清末法制变革的倡行者尽管在司法改革的必要性上形成普遍共识,但是对司法权是否应当独立于君权这一关键问题的认知却存在歧义。检察制度在清末得以顺利创立的主要原因在于检察制度的相关内容既与权力争夺的重心关联不大,也不触及传统的伦常纲教,同时还有利于君主利用司法权的分散来操控司法。从清末检察制度创立可以看出,法制变革的最大阻力来自利益相关者对自身利益的维护,如何协调与平衡法制变革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是决定法制变革成败的关键。法制变革的顶层设计必须警惕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纷争对法制变革的阻力,而设计者对自身利益与改革目标两者之间得失权衡所表现出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

检察机关侦查权的部分保留及其规范运行——以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与《刑事诉讼法》修改为背景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得到宪法、法律层面的肯认之后,需要《刑事诉讼法》修改调整检察机关的侦查职权,进而解决监察制度与刑事诉讼制度的衔接问题。2018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中保留的检察机关侦查权,其监督性得到显著强化,巩固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地位。当前需要从检察机关侦查权与监察机关调查权的协调、检察机关内部的分工与合作、检察机关侦查能力的培养与强化等方面着手,确保检察机关侦查权形成长效的规范运行机制。

检察改革40年的回顾与思考

司法改革已经走过40年,总结梳理人民检察院司法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合理评价改革得失,展望十九大后人民检察院改革的未来,这对于推进检察院司法改革,意义重大。改革开放以来,检察改革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恢复重建中的检察改革(1978-1996),改革的内容有:机构恢复与重建、加强经济检察工作、对检察权进行调整。第二个阶段为第一轮司法改革中的检察改革(1997-2007),改革的内容有:加强检察官职业化建设、实行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强化法律监督职能、改革对检察机关自身的监督制约机制。第三个阶段为第二轮司法改革中的检察改革(2008-2013),改革的内容有:优化检察职权配置、全面推进检务公开、拓宽监督渠道等。第四个阶段为第三轮司法改革中的检察改革(2013-),改革的主要内容有:推行司法责任制、强化诉讼监督、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完成职务犯罪侦查权转隶、捕诉合一与内设机构改革。在最新一轮改革中,至2017年9月,中央部署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承担的29项改革任务已基本完成或结项;检察改革规划提出的91项具体改革举措,82项已出台改革意见或结项。目前检察机关已经保质保量完成了阶段性改革任务。但第三轮改革仍有不足之处,如司法责任制改革的相关配套设施不够完善、人民监督员监督程序未收到实效、检察机关内外部监督机制有待加强、内设机构改革存在现实困境,等等。司法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检察机关在党中央的指导下继续推进。十八届四中全会、全国司法体制改革推进会、十九大报告、第一次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推进会以及《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修改指明了检察机关接下来的改革重点:开展落实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深化检察改革和现代科技应用结合、依法行使独立侦查权、深化人民监督员制度和完善法律监督措施。检察机关作为司法改革的基本主体,将按照党中央确定的改革路线,将检察改革向纵深推进。经历40年的艰苦历程,我国逐渐走上了一条遵循司法规律又符合中国国情的检察改革之路。未来的检察改革,任重而道远。

检察机关职能定位演变的反思与展望

我国检察机关职能定位历经了从监督为主到诉讼为主的转变,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与职能实践也随之出现错位。为应对司法体制改革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对法律监督理论和检察职能体系的冲击,需要构建完善与宪法定位相适应的多元检察职能体系,实现检察职能的转型发展。

日本检察审查会制度改革及其启示

日本的检察审查会制度是为防止检察官滥用不起诉权而建立的。检察审查会制度发挥了制约检察官的公诉权行使、救济被害人的作用。进入21世纪以后,日本司法进一步扩大民众参与的范围,检察审查会制度的改革就是其中一环。在检察审查会中设立审查辅助员,赋予检察审查会决议以法律强制力,这使检察审查会制度更趋合理。

法律监督的价值功能(二)

文章集中研究中国检察权,即法律监督权的价值与功能。主要从现实检察理论研究中的方法论的检视与分析入手,深入分析在检察理论研究方法中引进价值方法论和功能方法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在此基础上,着重分析法律监督本身的价值蕴含,以及在积极的价值观的导引和价值预期下,如何更自觉、更积极地强化和完善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的建设和更高效地实现国家法律监督的功能。文章的学术创新之处在于,从全新的价值论、功能论及其方法论视角探讨中国国家检察制度建构和强化的合法性和必要性,以及法律监督功能实现的价值基础。

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检察机关侦查权研究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通过整合反腐败资源,形成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推动党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目标。检察机关大部分侦查权被转隶至监察委员会,仅保留小部分侦查权。但部分侦查权的保留从我国历史渊源、国际惯例和现实国情来看都具有必要性。从检察机关运行部分侦查权的现状来看,存在着侦查对象范围窄、案件数量少、基层检察院启动成本高等现实问题。对此应对部分侦查权的内容进行重构,并重新调整检察机关的职能结构,优化配置检察权。

检察机关司法责任制改革的问题及展望

推进落实司法责任制,是本轮检察改革的核心内容,是我国检察制度的重大变革。经过司法责任制改革,检察长与检察官的办案权限得以初步划分,检察官的主体地位在制度上初步建立,新的办案责任机制初步形成。在改革过程中,也面临着主任检察官与部门负责人、主任检察官负责制与承办负责制之间关系没有理清,检察官主体地位不够彻底,检察委员会改革力度不足以及司法责任难以落实等困境,影响了司法责任制改革的实效。下一步,改革的重点仍然是继续推进并落实司法责任制改革的各项任务和改革举措,针对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有针对性地进行完善与纠偏,确保司法责任制能够落地生根。

监察体制改革下检察权功能之辩

监察体制改革直接关联着司法职权优化配置。在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向监察委员会转隶的改革中,产生某些检察权地位下降论。但检察权在国外却得到格外的尊重和发展应用,如欧盟提出构建欧洲检察院。贬低检察权容易产生诸多危害:一是不利于监察体制改革的顺利实施;二是不利于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改革,包括不利于确立庭审的刑事诉讼中心地位和扭转侦查中心主义传统;三是不利于推进法治建设进程。法治发展史表明,检察权与法治之间有着"命运共同体"的密切关联。因此,有必要扭转不当观念,坚持以庭审为中心和加强检察监督并重,构建监、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制约、互相配合的刑事诉讼架构,这是司法规律和法治规律的应然趋势。

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制度中的角色担当——以贵州省51个真实案例为样本

随着我国监察制度改革不断推进,国家监察委员会将逐步替代检察机关成为高规格、全覆盖、一体化的反腐败中坚力量。检察机关在国家法治体系中的地位和职能将面临重大调整,增强公益诉讼制度中检察机关的作用是改革的主流方向。如何正确认识当前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的重要作用,如何运用域外法治发达国家检察机关角色定位的有益经验,如何在检察机关承担公益诉讼职能的司法试验工作中及时发现不足、总结经验,如何正确定位我国未来公益诉讼制度中的检察机关,将是制度设计和调整必须攻克的核心难题。

论看守所检察改革的经验与塑造

监狱巡回检察改革实际上构建了“派驻+巡回”的检察模式,这一结合检察模式并非“派驻”和“巡回”两种检察模式的机械嫁接,而是彼此相互融合优化,积累了实践的和体制机制的经验。看守所作为监管场所之一,在明晰其与监狱在监管对象、法定职能、检察监督内容、机构设置等方面存有差异的基础上,发掘其仍具备进行检察改革的法律基础和现实需要。顺应建立统一的刑罚执行体系之趋势,看守所检察模式构建应考虑将重心放在对未决羁押职能检察上,保留派驻检察以应对人员流动较大、羁押必要性检察、重大案件讯问合法性检察以及其他时效性、全程性工作开展的需要;变补充巡回检察为常态化巡回检察,用以消解驻所检察人员被同化等问题。从检察方式、检察组建立、检察工作内容、检察结果与救济等方面设计看守所检察思路,形成区别于监狱并保障诉讼权利的检察规则。

检务公开立法的中国表达

检务公开制度实行已逾15年,该制度的变革与深化缺乏动力、理论研究较为贫乏、检务透明的量化指标仍略显逊色。检务公开制度的变革与突围,应由司法推进转向立法推进,坚持唯物辩证法,从检务公开制度的立法模式选择、公开生成与成长的哲学溯源、刚性规范之内容预设等层面,勾勒法治中国建设与检察改革背景下检务公开立法的新图景。

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治理的探索

如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已然成为严峻的社会问题,当涉及未成年人案件时常牵动着大众的神经。然而各主体部门限于自身职能、性质、组织机构的特点,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中呈现出执法乏力的情况。回顾2018年检察机关改革前,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在专业化机关发展、专业人员配备等方面虽有所成效,但尚未发挥出相对优势。在2018-2022年间,司法体制改革之际,检察机关在专门检察机构集中办理、检察机关队伍打造、协调工作的持续推进等工作方面取得了相当的进展,然而在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深入改革的背景下,司法理念的落后仍制约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发展。因此,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在未来如何深入推进,应当以国家亲权理念和恢复性司法理念来指导工作。

论我国检察合法化改革的实现

合法化是检察改革应当遵循的最基本准则,是指检察机关实施的改革措施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真正意义的检察改革在内容上必定具有不法性,因而检察改革的合法化主要针对改革的程序而言。我国检察合法化改革面临较大的困境,即不法性的检察改革层出不穷,不法的检察改革具有巨大的消极影响,必须对其进行规制。实现检察合法化改革首要的是应有调整检察改革专门性的法律,保障检察改革有法可依,在有法可依的基础上进而实现改革的法律化运作。

论检察机关组织结构改革--以检察机关领导体制与内设机构为视角

随着法治中国建设的深入开展和司法改革的纵深推进,作为司法机关之一的检察机关也需着力展开新一轮的改革与自身完善,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改革和完善检察机关的内部组织体系、组织机构和组织结构。从检察机关内部组织结构来看,改革涉及到检察机关上下级领导体制与检察长的选任、检察机关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与革新两个问题。进一步完善检察机关的负责人选任制度改革,理顺检察机关上下级领导体制,统一检察机关内设机构称谓、设置,完善派出检察机关,是保障检察权有效运行的组织载体和实体基础。结合我国现行宪法和相关法律规定并考察检察实践,上述两个方面存在的问题需要引起重视并继续着力加以改进,从而使检察改革更具实效并助推司法改革和法治中国建设向更高水平发展。

论检察独立——兼论我国检察机构改革

检察独立与检察一体,是现代检察制度创设的关键。检察独立既包括检察机关独立,也包括检察官独立,欧陆国家大多数采用检察一体下的检察独立,我国因国家组织体制的不同,检察独立制度尚未确立,面对司法独立的紧迫性,改革并确立检察独立的现代检察制度,是我国检察机构改革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