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羊、白麦、芦酒:杜诗西北名物书写及其文学史意义

杜甫边塞诗中对河西名物的书写具体而微,形象而确,有的名物仅杜甫一人使用过;有的在其后虽偶有出现,但在之前却找不到例证,语典也并非来自当时通行文献。汉代文献中出现的“黄羊”,其实是家养黄狗;芦酒,一作“虏酒”,或是西北草原民族常喝的马奶酒。杜甫边塞诗中西北名物的特别书写,与唐代类书编纂之风及博物学、医学发达等文化环境不无关联。杜诗中三种名物的书写,不仅丰富了诗歌内涵,反映了时代地域特征,成就了杜诗“体物写志”的艺术贡献,影响及于后来,更重要的是:它也是唐诗史中盛唐气象的最后展示,随着安史之乱后帝国版图的南扩,杜甫及其以后文人的文学书写视野亦随之发生变化。

书籍史视域下的《唐诗三百首》研究

《唐诗三百首》是近两百年来刊刻最多、传播最广泛、影响力最大的唐诗选本之一。近代新印的《唐诗三百首》有别于传统古籍,呈现新旧并存、交叉融合的版本特点,构成了册页制度下新的版本形态;其发行传播借助现代报刊以及灵活多变的销售策略,成为新印古籍市场化成功运作的典范;对它的阅读接受也趋向于去功利化。《唐诗三百首》等近代新印古籍对于传承中华文化、促进古籍事业发展都有着不容忽视的价值,对丰富扩展我国书籍史研究也具有相当的启示意义。

朝鲜咏史燕行诗里中国岭南书写的儒家精神

朝鲜咏史燕行诗相关中国岭南的书写,从域外人士的视角为我们呈现出中国岭南广阔的社会历史画面,也体现出朝鲜半岛知识界对中国岭南的关注与向往,而其中尤其着墨于中国岭南秦汉史为主的历史、唐宋时期贬谪至岭南的文人和宋元交替与明清易代之际岭南的忠臣义士。这一书写中所贯穿的强烈功业思想、儒家知识分子情怀和华夷之辨理念,是朝鲜咏史燕行诗中儒家精神的具体体现。

杜诗接受的另一面向:论杜诗在官修唐史之生成与注释中的作用

文章聚焦杜诗与唐史的关系,着力探讨杜诗对《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唐纪》等官修唐史的影响,并对以杜诗证唐史这一研究方法进行反思。通过溯源这一现象,可以发现史臣对杜诗的使用呈现出差异化和多样化,反映其对杜诗的不同接受;同时,结合当时的杜诗学背景,能够更好地理解史臣的利用取径;扩大以往仅仅从文学史出发的视域,更为全面地勾勒杜诗接受史的整体图景。

俄罗斯汉学家巴斯曼诺夫译中国古代女性诗歌研究

本文从语词出发,基于文本比较辨析,揭示俄罗斯汉学家巴斯曼诺夫如何通过在翻译中模糊、消解乃至颠覆中国古代女性诗歌“情感”主题背后的古代宗法制婚姻架构和性别秩序,将其泛化为规避婚姻事实的男女“爱情”,从而在俄语语言—文化场域构建出中国古代诗歌的“爱情诗”序列,完成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异域改写。基于对中国古代诗歌中“情感”主题与欧诗(俄诗)中“爱情”主题的比较,本文指出中国古代思妇诗、怨妇诗等诗类与西方爱情诗之间在“主体性”原则方面存有本质差异,这一差异构成了译者对原诗“情感”主题“误读”“误译”的根源。

知诗和占笔:严羽集形态的稳定与流动

宋代以降,严羽诗集经历了初录初刻、与诗法论著合编、重新单行、进入地方诗人总集的形态衍变,其中隐含其诗学史建构和诗歌接受两条交织并行的线索。严羽诗歌在宋末由邑人整理结集,元代陈士元、黄清老将《诗辩》等五篇诗论增入第一卷,诗论以依附“吟卷”的形态行世,主要在于宋元间严羽邵武“诗宗”身份;明代馆阁、闽中士人群体对严羽认知的侧重和不同诉求导致严羽“知诗”之作《诗话》和“占笔”之作即诗集的支离,但共同促进了严羽集编刻的兴盛;清代严羽诗歌与诗话合刊,重构了严羽别集模式,且主要以樵川诗人总集的形态传播,见其诗话渐成主导而作为诗人则影响未能走出“樵川”阈限。严羽诗集编刻的起落沉浮,呈现出诗学理论与创作风尚的代际衍变,地域文脉传统与馆阁文学主张的沟通影响,以及诸因素与别集、总集面貌的互动生成。

风徽追仰三百年:写韵楼题咏升庵诗考论

杨慎人品俊伟,成就卓越,滇文化人和外省来滇士人对他的崇仰和怀念是一个化不开的情结,瓣香顶礼,不断从他身上汲取人格力量和思想智慧,题咏升庵之诗层出不穷。感通寺写韵楼为升庵在滇遗迹中最显著者之一,题咏之作洋洋大观,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对云南人文的杰出贡献和绵绵不绝的影响。同时,升庵在滇发愤著书,云南成就了他“一代伟人”的英名,他和云南实际上构成双向互动关系。写韵楼诗表明名贤遗迹对人有显著的感发、净化和升华作用。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要保护和利用好名人遗迹。

“了解之同情”之后:赵翼《瓯北诗话》论杜甫内容辨析

赵翼《瓯北诗话》卷二论杜诗的内容历来受到学界高度评价,然其中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在辨析杜诗系年时,赵翼在文献上未能充分把握“王洙本”和《钱注杜诗》的渊源,其推理逻辑亦有破绽,存在未通会杜诗便作结论的嫌疑;在对杜诗的具体分析中又受到“诗史”和“无一字无来处”论的束缚。古人论杜的诸多方式与结论对今人影响甚巨。在“了解之同情”之后明了古人的疏失,不仅可以更深刻领会古代杜诗学的面貌,也能纠正杜甫研究中常见的“是古”现象,使今人更加警醒,推动杜诗学深入发展。

韩愈对子夏作《毛诗序》的否定及其理论意义

中唐以前,《毛诗序》获得了学术话语的至高权威。这主要是因为前人相信子夏曾参与作《序》,使《毛诗序》获得了传授圣人之意的权威地位。而韩愈则提出三点理由否定子夏作《序》:一是《诗序》中的内容存在谬误疏陋之处;二是《毛诗序》中记载了诸侯的丑乱之迹、帷薄之私,这既不合六经旨意,也不被《春秋》所记载;三是《序》中的讽谏内容并不避讳尚在人世的诸侯及其后代,这不符合常理。韩愈否定子夏作《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其一,动摇了《毛诗》及其经学阐释系统的权威性;其二,改变了传统的释《诗》方式;其三,开启了《诗经》宋学的新格局,有着不容忽视的转折作用。

清代科场诗文的共通性探论

八股文与试律诗同为清代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虽然在体式上有着较大差异,但在依题演绎的正变、形式对称的讲究与“起承转合”的结构方法等方面有着较强的共通性。这种共通性本来源自一般文章、诗歌的一些通行之法,在被固化、强化甚至机械化后,让人误为仅是八股文法或试律诗法而遭厌弃,实际上它们有着普遍的价值和意义,理应放在整个古代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的长链上加以观照。

莫友芝纪乱诗的诗史品格探赜

莫友芝是清道咸年间贵州的诗文大家,他的纪乱诗反映了社会动乱、人民丧亡的社会现实,具有“诗史”品格。莫友芝纪乱诗的“诗史”品格具体表现为诗注互补、诗史互证、忧国忧民和实录时事四方面。莫友芝的“诗史”思想与其人生境遇、师法杜甫以及自身谨于治史精神息息相关,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把握莫友芝的纪乱诗的“诗史”品格,一方面可以对莫友芝诗歌的思想性与艺术性有更全面的了解,可以借此以深化对宋诗派诗歌理论的认识;另一方面,对了解贵州历史细节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选本、“以诗存史”与伟大抗战诗篇——闻一多《现代诗抄》的选本学意义及其批评价值

闻一多生前编订的中国现代新诗选本《现代诗抄》,虽未正式出版单行本,但却是认识新诗史及其成就的一部重要选本,在现代“选学”史上也有重要的地位。首先,与其他多样的新诗选本不同,它以“以诗存史”的“正文”式选本“作为选编原则和方式”,是一部比较完整地体现新诗发展三十年变迁轨迹与面貌的诗歌选本;其次,遵循“选有事之诗”的选本原则,闻一多选出了最能体现中国现代文学启蒙、救亡主题的伟大抗战爱国诗篇,体现了其深刻的现实主义诗学思想与美学趣味;第三,它的“以诗取人”和选优为原则的文学经典意识及选编意识,不仅对现代新诗的经典化与现代新诗的传播、接受提供了诸多启示,也为现代选学及其现代选本实践提供了深刻的启发。《现代诗抄》作为闻一多“诗学实践”及诗学研究的成果,既有“选学”及选本学批评价值,也体现出闻一多对现代学术史的重要贡献。

抄诗作史:全祖望《续甬上耆旧诗》的“诗史”价值

《续甬上耆旧诗》是全祖望晚年辑纂的一部自明隆万至清顺康时期的甬上诗歌总集。其辑纂的文化目的是抄诗作史,以诗歌文献和诗人小传的辑纂来构建遗民故国史、浙东乡邦史和甬上望族史。“三史”合而为一,分而各属,既有内在联系性,又各有所侧重。故国史侧重于甬上文人抗清和避清的朱明政权认同,乡邦史侧重于甬上文学和文化演变的历史还原,望族史侧重于家族传承及家族之间联系性的梳理重现。由于甬上望族人文鼎盛,又是抗清和遗民群体的中坚力量,望族史、乡邦史和故国史因节义精神和人文传统而得到有机贯通与有效弘扬。

回顾与前瞻:北宋使辽诗研究的学术史考察

在“澶渊之盟”之后,宋、辽定期遣使交聘成为双方交往的主要活动。北宋使臣在出使辽国的途中创作了数量可观的“使辽诗”。学界从整体研究、个案研究、跨学科研究等方面对于北宋使辽诗的特点、价值、意义等做了较深入的探究,成绩不小。未来的使辽诗研究宜采取跨学科的方法,强化文学本位,将其置于宏阔的中华文学史视野之下,考察其对于中华文学多元一体历史格局形成的重要贡献。同时,立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语境,可以将使辽诗作为“共同体”意识形成的“有意味的”观测点。

文体递变:钱钟书的文体史观念

文体史观念是钱钟书文体学思想和文学史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文体史料极为丰富,主要包括“诗文各体原出五经”的文体源流论、“艺事之体随时代而异”的文体发展观、“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的唐宋诗体之争三个方面。其特征体现为:从文体史的视域看待历代文学史观念,文体文献学上的价值与贡献,文体史观念上的辩证与通达,打通古今中西的文体学比较方法,等等。钱钟书的文体史观念体系所体现打通古今中西的文体通变观,正是其文学通变观和文化通变观的集中反映,在中国古代文体学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和深远影响。

论唐代对项羽形象的接受——以咏史诗为例

唐代是项羽接受史上的重要时期,唐代诗人对项羽形象的接受又是项羽接受史中的重要内容,其接受多以诗歌为载体进行。唐代诗人笔下的项羽形象鲜明而多变,他时而为西楚霸王,时而为落魄之徒,时而为柔情男儿。唐代诗人不仅以诗歌叙述项羽的相关事迹,还在此基础上大发议论,抒发个人情感,创作出一批以项羽为主题的咏史诗,数量可观。与其他朝代相比,唐代咏史诗对项羽形象的接受明显呈现出诗体创新、包容的态度和偏重宏观叙述等特点。以咏史诗为切入点考察项羽形象在唐代的接受,既有一定的针对性,也能够体现唐代在项羽接受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

“杜诗入史”现象与早期杜诗学话语体系

两《唐书·杜甫传》、晚唐五代杂史及笔记小说,多将杜甫诗歌作为史料来源,由此形成“杜诗入史”现象。杜诗作为史源,体现三种不同使用倾向:正史关注诗人自叙个人经历之作,其对杜诗的择取行为隐含了史官塑造杜甫形象的基本立场;杂史偏好杜诗中的宫廷“秘闻”,反映了作者与诗人相通的“微而显”的史学意识;笔记小说多着眼于诗艺,由此展开对杜诗艺术的评论。前二者关注点虽有别,但都注重杜诗的历史性,后者则关注杜诗的艺术性。不同的用诗和论诗指向,形成以杜诗为核心的早期杜诗学话语体系。从史源角度看,早期“杜诗入史”现象以及由此形成的杜诗学话语体系,为重勘诗史关系,特别是省思“诗史互证”学术传统,提供了重要线索和例证。

论杨慎咏茶诗词的文化意蕴和补史价值——兼考沙坪茶史

杨慎是明代一流文学家、学者,被誉为“有明文栋”。嘉靖三年(1524)因“大礼议”事件被杖谪云南三十六年,卒于戍地。今查现存杨慎诗作,共得茶诗35首、茶词4首。通过剖析其咏茶诗词,我们既真切体会到一代“百科全书式”文化巨匠的烹茶之趣、存史之功,也深刻理解了品茶活动与贬谪文人豁达之气的内在关联。同时,借助杨慎沙坪茶诗词对古代沙坪茶史的特别寓目,还进一步考证了沙坪茶的“前世今生”,有补充中国古代茶史的意义。

20世纪以来杜诗评点研究述论

20世纪以来杜诗评点研究发展迅猛,在推进基础研究的文献整理、杜诗学建构体系的主要形态、新拓展的辑佚辨伪、新材料的域外杜集研究诸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就。然研究中的系列不平衡问题亦显露出来,如何在杜诗评点已有研究基础上破解这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论高丽诗人李齐贤纪行诗的“诗史”意识

高丽诗人李齐贤因忠宣王赏识进入元朝大都,先后游历中国的四川、浙江、西藏等地,创作大量纪行诗,为中韩文化交流做出重要贡献。这些纪行诗产生于不同的历史语境,受到中国“诗史”传统的深刻影响。其“诗史”意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创作中寄寓作者强烈的人事感怀,真实反映时代之变。在忠宣王西谪之际,李齐贤频繁往来中原与半岛之间,其纪行诗流露出忧时忧世的家国情怀,被誉为“杜少陵不得专美于前”;二是咏史怀古创作以《春秋》为法。在西行途中,李齐贤所作咏史诗对中国历史发表评论,流露出秉笔直书、不为贤者讳的史家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