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门生态环境诉讼制度的法典构造

生态环境纠纷解决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环境法典编纂需要考量的重要问题。在环境法典中,有必要根据生态环境责任的特殊性需求、生态环境诉讼的功能承载需求、环境司法的发展需求,系统规定专门生态环境诉讼制度。该制度秉承可持续发展观,充分考量生态环境诉讼理论的新发展和环境司法改革的实践成果,发挥生态环境诉讼制度定分止争、权利维护和公共政策实施的功能。具体而言,专门生态环境诉讼制度的法典构造应遵循能动司法与合作司法运行理念,按照环境司法机构专门化、审理程序综合化、审判制度系统化、公益救济合作化的要求建构。在规则层面,着重考量不同环境诉讼之间的衔接、专门司法机构设置、管辖机制的优化、“多审合一”的实质化、专门证据规则的制定、替代性修复规则的明确、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的确定、执行合作机制的确立等。

论环境纠纷非诉解决机制的专门化与法典回应

环境纠纷的特殊性与环境责任的专门性要求环境纠纷非诉解决机制应在传统方式的基础上进行专门化构建。国外的环境纠纷非诉解决机制的专门化主要体现为专门的环境纠纷行政处理机制、专门法院附设ADR机制、专门的民间性环境ADR机制三种样态。我国的环境纠纷非诉解决机制专门化应朝着引入中立评估、重塑环境纠纷行政处理、激活环境仲裁、健全生态磋商、探索设立新型环境ADR机构等方向努力。同时,在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的背景下,环境纠纷非诉解决机制专门化也应在法典中得到回应,明确专门化的基本内容和形式。

新时代“枫桥经验”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与发展

新时代“枫桥经验”是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防止问题恶化、促进友好协商等方面有其独特优势。在我国大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枫桥经验”能够发挥及时调处环境纠纷、对环境进行软法治理等作用。然而,面向环境治理,新时代“枫桥经验”仍存在缺少环境保护相关的社会规范、未破解“司法迷信”以及缺乏调解效果保障机制等现实问题,有阻碍其充分发挥应然功能之虞。因此,亟须通过完善相关立法,增补环境类社会规范、避免过度依赖司法途径,以及健全调解效果保障机制等途径予以纾解。

环境法典中生态环境纠纷解决的逻辑框架与困境纾解

从法制发展和社会需要来看,编纂环境法典对进一步完善生态环境法律体系发挥着关键作用。而生态环境纠纷解决作为环境法典生态环境责任章的重要内容,是对不同类型生态环境责任的承担及其制度设计作出的程序性回应。生态环境纠纷解决的法典化,首先就是要明晰生态环境纠纷解决与传统纠纷解决的关系,确立生态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的逻辑框架;其次是分析环境法典中生态环境纠纷解决机制面临的实践性难题;最后是围绕法典化对生态环境纠纷解决机制遇困境提出规范化的设计方案。

营商环境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2008—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探究营商环境与企业劳动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良好的营商环境有助于提高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缓解企业劳动投资不足现象,这种改善效果在企业劳动密集程度较低、内部控制质量较差的情况下更为明显;进一步路径研究显示,降低企业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劳动纠纷风险、减少非生产性支出是营商环境发挥治理效应的作用机制;拓展性检验发现,营商环境的优化有助于改善企业人力资源配置结构。研究结论为更好发挥营商环境的治理效应、改善企业劳动投资效率提供了政策依据。

国际法院跨界环境损害救济的“守成”与“创新”——哥斯达黎加与尼加拉瓜跨界环境损害纠纷案评析

哥斯达黎加与尼加拉瓜跨界环境损害纠纷案是联合国国际法院近年来做出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国际环境法判决,它标志着综合性跨界环境损害救济机制的初步建立。跨界环境影响评价属于事前救济制度,其在内容、程序方面缺乏严密规范,导致国际法院较难就当事国是否违反跨界环境影响评价义务形成一致判断标准。指示临时措施属于事中救济制度,本质上是一种经由国际法院司法活动形成的“禁令救济”,因尚未形成自主法律制度而缺乏强制性法律拘束力。总体来看,国际法院在该案判决中虽进一步探讨了跨界环境损害救济制度,但在规则理解和适用上“守成”有余,进步意义有限。该案最具创新意义的是国际法院于国际法层面首次认可了跨界环境损害的可赔偿性,但它在生态损害评估、赔偿方式和科学证据使用等方面的说理论证不尽完善。综合性跨界环境损害救济机制的健全,仍有待更多国际司法实践的发展和推动。

中国对非洲投资的环境法律争端:预防与化解

中非合作全面深化,建筑业和采矿业长期位居对非投资前列,其环境影响性和资源依赖性,导致企业屡陷环境法律争端。因此,构建对非投资环境法律争端的预防与化解机制尤为必要。建议以环境法律风险预防原则为前提,在投资审查和融资信贷过程中坚持绿色原则,提前规避争端;以替代性争议解决为手段,依托国际调解和仲裁机制,加强第三方争端解决的执行力;谨慎使用当地司法救济解决环境法律争端,合理承担责任,有效保障权益;尝试构建国际环境法庭,积极参与中非环境治理,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论“善意原则”在国际环境权利行使中的适用——以国际环境争端解决为视角

“善意原则”兼具“道义”与“规范”双重属性,支配着国际环境法义务的设立和履行。基于超越国界的全球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及频发性,“善意原则”在相关各方的国际环境权利行使方面表现为“禁止环境权利滥用”,强调各方权利与义务间的协调及相关利益冲突的合理平衡。同时,由于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性,以及为了有效实现国际环境治理的需要,作为一项国际环境法的一般法律原则,“善意原则”广泛适用于国际环境争端解决,要求相关各方合理且善意地行使国际环境权利,通过确立国际环境权利与义务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进而确定各国际环境法主体行使其环境权利的界限,使相关各方的环境权益保持合理的平衡,为国际法院和国际法庭裁判相关国际环境争端提供价值尺度。

论环境软法裁判功能的硬法化实现路径——以充电桩安装纠纷为例

《民法典》规定了由原则、规则组成的绿色条款,通过司法实践个案解释的方法,赋予了环境立法的软法规范以法律约束力,是民法发挥环保功能的重要途径。具体体现为在处理涉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民事纠纷时,裁判过程中往往借助环境立法中具有宣示性、倡导性规范设置的环保指标,判定讼争双方的请求权、抗辩权的绿色功能更强,这在《民法典》实施后的车位充电桩安装纠纷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有法院因充电桩契合新能源政策的绿色环保要求支持了安装诉求,也有法院基于建筑物共有部分物权、物业服务合同等财产权因素考量未予支持。判理差异折射出环境软法在个案适用时应采取怎样的合理解释方案,这需要我们在承认绿色原则具有独立地位的前提下,理清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效果追求在个案中分配权利义务过程的方法论意义,构建环境软法硬法化适用的法解释路径。

从失当到协同:农村环境纠纷综合调处机制构建

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推进,农村工业污染及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日渐凸显,其中,因农民环境权益受损及维护不畅激化的环境纠纷较为突出。基层政府防范和化解农村环境纠纷存在着复合性的实践、理论、政策与政治逻辑。分析基层政府在村民获取污染认知、与污染方交涉、向政府做制度性表达等维权环节的应然职责、固有潜能与实际作为,可在探究纠纷演化逻辑基础上,挖掘出政府调处失当的根源。聚焦纠纷内容、纠纷过程、纠纷调处主体视角,构建分层次划管、全流程覆盖、多方略协同的三维综合调处机制,可发挥出规避基层政府失当作为并有效调处农村环境纠纷的效应。

环境纠纷指导性案例中的利益衡量方法及其运用优化

利益衡量是一种主观性较强的裁判方法,环境纠纷指导性案例中运用利益衡量方法,能为类案提供某种客观的标准,实现“同案同判”。目前,环境纠纷指导性案例运用利益衡量方法在平衡具体利益、逻辑步骤与操作方法等方面有着详细的阐述,可为司法活动提供审判的模板。环境纠纷指导性案例中运用利益衡量方法具有合理解释法律、解决法律冲突、弥补法律漏洞等功能。但环境纠纷指导性案例中运用利益衡量方法时存在宏观思维定位缺失、利益标准不清晰等要素缺陷、说理不充分和异议表达制度有瑕疵的说理缺陷等。为此,未来发布的环境纠纷指导性案例应在明确利益衡量合理定位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利益衡量要素、加强判决文书中利益衡量的说理等,为规范环境纠纷指导性案例中的利益衡量作出创新。

环境诉讼的当事人适格问题

在处理环境纠纷的实践中,虽然各种诉讼外解决环境纠纷的方式纷纷涌现,协商、调解、行政处理、仲裁及其混合机制在现代社会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但是由于环境纠纷的特殊性,诉讼作为最后的、最权威的救济途径,在环境纠纷解决中仍占据着不可动摇的优势。然而,由于相关法律制度的缺失,诉讼在环境纠纷解决机制中所发挥的作用可谓微不足道。与我国环境纠纷呈逐年递增趋势相比,环境诉讼并未呈现出相应的增长。为此,有必要通过扩张原告资格、构建公益诉讼、确立团体诉讼等途径,完善环境纠纷诉讼制度,以有效保护民众的环境权。

国际环境争端解决机制研究

解决和避免国际环境争端已成为近年来备受关注的论题。无论是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期间还是新近多边环境协定的谈判和实施过程中,国际环境法的遵守问题都引起了各国政府和国际法学者的关注。多边环境条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及WTO规则,是国际环境争端解决机制的主要法律渊源。在一定范围内,这些多边条约和条约体系相互影响、相互推动,又相互矛盾和冲突,呈现出国际环境争端解决机制的独特发展形态。

论纠纷解决机制视野下的环境信访制度

环境信访是我国环境纠纷解决机制中一项不容忽略的制度。本文以一次环境信访试验和调查切入,阐述了我国环境信访制度存在的现实基础,并提出对其进行制度改进的具体路径。

我国环境争端非诉讼解决方式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我国环境争端非诉讼解决方式(ADR)在实施过程中存在观念上的障碍、缺乏系统化的非诉讼解决机制等问题,其比较优势未能有效发挥。因此,我国应建立多元化、系统化非诉讼解决机制;环境争端早期中立评价机构以及司法性ADR机制;完善环境争端解决方式之间的协调性;充分发挥行政处理方式在解决争端中的作用。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调解适用辨析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调解适用在理论界还存在分歧。但无论是从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各国的实践选择来看,调解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解决纠纷的优势都使其适用具有妥当性。不过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适用调解具有有限性,这主要体现在调解的启动时间、调解人的配置、调解的范围方面具有一定的限制。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应当选择职权主义模式,反映在调解适用中,就是强调调解的司法控制,包括允许法院依职权启动调解、明确法院对调解过程的主导、强化调解协议的司法审查和加强调解协议履行的监督等。

环境友好型社会中的环境纠纷解决机制论纲

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是我国的一项战略任务,是党和国家针对整个社会系统提出的要求,其目标蕴含的是一种整体性思想。环境友好型社会是各种利益冲突和纠纷都能得以合理解决的社会。为此,必须建立符合整体性思维的利益调整机制,将各种不同的利益诉求统一纳入社会平稳运行的范围以内,通过和谐的手段衡平利益,定纷止争。法律作为社会利益的调整器,对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立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作用,但传统法律并没有建立在环境友好的观念之上,其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制度体系不足以成为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整体意志、行为规范和裁判标准,故而,如欲使法律在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方面发挥功效,必须首先进行法律的变革,明确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法律内涵,发现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法律需求,探求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纠纷解决途径,进而完善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

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中的环境法律机制构建——基于区域合作中国际环境资源法律机制构建的视角

以对当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中的环境问题与环境法律机制问题进行实证分析为前提,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环境与贸易问题的协调及其启示加以有益的借鉴,倡导在确认成员国有确定本国环境保护水平的自由裁量权的基础上,建立独立的区域环境贸易争端解决机制,进而尝试在协调区域内成员国间环境标准及协调区域贸易协定与多边环境协定间的关系等方面构建一个全新的模式。

环境纠纷司法解决机制的检视与思考——以环境审判机构改革为视角

环境纠纷作为一种现代型社会矛盾需要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司法诉讼作为最终的争议解决机制与行政处理、民间救济等相比,具有鲜明的自身优势和特点。环境保护形势和环境纠纷解决的现实情形需要加快推进环境案件的审判机构体系改革与发展,也催生了环保法庭在我国特定区域的创设与运行。但是,专业型、系统性、规范化的环境纠纷司法救济体制的建立尚需案件来源、诉讼管辖、因果关系和裁判执行等配套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特高压工频电磁场对人体健康影响及其曝露限值

我国输变电工程在建设过程中遇到的环保纠纷日益增多,工频电场、磁场曝露限值问题一直没有国家标准可以依循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在我国交流特高压输变电工程建设的背景下,就目前在输变电工程建设过程中遇到的纠纷事件,结合我国特高压工程电磁环境状况,并考虑国际相关标准和导则采用情况以及世界卫生组织(WHO)"国际电磁场计划"的电磁场人体健康影响的风险评估结论,对国内一些不同观点进行探讨分析,针对工频电场和磁场的健康影响以及曝露限值的确定进行分析,说明工频电场和磁场对居民区没有重大环境影响;针对我国工频电场、磁场曝露限值制定以及ICNIRP导则的研究方法和技术问题,提出需要注意分析国内一些不同观点对ICNIRP导则的解读正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