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民交叉视野下犯罪认定与合同效力关系研究

当合同行为与犯罪行为产生交叉时,判决重点在于明确合同效力与犯罪认定之间的关系。合同效力与犯罪认定分属于不同法律的规范内容,不能相互证成。行为人涉嫌刑事犯罪,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合同效力依据民事法律的规定予以认定;即使存在有效合同,也不能成为阻却犯罪成立的直接理由,刑法要将对合同效力的判断进一步转化为对行为违法性的判断。行为违法性以缓和的违法一元论为基本立场,民法允许的行为,必然不具有刑事违法性;民法禁止的行为,不一定具有刑事违法性。在此基础上,刑法与民法关系的认定应采用相对从属性原则,从属性体现在刑事违法性以前置法设定的一般违法性为前提,相对性体现在一般违法性与刑事违法性造成法益侵害的量存在区别。

刑附民公益诉讼案件惩罚性赔偿研究

惩罚性赔偿在生态环境领域具有《民法典》依据,在民事公益诉讼领域具有司法解释依据。但是,基于生态环境领域与公益诉讼领域并不相同,司法解释的效力低于法律的规范性文件,惩罚性赔偿在司法实践中面临能否在刑附民公益诉讼中适用、是否可以与行政处罚、刑事罚金相折抵的现实困境。惩罚性赔偿制度以赔偿为前提,其规范基础和性质属性是公益与惩罚,能够弥补行政罚款和刑事罚金的不足,及时回应公益损害治理中的威慑不足,具有适用的正当性;建议利用制定“检察公益诉讼法”契机,明确其可适用于刑附民公益诉讼;侵权人在承担行政罚款或刑事罚金后,仍需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应当综合考虑实际情况处理。

论被追诉人逃匿后刑民交叉案件先民后刑处理方式

被追诉人逃匿后,我国现行刑事追缴制度及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均无法及时、有效地弥补刑民交叉案件中被害人的物质损失。为更好地实现司法公正,保障刑民交叉案件中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在被追诉人逃匿情形下,我国公安司法机关应允许被害人就其未得以退赔的物质损失,向管辖法院先行提起民事侵权诉讼。为保障刑民交叉案件先民后刑处理方式得以顺利开展,我国应立法肯定提出财产保全申请的被害人对保全财产的优先受偿权,并赋予被害人不服民事诉讼中止裁定的上诉权。

行刑交叉案件的司法困境及解决之道——刑事违法相对从属说之提倡

风险社会下,刑事立法不断入侵行政法领域使得行刑法域的界限日渐模糊。行刑交叉案件在司法适用中出现了“时而激进时而保守”的不合理现象,直接原因在于没有厘清行刑法域的违法性判断关系。在我国“定性+定量”的刑事立法话语体系下,承认“一般违法性”在刑事违法性判断中的前提性地位不仅在立法层面有法律依据而且在司法层面有真实案例支撑。刑事相对从属说能够尊重整体法秩序本身固有的阶层构造,兼顾体系性思考和问题性意识,是解决行刑交叉问题的最优解。以“独立判断行刑法域所保护的利益”为起点,以“法益在质上是否一致”来决定刑事违法的从属程度为归宿这一二重递进判断规则是刑事违法性判断的实然路径。

论刑民交叉案件程序冲突的协调

随着经济活动和司法实践的发展与演变,经济犯罪和经济纠纷在法律事实上相互交织,在性质认定上界限难分,在诉讼程序上相互冲突,这种法律现象引起了学界和实务界的极大关注。这种刑民交叉案件的产生往往是由于法律事实存在竞合或牵连,进而导致两种诉讼行为在运行时互相影响,甚至形成冲突,这些诉讼行为的冲突其背后暗含着不同类型的权力(利)冲突。在处理此类问题时,要厘清基本概念,遵循诉讼规律,把握权力(利)的协调与平衡。

界限与协同:破产程序与刑事程序适用顺位辨析

目前,我国立法中还没有关于非法集资犯罪审理与破产程序衔接和协调的明确规定,司法实践对于此类民刑交叉案件的处理缺乏统一的标准,在面对破产程序与刑事程序交叉时,存在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债权人、集资受害人利益受到侵害的现象十分普遍。在此类案件中,对于民刑交叉的处理,不能单一地以"先刑后民"或"民刑独立"为标准,而是遵循"民刑协同"的路径,区分非法集资企业破产案件中的民刑界限,协调推动破产程序与刑事程序并进,平衡刑事受害人与破产债权人财产利益之救济,以妥善解决破产程序与刑事程序交叉案件的复杂利益纠纷。

清末修订《刑事民事诉讼法》论考——兼论法典编纂的时机、策略和技术

《刑事民事诉讼法》的修订,本是为了回应守旧大臣的批评,适应当时改革的即时之需。为此,它被定位为一部暂行章程,这导致了它简单、务实的立法风格。不过,与这种风格不协调的是,立法者又显然试图将一些时人并不熟悉的制度引入中国。《刑事民事诉讼裁判等项法律》的发现,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刑事民事诉讼法》的起草过程提供了线索。根据现有史料,不足以断定伍廷芳就是《刑事民事诉讼法》的起草人;督抚对该草案的批评,也不能简单归结为“礼教派攻击法理派”。这次立法最终以一种“不了了之”的方式终止,但是,作为法典编纂的一个失败案例,它却给后人以长久的启示。

从侵犯商业秘密罪看全球化背景下刑民法之界域

1997年侵犯商业秘密罪进入刑法典以来,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很多问题。这就需要对侵犯商业秘密罪进行立罪反思,当前在侵犯商业秘密罪之立罪上,存在着立罪理念困惑、立罪依据迷茫以及立罪技巧混沌等问题。其症结在于侵犯商业秘密罪上存在着刑民之交叉互动,未能对其进行界定,面对着全球化背景的冲击,必须在刑民之间厘定一条相对明晰的界域,来达到更好的对商业秘密保护之目的。

两大法系刑法学之差异对中国的影响及中国刑法学的发展取向

中国刑法学的理论和实践已经受到并将继续受到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刑法学的影响,两大法系的差异特别是理念的差异对中国的影响至为深刻但却有不同的表现,由此出发我们在创建中国自身刑法学理论的过程中又将如何有所选择、有所侧重地借鉴和吸取两大法系的精髓和营养成分,应当是中国刑法学无法回避的时代命题。在今天,英美法系特别是美国刑法学保障人权、坚守程序、推崇实用的刑法理念值得已显过度推崇德日刑法学的中国学界的关注和借鉴,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避免"曲高和寡"和"偏信则暗"的理论危机,而重新发掘和吸取法治的"本土资源",也可以助推实现中国刑法学理念、刑法理论和刑法运用方法的更新和重构。

商标案件刑民交叉责任的界分步骤

司法实践对商标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与商标犯罪的刑事责任的追究,缺乏统一的界分标准,影响了司法裁判标准的统一。准确界分商标案件的刑民交叉责任,需在定责和量责两个环节统一采取三个步骤。涉案数额因其可清晰快捷地界分刑民交叉责任,常为法官首先参考采用;判断行为是否由民转刑的重点在于考察行为人的主观状态,因而在定责过程中还需重点关注主观状态,以进一步界分刑民交叉责任;刑民交叉责任因并存着多重法益,考量法益平衡是最终界分刑民交叉责任的关键。刑民交叉责任的三步界分可逐步明晰商标侵权与商标犯罪间的边界,在定责和量责全过程中不断地缩小刑民交叉责任的模糊区域,以利于法院公正裁判商标刑民交叉案件。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若干问题探析——以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为中心

2012年修改的我国《刑事诉讼法》实施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可能存在"合适成年人"无法作为民事诉讼法定代理人以维护有关未成年人民事权益、适用"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时将被告人赔偿与否作为量刑情节而造成对被告人不公、适用"简易程序"时法官施压调解而干预阻碍被告人行使民事诉讼权利、审判人员能否兼备审理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的专业素养等问题。为了在发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优点的同时一定程度上控制其缺陷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司法解释应规定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不适用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民事部分标的金额较大的情形、被告人可能被判处较重刑罚的情形、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刑事部分与民事部分审级不一致的情形、案件审理时间较长的情形。

民刑交叉案件的处理方式探究——以民间借贷案件为例

不同部门法在功能、价值、目的上既有耦合又有差异,其冲突往往需要适用某些特定原则或习惯进行处理。民刑交叉案件作为一种典型的部门法冲突,此类案件如何处理一直都是学术界热切关注并渴望解决的难点问题。在所有的民刑交叉案件之中,民间借贷纠纷因其法律关系复杂、容易滋生刑事犯罪、对民众影响程度大等特点,成为民刑交叉案件的重点领域。受我国传统“重刑轻民”思想的影响,在司法实务中法院往往采用“先刑后民”的方式来解决此类案件,并逐步成为惯例。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私权利保护的觉醒,民刑交叉案件的处理方式应当尊重当事人的选择权,保持刑法的谦抑性,向“民刑并重”的方向转变。

从刑行交叉视角看待行政犯罪及其惩罚

刑行交叉是研究行政犯罪的关键,基于刑行交叉的视角,将行政犯罪界定为违反国家行政法律规范而又触犯刑律,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犯罪行为。同时,基于此视角,探讨了行政犯罪惩罚的根据即其法律责任,得出了刑事责任优先的刑事、行政双重责任的结论,进而强调实现行政犯罪的惩罚关键要做好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针对实践中的问题提出对策。

刑民交叉案件分案审理的标准

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判断刑民交叉案件是否"分案处理"的标准有二:一是"同一法律关系",二是"同一法律事实"。从法理及实践看,单纯依据某个标准,并不能对刑民交叉是否"分案处理"得出一个统一结论。因此,应将二者结合起来,确立一个综合性判断标准:凡基于不同法律事实引起的刑、民法律关系,应当分案审理;凡基于同一法律事实引起的刑民法律关系,原则上应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合并审理。

滥用本人银行卡行为的刑事法理分析——兼评民刑交叉案件的法律适用路径

滥用本人银行卡具有典型的民刑交叉属性,其中持卡人身份和银行卡操作流程均具备合法性外观,这给刑法适用带来了困惑。在银行卡法律关系中,存款的占有判断标准和ATM机的法律属性,应结合民法和刑法各自特征分别做出。对于利用ATM机故障恶意取款、存入假币换取真币以及挂失取走本人银行卡中他人钱款的行为,应结合钱款的归属、钱款的受控状态以及实行行为特征,分别认定为盗窃罪或诈骗罪。在民刑交叉案件的法律归责中,不能一概采取先民法后刑法的法律适用路径,而应结合自然犯和法定犯的不同特征,确定法律归责方式。

“一物多卖”拒不返还财产刑民交叉案件的司法处理

针对“一物多卖”等合同纠纷引发的刑民交叉案件,司法机关往往在认可合同效力的同时扩大了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以合同诈骗罪来处理当事人之间的财产纠纷。这样的处理方式既存在犯罪构成要件识别上的偏差,也是对民事主体自由支配民事权利的抑制。慎重选择民事或刑事程序解决“一物多卖”拒不返还财产的刑民交叉案件纠纷,可以实现法律价值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也能够充分发挥司法行为在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以及维护法律规范调整机能方面的功能。

论经济案件中刑民交叉的法律适用

部门法律之间的交叉是经常发生的,民法和刑法之间也是如此,选择哪一种法律适用,体现着一个社会的价值理念。建立法治社会,必须要有民本思想,以维护民法的基础地位。

论先刑后民原则

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刑民交叉案件,在处理机制上主要依据先刑后民原则,该原则是否应被看作一种法律原则来适用,其是否有法律依据,如何界定该原则的适用范围,以及对其存在的意义如何评价,是主要阐述的问题。

刑民交叉案件审理模式探讨

刑法学与民法学是看似相互独立、泾渭分明的两种学科,但在纷繁复杂的司法实践中,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交织在同一案件中的现象却多如牛毛,其中所涉及的案件性质认定、刑民责任划分、程序适用等问题也一直是困扰着各级司法机关的疑难问题。当前司法实践中主要有先刑后民、刑民并行、先民后刑三种刑民交叉案件的审理模式,三种模式可以说是互有优劣并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本文通过对三种审理模式进行利弊分析,提出了依据刑民交叉案件类型灵活选择审理模式的观点。

从刑民交叉角度再看存款名义人挂失领取他人钱款案

存款名义人挂失取走他人存款的行为如何定性,理论界存在很多争论。有观点认为属于民法上的不当得利,因为存款名义人与实际存款人两者之间没有任何意思表示,前者获得财产利益没有合法根据,而后者却因此遭受了存款损失,两者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也有观点认为其构成侵占罪,司机王某和实际存款人总经理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委托关系,前者将合法占有的存款变为自己所有。也有不少人认为王某构成盗窃罪,认为存款名义人违背了实际存款人的意志,将存款转移到自己占有。也有其他的观点认为是存款名义人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向银行实施了欺骗行为。而本文一改传统的视角,首先从法律关系为切入点对本案中的银行、实际存款人总经理刘某和存款名义人司机王某之间的行为进行剖析,在该前提之下,对银行存款的占有状态进行分析,来判断司机王某行为性质。本文的观点是:司机王某的行为属于民法上的不当得利,王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